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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二一大地震將滿二十周年的時刻，作為一位生長在臺灣的平凡人，地震就像是圖騰一樣銘刻在我們的血液之中，時時刻刻提醒著我們，平凡的日子實際上是多麼得來不易。回溯一百年前，日治時期的臺灣社會又是如何面對這項天搖地動的災害呢？
1906 年 3 月 17 日六點四十分，一如往常的清晨，天色微亮，家家戶戶似乎都還在沉睡之中，熟睡的人們並不知道接下來數秒，轉瞬間的天搖地動即將襲向歷史悠久的嘉義地區，數千人將天人永隔。[1]對於突如其來的大地震，許多嘉義人根本走避不及，在半夢半醒之下被壓在倒塌的屋簷中動彈不得，透過親身經歷震災的文人創作，或許可以感受到人們當時的恐懼：
黯淡晨光壓市闤，忽然震地又崩山。一千六十餘人命，化作泥團瞬息間。石破天驚避不能，哀聲四起動山陵。何來瀉下傾盆雨，慘上還加慘一層。絕大災祲特地生，劇搖震響似雷鳴。家家塌屋頹牆下，子哭親來弟哭兄。一場慘局是修羅，亂瓦堆中活瘞多。大半酣眠猶未醒，游魂早已赴南柯。南瀛未有此奇殃，一日三千死與傷。多少孤兒街上走，悲鳴涕淚喚爹娘。掘土陳屍遍道旁，人雖鐵石亦心傷。可憐千里蓬萊客，亦向諸羅覓北邙。[2]
對於當時的統治者總督府來說，1906 年不過是殖民統治的初期，許多建設與經驗累積尚且不足，面對如此巨大的災害，政府也一度陷入措手不及的局面。
那時的嘉義就像是孤島一樣，就算有統治初期建立的測候所紀錄下地震波幅，也難以得知災情嚴重與否。地震過後各地公私郵便電報不停湧入，嘉義郵便局卻因為局內遭到地震破壞，只能暫時將辦公地移往街上，災情無法在第一時間有效傳遞出去，整體情況非常混亂。[3]
同樣地，各支廳的警用專線也是處於斷線情況，只好直接召回仍在各地的苦力、工夫進行修繕工作，而大莆林、梅仔坑間等三十處斷線及其他電柱傾倒等情形，只能依靠人力徹夜趕工。這段時間的訊息傳遞幾乎都得透過腳伕往返，他們將災害訊息傳送出去，其後才由臺南廳借出數台腳踏車舒緩各處聯絡上的不便。[4]
另一方面，嘉義廳長岡田信興在震災當日見到嘉義市街的慘狀後，也急於理解各支廳的災害狀況，但因為道路崩壞、電信電話也不通，於是騎馬由打猫支廳起巡視新港支廳、月眉潭、水牛厝等近地，[5]直到傍晚才確定了打貓、新港、月眉傷亡慘重、嘉義街街庄接近毀滅，各地急需救護。而為了更進一步得知現況，廳長甚至直接派遣廳員及警察前去各地，並支援其救護工作。[6]
1906 年 3 月 25 日，負責地方救援指揮的嘉義廳廳長向嘉義廳災民發布兩則公告，公告首段乃先述及：「剴切曉諭。事照得此次震災。極為慘烈。家屋之倒壞。民人之死傷。為數甚夥。不勝目擊心傷之至。故凡罹是禍者。靡不力圖救護。固為爾等人民之所熟知。總督閣下亦深介念。」以此慰藉災民情緒，化解哀痛心理。其次，則宣示將嚴格取締蠱惑、欺騙災民之行為，以避免災區治安惡化不利治理。最後，則針對災區救援行動、救援步驟逐一說明，使災民能夠配合後續援救及復原工作。[7]
然而，根據總督府秘書長大津麟平後來呈報民政長官與總督的文書，會發現當時的地方與中央在救援指揮調度上，可能存在著權責不分的問題。
大津麟平在來到震災地視察後，不知怎的變成了震災指揮中心的中堅分子，反而架空了廳職員的指揮權。他覺得之後若再有類似的災難發生，則必須要有人可以統籌全局，這個人得有能夠調節中央與地方的手腕，不能只聽從總督府的命令，必須眼觀四面、耳聽八方，才能掌控人員調派的優先順序。[8]
雖然總督府在收到災害消息後，馬上召集各地醫療單位南下與嘉義廳官員碰面聽取簡報，卻隨即發現，嘉義廳轄下的區域各自為政，沒有一個統一的機構可以了解整個情況，以至於無法準確得知有多少人得到治療。再者，嘉義廳官員沒辦法有效指揮各醫療單位的行動，一方面出於沒有權限，二方面則是官僚團隊也沒有足夠能力指揮醫療單位，各地醫療資源分配極為不均，直到總督府派遣臺北醫院長野院長前往災地負責醫療體系的總指揮，事情才有所改善。[9]
當時的嘉義市區因為尚未有完整的市區規劃，別說是避難所了，就連一般的避難小屋都尚未普及，只能依靠從災區蒐集的可用物資與外地送來的救援物資簡單搭起天幕避雨，甚至要借用當時的畜產品評會收容無家可歸的災民。 [10]
更令人感到頭疼的是，當時的西醫人數是明顯不足的，連近代的救護班也相當缺乏。而且台灣民眾普遍對西醫感到陌生，再加上語言不通與對日人的不信任感等，都在在導致了救災治療有所耽擱，必須要靠調派醫學校的學生到救災現場擔任救護人員，協助克服語言障礙使民眾安心，才得以完成救護。[11]
