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醫學在中國的演變是二十世紀醫學史最重要的發展之一。傳統醫學在中國的發展，是文化大革命（1966—1978）期間對國族認同追尋的一部分。中醫是具有全球地位而廣泛獲得使用的傳統醫療之一，引領其他形式傳統醫療與另類醫療的發展潮流。
雖然中國並未完全受到殖民，但從十八世紀開始中國南方有幾處或是遭到殖民，或是經歷不同國家的殖民影響力與控制。從中世紀開始，中國和歐洲經由貿易路線而有著漫長的接觸史，特別是透過經由中亞與南歐而抵達東地中海港口的絲路。
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Marco Polo，1254—1324）就是透過這些貿易關係，而在十三世紀越過中亞抵達中國。在十七世紀的貿易年代，葡萄牙人抵達南中國的港口進行貿易尋求香料，這是葡萄牙在東南亞海洋擴張的一個篇章。
十九世紀歐洲國家才試圖於中國建立殖民控制。1830 年代之前，歐洲在中國的貿易與殖民控制僅限於廣州這個港口。在 1840 年代英國試圖將其殖民控制延伸到廣州之外的地區，而和中國統治者發生衝突，導致了人稱第一次鴉片戰爭（1839—1842）的軍事衝突。
鴉片不是中國本土的產品，雖然將鴉片用於醫療目的在中國有長久的傳統。從十七世紀開始，荷蘭與英國的商人把鴉片當成休閒藥物引進南中國。十八世紀英國人在印度鼓勵進行大規模的鴉片種植，將其販售到中國市場，這讓英國人能夠和中國人進行貿易，否則中國人對其他歐洲產品沒有太大興趣。
道光皇帝警覺到國內愈來愈多人鴉片成癮，還有越來越明顯的英國殖民力量，因此在 1839 年派遣部隊到廣州摧毀英國的鴉片貿易。英國也派遣艦隊到中國而爆發了戰爭。
英國擊敗中國部隊，在 1842 年簽署南京條約。南京條約規定要在東南海岸開放五個「條約口岸」（treaty ports），並且廢除中國統治者加諸廣州外國商人的壟斷制度。中華帝國遭貶為半殖民地（semicolony）。法國人在雲南省建造鐵路網，讓殖民貿易與影響力得以進入中國內陸。
從十七世紀開始，基督教傳教士前來中國是中國和歐洲殖民接觸的重要發展。耶穌會士和基督新教傳教士隨著葡萄牙、法國與英國的商人來到中國，但他們保持獨立的地位與活動。
從十八世紀開始，耶穌會傳教士將西方醫學引進中國南方與澳門。他們所帶來的新奇草藥（亦即金雞納）很快就整合進中國的藥典。英國人簡納的種痘法很快地取代了舊式的天花預防方式。
十九世紀的醫療傳教士則建立起傳教醫院與醫學校。英國傳教士在雲南廣泛運用西方醫療。十九世紀殖民勢力的增長，導致西方醫學在中國部分地區取得主導地位。從十九世紀晚期開始，英國與法國的殖民當局引進大規模的疫苗接種與衛生措施，保護其殖民利益免於鼠疫與霍亂的流行傳播。
英國人在 1850 年代也在香港通過傳染病法。在引進西方療法與醫院的同時，歐洲人認為中國醫療是迷信和不科學的，這反映了他們一般認為中國文化與社會落伍與倒退的態度。
隨著共產黨政權的建立（1949）與文化大革命，中國政府對傳統醫療進行大投資，試圖發展可負擔的醫療照護與公共衛生設施。現代性、文化認同與中國的社會經濟重建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面向。相對於殖民與封建的過去，這場運動試圖界定全新又現代的中國。
中國政府建立基層健康照護體系作為追尋新國族認同的一個步驟，並且試圖振興傳統醫學。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衛生部指導全中國的健康照護，建立基層照護單位。
有趣的是，這段期間中國相當廣泛地使用「醫師」這個稱呼，不只稱呼擁有醫學學位的人，也指稱任何幫助病人的人。在此同時，中國政府透過設立醫學院和醫院，將治療與藥物標準化以及將傳統醫學的訓練制度化，對傳統醫學進行革命。
接受西方醫學訓練的中國醫師也學習傳統醫學，而傳統醫者則接受現代方法的訓練，有活力地整合現代的醫學概念與方法，振興傳統醫學某些特意挑選出來的合適面向。因此，中國傳統醫療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為了回應西方醫學而重新打造。
