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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如何收編五四運動的「自由民主」思想?毛澤東的詮釋、改造與再深化

中研院院士陳永發數年來的研究,以中國近現代史為核心,著有《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
圖片來源│中研院秘書處 攝影│劉韋佐

除了德先生、賽先生,五四還是……

百年前,風起雲湧的中國,學生走上街頭,工人、商人聯手響應,全國各大城市沸騰。百年後這場抗爭似乎已有些遙遠,一般人最耳熟能詳的大概是德先生(民主)、賽先生(科學)。實際上,五四運動在政治、文化、思想上的變革,對近代中國都有關鍵影響,因此也成為各家爭奪詮釋權的戰場。


陳永發院士首先從五四運動的兩個定義,畫出這場運動的輪廓。接著,透過毛澤東 1940 年的〈新民主主義論〉與 1937 年的〈反對自由主義〉二文,梳理了毛澤東如何挪用「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發展成中國共產黨的知識核心,達成「綁架」五四歷史的詮釋效果。


因此,第一個問題是:什麼是五四運動?


記憶中的五四:狹義與廣義

1960 年,近代史學者周策縱在《五四運動》(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一書中,提出了狹義五四與廣義五四。


狹義的五四運動被視為一種「行動」。 1919 年 5 月 4 日,北京的大學與中學生為了爭取中國山東的權益,共同走上街頭抗爭。這場由學生發起的政治運動,後來演變成全國性的「三罷」運動:學生罷課、工人罷工、商人罷市。


最終,這場全國沸騰的抗議運動,迫使北洋政府下令「巴黎和會」的出席代表,拒絕簽訂不平等合約,五四也被視為中國近代史上重要的學生運動。


1919 年一戰結束隔年,世界列強在巴黎和會商議,準備將戰敗國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轉讓予日本。消息傳回中國,引發學生怒火,主動發起罷課運動。五四運動不僅演變成工人罷工、商人罷市的集體「三罷」運動,放在近代史的脈絡中,更是近代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重要里程碑。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廣義的五四運動,則得將時間再往前追溯,來到 1917 年的白話文運動,由胡適、陳獨秀、蔡元培等人掀起中國新思潮。


胡適提出「八不主義」:言之有物、不摹倣古人、講求文法、不作無病之呻吟、不用爛調套語、不用典、不講對仗、不避俗字俗語,大大影響了當代白話文體的變革。


這場文體改造比「五四運動」提早兩年,看似毫不相干。但如果把視角拉高便能發現,他們激起的不僅是白話文變革,還促成文化底蘊的內在變革,包括西方社會主義的鼓動,以及影響新中國的「現代性」啟蒙。其中最讓人熟悉的,就是德先生與賽先生 ── 分別代表民主與科學,成為日後五四精神的重要指標。

 

狹義五四的「社會行動」與廣義五四的「思想改造」,相輔相成,是五四之所以成為五四,缺一不可的環節。

陳永發強調:「沒有廣義五四累積底蘊與反思,不可能爆發出對歐、美、日外強的深刻失望;沒有狹義的行動五四作為契機,則不可能形成日後中國對社會主義的嚮往。狹義與廣義的五四必須相輔而成。」


改頭換面 1:「民主」的馬克思主義化

對五四有了初步理解,接下來的問題是:毛澤東如何「挪用」、「改造」五四,進而「綁架」五四?


時間來到 1939 年 5 月 4 日 ,五四運動 20 週年。此時,中國共產黨因 1937 年盧溝橋事件的「外憂」,處在國共合作的階段。毛澤東發表了一篇短文〈青年運動的方向〉。


他認為,五四運動代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到了新階段,出現學生為主力的隊伍,成員包括工人和新興民族資產階級。而且在中國,這個民主革命歷史觀有系統性脈絡,始於鴉片戰爭,歷經辛亥運動、五四運動、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直到 1937 年抗日戰爭爆發。


1940 年 1 月,共產黨逐步擴大在華北敵後的占領區,毛澤東需要進一步鼓舞和爭取人心,於是他又發表〈新民主主義論〉,說明「中國該往何處去」。


毛澤東在延安寫作,攝於 1938 年。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陳永發分析,當時的毛澤東不僅接受馬克思的唯物進化史觀──中國已經歷了原始公社、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三個階段,同時也接受列寧與史達林的革命理論──19 世紀中葉的中國,已開始由資產階級發動民主改革。