然而，就算是暫時解決了醫療人員的調度與傷亡者的治療問題，緊接而來的卻是驟雨對災區的侵襲。或許是堅守家園的情懷，也可能是對近代避難所等公共建築感到陌生，許多民眾仍然住在倒塌半毀的房屋中，並沒有往救護所或收容所前進。枯坐在路旁的傷者，小孩哭泣著尋找已故親人，抱著嬰孩面無血色的父母，一幕幕的畫面都被《日日新報》的特派員真實的紀錄下來，令人鼻酸。 [12]
而在第一線參與救援的警察官除了需負責外部的救護事務外，還有內部庶務要忙，某種程度上，整體工作量是超出一般人所及的範圍。為了分擔警察的責任，嘉義廳因此設置震災事務所分擔其相關庶務工作。[13]然而面對廣大的鄉村地帶，支廳長雖作為警察機關的延伸，參與了災地的救援行動，卻缺乏決策權力，常要在收到上級指示後才能下達命令，這樣的決策網絡往往在面對緊急事件時顯得耗時費力，致使救援行動的效率下降。
回顧日治時期的地震經驗便會發現，原來一切事物都是從知識與經驗中學習而來，曾經的殖民政府在第一次面對巨大災害侵襲時，並不如表面上來的冷靜。
當地震摧毀了電信、電話，甚至是道路與鐵軌這些象徵著文明的設施之後，殖民政府就像是失去了眼睛與耳朵一樣，沒辦法輕易地看到地方社會以至於個人，更別說迅速指揮調度救援。即便整個國家體系都為了救災而動員，救援行動卻仍阻礙重重，中央地方的權責不清、官員沒有專業能力指揮醫療隊等，不但造成任務分配上的混亂與延誤，也凸顯出殖民地萬事包辦警察官的特性與殖民地統治對地震災害治理的陌生。
儘管日本內地也是飽受地震侵擾的地方，但其自身的災害經驗卻不能完整套用於殖民地臺灣身上。臺灣人不信任日人與西方醫療技術、對殖民政府所謂的「文明」感到懼怕陌生，這些其實都是日本統治初期面對的難題，如何改善這類關係，或是轉化現有經驗與調查現象因地制宜，的確成為殖民統治的首要任務，也是災害治理的寶貴知識。
[1] 1906 年嘉義地震造成 1258 人死亡。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台灣之自然災害》，台北：臺灣銀行，1967，頁 181-192。
[2] 《臺灣日日新報》，「詞林」欄，1906 年 3 月 21 日，第一版，作者黃茂清。
[3] 〈郵便電信事務〉，《漢文版臺灣日日新報》，1906 年 3 月 20 日，第二版。
[4]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總務局編，《嘉義地方震災誌》臺北市：總督府出版，1907 年，頁 244。
[5] 〈震災地實況（承前）〉，《漢文版臺灣日日新報》，1906 年 3 月 31 日，第三版。
[6]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總務局編，《嘉義地方震災誌》臺北市：總督府出版，1907 年，頁 242-243。
[7] 陳煒欣，〈1906年嘉義地震的救援與重建研究〉，《中正歷史學刊》，2013，頁129。
[8] 「三月十七日嘉義地方震災救護事務要錄（本署長代リ參事官大津麟平）」（1906-05-01），〈明治三十九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十五年保存第七卷警察外事〉，《臺灣總督府檔案 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4888011。
[9] 「三月十七日嘉義地方震災救護事務要錄（本署長代リ參事官大津麟平）」（1906-05-01），〈明治三十九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十五年保存第七卷警察外事〉，《臺灣總督府檔案 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4888011。
[10] 〈嘉義震災彙報〉，《漢文版臺灣日日新報》，1906 年 3 月 20 日，第二版。
[11] 〈震災地救護狀況〉，《漢文版日日新報》，1906 年 3 月 21 日，第二版。
[12] 〈雜報／震災地の慘狀〉，《臺灣日日新報》，1906 年 3 月 24 日，第二版。
[13]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總務局編，《嘉義地方震災誌》臺北市：總督府出版，1907 年，頁 2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