1960 年代也是李約瑟這類西方學者對中國科學產生興趣的時期，對於傳統中國社會結構和技術實作有更大的理解。對李約瑟而言，中國科學有自己獨特的取向，是由其特殊的社會與物質文化所形塑。
透過這些過程，在 1950 年代創造了一個新的中國醫學傳統，以 TCM（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傳統中醫學）這個縮寫正式為人所知。這是種相對現代的中國醫學，就其依賴統計學、診斷試驗與標準化而言，可與現代生物醫學相提並論。
TCM 是一個混種與被發明出來的醫學傳統，結合了民俗醫療元素與西方的療法，以及對症治療的診斷與藥物。儘管 TCM 是相對現代的產物，治療者和倡議者經常宣揚其古老傳承。
蔣熙德（Volker Scheid）寫了一部完整的中國傳統醫療史，指出本土性、自給自足與可負擔是驅動文化大革命的力量，造就了 TCM 的出現。在後文革時期，當中國的社會主義政府擁抱經濟自由化和新的全球醫療市場，TCM 也改變了。TCM 成為一種全球的醫學傳統和經濟力量。
針對傳統中醫學的出現，金．泰勒（Kim Taylor）寫了一部批判的歷史，論稱西方的觀念直接或間接地造就傳統中醫學的重要性。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和之後，中國醫師和政府發明一種新的醫學，以便創造出一種既是中國自身傳承卻又和西方醫學不同的醫學。一方面，他們反覆宣揚與強調中國醫學遺產之豐富。另一方面，他們強化了認為中國文明與中國醫學都是靜態、單一且不變的西方觀念。
泰勒寫道，在 1960 年代與 1970 年代，中國在政治上與文化上都「自我封閉」。西方學者對於中國醫學與社會所發生的轉變所知不多，也強化了中國醫學單一的表象。這段期間編纂的「中醫基礎理論」（basic theory of TCM），是藉著將中國多種異質的傳統加以統一與簡化為基礎而完成。因而一個新的醫學傳統如今要為新的國族利益服務，而且在這過程中強化了「傳統」中國的觀念。其他人也指出，傳統中醫學在中國取得主導地位，甚至將許多的民俗醫療邊緣化。
在中國的另一個發展是實驗用新的方式來提供醫療；比起把焦點放在「提供的是何種醫療」，這點經常來得更為重要。1968 年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共產黨支持一種針對鄉村地區的全新健康照護提供體系。每一個村子都分配一名赤腳醫生（這是具有現代醫學基本技能與知識的醫療人員，能夠應付輕微的疾病），負責提供基本醫療照護。
英勇奉獻的醫療人員結合傳統中國的價值與現代科學方法，前往偏遠的鄉村地區為貧窮的農人提供衛生與醫療，赤腳醫生成為文化大革命的象徵。這超越了建立醫院、精神病院與診所、或是在偏遠地區進行疫苗接種與衛生計畫等既有方式，確實是一種在非西方國家提供衛生的全新革命性方式。其主要衝擊是將現代醫學引進過去只有傳統中醫服務的村莊。
中醫如今在現代中國是個龐大的醫療建制，而且整合到基層健康照護體系。到了 2001 年，中國有超過 2000 家的醫院由超過 80000 名中醫師提供傳統中醫醫療。有好幾間醫療訓練機構（其中最有名的是北京中醫藥大學）提供先進的傳統中醫學訓練，也收外國學生以及海外華裔學生。
在此同時，中醫成為全球品牌，從 1980 年代開始，中醫成為跨國的醫學傳統，出現在上海、坦尚尼亞與加州等地，也在美國不同地方成為主流醫學。在這個過程中，中醫刻意滿足一些要求與社會經濟脈絡。
之所以會發生這樣的轉變，乃是因為中醫對於西方的白人中產階級有種特別的吸引力。當現代生物醫學看似愈來愈不具有個人面貌，受到只在乎利益的大型藥廠控制，傳統中醫學像是更為有機、更個人化而溫和的「另類」醫療。弔詭的是，中醫在這樣的過程中全球化、也企業化了。
因此，所謂的傳統中醫其實是一種相對現代的醫學，從 1950 年代開始，當中國的政治領導者和醫生試圖界定新的國族文化、經濟、教育與衛生基礎建設時，傳統中醫學就在這樣的歷史過程中出現。
.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