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溫政府執政的頭幾年，中國不同類型的 NGO 工作者之間的分野並不明顯，他們並不介意參與到同一個行動當中。
2005 年夏天，盲人維權者陳光誠為阻止山東臨沂官方的暴力強制絕育行為，來到北京尋求公盟的幫助，郭玉閃和滕彪隨即赴臨沂調查和提供法律援助，李和平、江天勇等律師也趕往當地協助受害者提起法律訴訟。
陳光誠的北京求援成功讓臨沂的強制絕育事件引發了國內網路和國外媒體的關注，他本人卻很快遭到了地方當局的報復。當年九月，陳光誠從北京被山東警方跨省抓走，隨後長期被軟禁在臨沂東師古村的家中。
許志永因此前往東師古村「闖關」探望陳光誠，希望引起外界對陳光誠遭遇的關注，他沒能成功見到陳光誠，卻遭到了看守者的集體毆打，之後更被山東警方開車送回北京。許志永的歷險記引發網路譁然，更多網友開始前仆後繼前往東師古村「挨打」。
當時 48 歲的梁曉燕身兼多個服務型 NGO 的職位，她看到網友奔赴東師古村的消息也動了心。她在跟寇延丁聊天時提起自己打算去看陳光誠，寇延丁立刻就說想一起去，一方面她對殘障人的事情自然關心，另一方面她提出自己是山東人，講著方言走進村不容易讓人起疑。梁曉燕稍稍考慮一下就同意了。
寇延丁和梁曉燕乘坐夕發朝至的火車奔赴臨沂，那天清晨，火車還沒有到達，兩人就早早起身了，她們在緊張著，不知道幾個小時後會是怎樣的情形。兩人還沒進到村莊，路上遇到的村民就告訴她們，進村的幾個路口已全都有當地幹部把守，她們只好按村民的指引走田間小路進村。不久後，她們又接到村民的電話說那條路也被堵死，只得再換一條路。兩人兜兜轉轉來到一戶農家，幾個村民圍著她們訴說陳光誠的苦況，說他期盼著聲援者的到來。
在座有陳光誠的親戚，提起當天正好是陳光誠女兒出生百日。寇延丁沉默了一下，摸出自己早年離家時母親向當地信仰的泰山老母求來的護身符，交給陳光誠的親戚，請他帶給陳光誠，縫到女兒襁褓中祈求平安。所有村民都站起來向寇延丁連聲道謝，在當地，祈求泰山老母的庇佑，是非常重要的風俗。
陳光誠的親戚先行離開，梁曉燕和寇延丁稍作停留又按照村民的指點上路。終於看到陳光誠家的院子時，她們同時看見大約二十個男人散坐在院門前。男人們看到這兩個年紀不小的女人靠近，愣了一陣沒有馬上阻擋，當她們快要走到院子時，男人們才圍了上來。他們張開手臂把她們往後推，兩方拉扯起來。
這時，陳光誠聽到動靜衝出了家門，一群人就當著寇延丁和梁曉燕的面將陳光誠團團圍住，拳打腳踢。寇延丁和梁曉燕大喊：「不許動手！」梁曉燕對阻擋的男人們說：「我們不見陳光誠，你們讓他妻子抱著孩子來，讓我們看一眼，我們馬上就走。」恰在此時，陳光誠的妻子抱著孩子也出了院門，卻被攔在寇延丁和梁曉燕面前，孩子的母親聲嘶力竭叫喊起來，另一邊陳光誠已經蜷在地上還在挨打。
混亂當中，陳光誠的弟媳婦從他妻子的手中接過孩子，朝寇延丁和梁曉燕跑來。在大人們此起彼伏的推搡和叫喊聲中，那個小小的嬰兒沒有哭，睜著亮亮的眼睛看著兩位素未謀面的阿姨。寇延丁低頭親吻孩子，看到那個泰山老母的護身符已經縫在了孩子的衣服上，她的眼淚一下子就湧了出來。
寇延丁和梁曉燕決定離開，在她們轉身一刻，陳光誠仍躺在地上，毆打還在繼續。兩人被驅趕著往村口走，看見迎面來了輛廂型車，裡面坐著四個女人。梁曉燕明白過來，因為她們是女人，男人們剛剛已經是客氣的，緊急調了女人來對付她們。兩人當作沒看見，繼續快步向外走，總算平安離開。
寇延丁和梁曉燕是那段時間唯一成功見到了陳光誠的聲援者。不久之後的 2006 年 3 月 11 日，陳光誠從家中被臨沂警方帶走；三個月後，他的家人收到陳光誠的刑事拘留通知書；八月，陳光誠被判處有期徒刑四年三個月。