但毛澤東認為:資產階級推動的民主改革並沒有貫徹,封建的地主階級仍然據於統治地位。直到五四時期,改由無產階級來領導,民主改革才能成功,他將這個中國新階段命名為「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過去由資產階級發動的稱為 「舊民主主義革命」


在〈新民主主義論〉,他特別提到工人階級是引領革命的最佳人選。毛澤東強調,五四運動中,工人階級已經成為「一個覺悟獨立的階級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因此,新民主主義革命必須由工人階級領導農民、小資產、民族資產階級來完成,成功之後再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將中國發展成如俄國一樣的社會主義國家。


由此可見,藉由挪用五四運動衍生的民主主義,毛澤東開始建立起「毛版」的民主主義理論。


毛澤東:共產黨才是新三民主義者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也在〈新民主主義論〉中重新被詮釋。


毛澤東以 1924 年為界,區分了「新舊三民主義」。他指責蔣中正擁抱的是「舊三民主義」,應該被批判、被改造。因為 1924 年之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已包括聯俄、容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儘管這套「除舊布新」被後世學者視為「毛版詮釋」,然而「三民主義」卻透過新舊之分被有效地利用。


五四運動期間,中國開始出現新政治與新經濟,也帶來新文化。然而,這些「新」在毛澤東的詮釋中被植入不同意義。新政治、新經濟,是由工人階級領導,完成民主革命後,走向社會主義革命。新文化,則是不同於資產階級的文化思想、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特質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五四內涵,又進一步地被加以挪用與改造。

 

五四運動最大的意義是什麼?毛澤東強調,是愛國的知識份子找到馬克思主義,而且開始以行動實現資產階級階段的民主革命。

改頭換面 2 :「自由主義」十一條罪狀

除了上述從五四擴大到新舊三民主義的再詮釋,陳永發提出另一項毛澤東對五四的「綁架」,是關於五四「自由主義」的詮釋與改造。


中研院院士王汎森曾提到,1920、30 年代是中國的「主義時代」。風靡於知識分子間的十一種主義,分別是民主主義、社會主義、帝國主義、國家主義、門羅主義、國民主義、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民生主義、個人主義和共和主義。


作為五四知識分子,陳永發認為毛澤東一定讀過英國哲學家彌爾《論自由》。只是,無論毛澤東對自由主義的想像與理解為何,他在 1937 年發表〈反對自由主義〉,開始針對自由主義進行撻伐。


毛澤東強調思想鬥爭,把自由主義解釋為「主張無原則的和平」。首先,在文中列舉了自由主義者的十一條罪狀,其中包括對小資產階級的溫情主義、破壞紀律、明哲保身、不服從集體與上級命令、無原則鬥爭、反革命分子、不工作、群眾利益、不努力工作、功臣思想、有錯不改。


在毛澤東的理解中,十一罪根源於自由主義的三點特質。首先,他認為崇尚自由主義者往往將自我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居於次位,自私自利。


其次,毛澤東指責黨內的自由主義者,有思想卻不實踐與行動,停滯在思想層次。


第三,毛澤東將自由主義與機會主義劃上等號,不積極實行馬克思主義,在或左或右的情境底下,終將失去準則。

 
毛澤東嚴厲批判的自由主義,與五四運動的自由主義,其實關係不大。但這個詞被他「偷梁換柱」,打上資產階級的烙印,也成為日後共黨改造幹部的用詞。

綁架五四:詮釋、改造、毛澤東化

「毛澤東的兩篇文章都不是學術文章,而是政治文章,但影響卻很大。」陳永發強調,透過〈新民主主義論〉與〈論反對自由主義〉的梳理,可以理解毛澤東如何挪用並改造五四精神中的「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收編入共產黨的思想核心。


五四歷史被收編、綁架,自由主義則成為人人得而誅之的罪名,然而,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承諾的政治自由、經濟繁榮、文化先進,在他生前並未成為事實。


演講最後,陳永發也分享自己多年來研究中共黨史的核心關懷:

 

共產黨講的民主、自由,跟我們想的不一樣!你說他不民主、不自由,但他從沒講過他的民主和自由是這樣。如果我們不搞懂他們在講什麼,就無法提出有力的反駁。你應該先了解他的民主和自由,再來反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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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資訊
採訪編輯 蕭智帆
美術編輯 林洵安
刊登專欄 研之有物
刊登日期 2019-07-05

文章分類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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