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乘捷運遊台北】中山堂：官方意識型態的晴雨表

眾所周知，今日我國位於重慶南路的總統府，是繼承日治時期的台灣總督府而來。然而，這棟巍峨氣派的紅磚建築卻也不是憑空出現、無中生有。大家有沒有想過在總督府落成之前，統治台灣的最高長官又是在哪棟官舍處理政務呢？
 

穿過「西門印象」後，我們繼續往城中的心臟地帶前進。只要在衡陽路與延平南路交叉口左轉，以藝文表演場地聞名的台北中山堂便會立刻出現在我們的眼前。不過，各位可能不知道早在清領時代晚期，中山堂及廣場周邊曾經坐落著數棟清代的重要衙署，實為當時治理台灣的行政中心。

有鑑於法國曾在中法戰爭期間進犯台灣，清廷在 1887 年將台灣正式設為獨立的行省。此後，台灣全島級別最高的行政單位，便是設置於今日延平南路與武昌街口的台灣巡撫衙門。在巡撫衙門南側，則設有協助巡撫處理政務的台灣布政使司衙門，以及招待中央官員的欽差行臺。

1895 年，在甲午戰爭中落敗的清廷，被迫將台灣與澎湖割讓給日本。日軍進入台北城後，由於巡撫衙門已經遭到焚毀，便以原本的欽差行臺及布政使司衙門[1]充當總督府的臨時官廳。等到總督府的新廳舍（即今天的總統府）於 1919 年竣工之後，欽差行臺等兩棟清代官廳則改為學校與展覽空間之用。

到了 1930 年代，基於布政使司衙門的建築結構逐漸老化腐朽，總督府先是將其完全拆除，其後又以紀念昭和天皇（1901-1989）曾經訪問台灣為由，決定在布政使司衙門與欽差行臺的位址上，另外興建一座可供民眾舉行集會活動之用的大型公共建築。

考量到欽差行臺已經是當時碩果僅存的清代官署，總督府便將行臺建築拆解分為三等份，分別搬到圓山動物園（原台北市立兒童育樂中心）、淨土宗台北別院（今善導寺）與台北植物園三地予以保存。

至於新建築的規劃，總督府則交由營繕課技師井手薰（1879-1944）負責主持。 1936 年，外觀採用「防空色」[2]設計的台北公會堂，總算正式宣布完工！在當時的日本國內而言，台北公會堂的建築規模僅次於東京、大阪及名古屋的公會堂，實可想見總督府對於這棟建築的高度重視。

弔詭的是，後來的時局發展可謂對總督府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伴隨著日本於 1945 年宣布投降，國民政府不只將台灣劃歸為第十五受降區，受降地點正是由總督府一手打造的台北公會堂！當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1883-1950）從總督府官員接過受領證（類似降書的文件）的那一刻，台灣便正式地迎來了新的主人與命運。

陳儀到任之後，先是將台北公會堂更名為紀念孫中山（1866-1925）的「中山堂」；其後，政府又在中山堂的前方廣場增設了一尊孫中山的大型塑像。值得注意的是，這尊銅像的基座原本是由立於橢圓公園、紀念第 4 任民政長官祝辰巳（1868-1908）的銅像所使用。

第二次世界大戰晚期，日本政府為了解決金屬物資的匱乏問題，接連發布了「金屬類回收令」，試圖將官方與民間的金屬收歸國有，以作為生產武器的原料。

在這種時代氛圍之下，祝辰巳銅像極有可能也遭遇了回收熔解的命運。等到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之後，就這樣直接在日治時期的銅像基座上，重新樹立了屬於自己的政治符號。

國府遷台之後，直到 1966 年中山樓完工之前，中山堂都是國民大會的開會議場。此外，中山堂也曾經是總統就職、接見外賓的重要會場。身負著如此多重的政治使命，使得中山堂自然而然地變成向國內、國外傳遞意識型態的政治場域。

是故，中山堂大廳的廊柱，原本是以象徵日本皇室的菊花作為裝飾，國府則將其換為代表國花的梅花樣式； 1999 年，政府又在堂前廣場設立了「抗日戰爭勝利暨臺灣光復紀念碑」。以上種種行為，實可清楚看出中山堂所被賦予的政治宣傳任務。

除了宣傳意識型態的功能之外，中山堂也繼承了公會堂時期的文化機能。由於位處交通便利的城內地區，加上擁有大型的場地空間與設備，自 1950 到 90 年代，中山堂曾經是公教人員可以欣賞免費電影的公共空間。到了 21 世紀，中山堂則是延攬了台北市立國樂團進駐，轉型成為台北藝文界的重要表演場地。

從台灣的政治中心轉變為具有宣傳功能的集會場所，再蛻變為民間的藝文活動舞台，中山堂的命運可以說是有如走馬燈般變化無常。事實上，越是深入城內的核心地帶，我們就能看到越多與統治者關係匪淺的歷史建築。

時空偵探接下來要介紹的古蹟，便是位於我國總統府後方，負責修纂國史、保存總統副總統文物的國史館（原遞信部）。與總統府比鄰而居的地理位置，固然凸顯了此棟建築的特殊地位，卻也因此將其捲入了大時代的波瀾之中。欲知後話如何，請待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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