當時李英強在主辦校園雜誌《大風》，持續報導著臨沂和陳光誠事件的發展，寇延丁與梁曉燕探訪陳光誠的故事就登載在《大風》上。到 2010 年李英強和寇延丁偶然在北京的咖啡館第一次碰面，兩個人都感歎著：「久仰，久仰。」
然而，當環境的壓力增大，不同類型的 NGO 工作者之間原本密切交融的關係，也會悄然改變。
五一二汶川地震之後，寇延丁來到四川。她的機構剛剛成功註冊，從「手牽手」改叫山東「泰安愛藝文化發展中心」，她知道自己的團隊勢單力薄，只能做小而精的工作。寇延丁放棄了災情最嚴重的汶川和北川兩縣，它們離省會成都市較近，而且已經備受矚目，她選擇紮根四川最北部的貧困縣、第三重災區青川。
寇延丁第一步要做的是採集受傷孩子的資料。許多孩子們的家住在青川山區，偏遠又分散，她和團隊成員只能徒步進山探訪。運氣好的時候，一天能完成一個孩子的一次家訪，有的時候則需要兩天往返。青川多雨，路況又差，一年中能夠家訪的日子只有一半。她們對一個孩子至少需要做兩次家訪，平均投入四天。寇延丁團隊這樣陸續採集到超過四百個因震致殘的孩子的資料。
即使採集到資訊，要能留在青川開展工作一點都不容易。這裡位處三省交界，有十個少數民族混居，地方政府對 NGO 的「政治可靠性」充滿疑慮，攜過億救災資源的非官方基金會都被拒之門外。雪上加霜的是，寇延丁做的因震受傷孩子援助工作，涉及五一二地震中的頭號敏感問題――豆腐渣工程校舍倒塌。
地震發生時正是學校的上課時間，但這不足以解釋中小學生的嚴重死傷情況──在震中的汶川北川之外，有近七千所學校倒塌──許多家長在第一時間趕到學校，只看到校舍已成瓦礫，斷裂的牆體裡本該是鋼筋，他們看見的卻是四川盛產的竹子。家長們很難不想到是施工中的貪汙導致了校舍頃刻坍塌，哪怕晚幾分鐘，自己的孩子都有可能倖免於難。悲痛無處發洩的家長們，在廢墟般的城市裡遊行，抗議校舍的豆腐渣工程。現場員警卻放話說，法院不會受理他們的訴訟請求。
四川當地的異議人士黃琦因為協助遇難學生的家長抗爭，以及在網路上撰文揭露校舍豆腐渣工程，很快遭到逮捕。媒體記者多次追問官方倒塌校舍和遇難學生資料也徒勞無功。知名藝術家、博客作者艾未未的工作室決定啟動遇難學生名單的網路收集活動，但他的工作室志工隨即發現，網路上只能找到家長們自發上傳的零星資訊，打電話給四川各相關部門查詢則無一例外地遭到拒絕。
四川作家譚作人到倒塌學校實地調查後，發出了民間啟動調查的倡議。艾未未也發起「公民調查」活動，招募志工親赴災區，直接從家長處獲取遇難學生的資訊。公民調查活動前後共派出四批志工，收集到 5194 名遇難學生的個人資訊。
一系列的民間行動挑動了官方的敏感神經，四川各地區政府像逮小偷一樣不斷抓捕艾未未的志工，沒收他們記錄的資料，刪除他們相機裡的資料，然後派車把他們遣返成都，或是直接扔在高速公路邊。
寇延丁為了能留在青川，決定與艾未未的志工保持距離，當有網友聯繫她希望獲得受傷學生的資訊，她也選擇了拒絕。但這還沒能讓她免於當地學校的拒斥和警方的騷擾。寇延丁主動聯繫有關部門，希望獲得合作和認可，卻也遭遇各種理由的踢皮球。
一位四川當地的基層幹部提點她說：「我知道你們是做社會服務事業的，但妳也要理解我們工作的難度，既然是公安局的同志對你們不放心，你們不妨試試主動跟他們接觸？」
寇延丁受到啟發，決定找警方「自投羅網」。在中國除了最基層的員警駐點叫做派出所，更高級別的警察局的官方名稱都叫做「公安局」，即「公共安全保障局」。寇延丁走進青川公安局，找到一個警員就介紹自己的機構和工作，然後說自己遇到了困難，要尋求幫助。警員把她引導到青川的國家安全保衛大隊的辦公地，那是一排臨時板房，在各種政府工作還百廢待興時就搭建起來。
這是寇延丁第一次跟國保打交道。她一進板房，就看見桌上有一張 A4 紙，正是自己的身分證影本，一個女警員趕快走過來把那張紙捂住拿走。她的一本書也在桌子上，那是她寫殘障人故事的作品集《夢想美麗》，是她去一個死傷孩子特別多的學校探訪時送給校長的。寇延丁明白，這說明當地學校已經跟警方密切合作，警方正在調查她。
寇延丁腦子裡飛速地想著要如何打破僵局，她注意到現場有一個人，一看就像管事的領導，他的態度並不推託，沒有把話封死。寇延丁就當著所有警員的面向他把話挑明：「你們不是不放心嗎？你看，我這書就是一個證據，地震是 2008 年的事，艾未未做調查是 2009 年的事，我的書是 2005 年出的，我對殘障人的關注是 1993 年開始的，我來就是給受傷的孩子做事情的，你們不用擔心。」
寇延丁的話說完，這個領導模樣的人就顧左右而言他，提出她應該找政府部門開個介紹信來，寇延丁答應著就離開了，第一次接觸相安無事。
後來寇延丁瞭解到跟她對話的這個人是青川公安局副局長，姓劉；到她第二次再去公安局，她就直接找這個副局長，她一邊說明自己是有註冊的獨立法人機構，不需要開介紹信，一邊試著用其他話題跟他聊天，聊天中她得知這個副局長跟她是同年當兵。
寇延丁就開始轉入「自己人」模式：「劉局長，咱們當兵的人不說暗話，關於我們，該問的你們都問了，我們該說的都說了。你是當兵的，我也是當兵的，我是總參三部的兵──您該明白總參三部是什麼地方。」
「總參三部」，即中國解放軍總參謀部下屬的技術偵察部，是中國軍方情報部門的三個組成部分之一。寇延丁點到即止地把「總參三部」放下：「這個呢，我們就不說了，現在我就是寫書的、做公益的，那對我來說什麼最重要？」
她並沒有想讓副局長回答，就接著說：「江湖信用、朋友圈子最重要。」寇延丁向副局長解釋，自己現在是拿著全世界朋友捐的錢，要來青川給因震受傷的孩子治病，如果沒把事辦好，她這一輩子在朋友面前就抬不起頭來。
「如果想給自己找個藉口的話，最容易的辦法是什麼呀？」寇延丁的嘴角笑了起來，是那種成年人都能看出她並不少在說笑的笑法，「我就說是遇到了青川警方的阻撓。
這時候寇延丁話鋒一轉，批評起副局長的一個下屬，她提到警方第一次去騷擾機構時帶頭的張警官：「張警官作為一位執法警官卻喝得醉醺醺的，滿嘴罵罵咧咧，像樣嗎？如果我把那個如實公布出去，青川警方顏面何存？」
寇延丁再次一轉話鋒，亮出了自己的底線：「你只要讓我把這件事做得下去，我怎麼著都可以委屈求全；你要是讓我做不下去，非得讓我碎個瓶子踢個響的話，我讓它全世界都是玻璃碴子！」撂下狠話，寇延丁趕緊又說了幾句軟話，就告辭了。
從那以後，寇延丁每次進青川，都先給副局長發個簡訊：「劉局長，我快到青川了，有沒有時間一起喝杯茶？」副局長從來不回，但她的機構「愛藝」如果再遇到警方的騷擾，寇延丁就上公安局「找劉局長」。幾來幾往，愛藝磕磕絆絆，算是在青川站住了腳跟。地震受傷兒童這個高度敏感的議題能在災區做下來，在中國民間機構中是唯一一家。
偌大的中國有不少類似的、難得的機構和難得的專案，它們的存在構成公民社會的亮點，但每一個的經驗幾乎都是獨闢蹊徑、無法複製。
愛藝在青川披荊斬棘的 2009 年，寇延丁的一個朋友幫她註冊了一個推特帳號─當時推特還不必「翻牆」。她的帳號開通後，維權運動中的先鋒人物滕彪馬上向自己的過萬粉絲推薦了她，提到她 2005 年曾經與梁曉燕一起探望陳光誠。滕彪的推薦把寇延丁嚇著了，她立刻想到愛藝稀薄的工作空間，腦中浮現出自己向劉局長拍過胸脯的保證：「我跟艾未未不同，艾未未會在網上曝光遇難學生名單；警方可以隨便上網搜索，絕對找不到我的一個博客。」
從此寇延丁再沒有用過推特。不僅是推特，她也不用 Facebook，不開博客和微博，一切都為了保證愛藝在青川的事業能夠進行下去。
另一邊廂，最早曝光豆腐渣校舍問題的黃琦和譚作人，分別被判處三年和五年徒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