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莉莎白時代的廷臣哈靈頓（Sir John Harington, 1560-1612），因女王是他的教母，幼時經常出入宮中。他在女王過世之後，寫給友人的信件中，記錄了一件發生在女王與其侍女瑪麗．霍爾德（Lady Mary Howard, d. 1603）之間的故事。
哈靈頓提到女王「很喜歡華麗的衣服，可是經常指責那些穿著過於高貴、不合於其身分地位的人。」她的侍女中有一位霍爾德女士，平常就愛打扮，時常吸引女王寵臣愛賽克斯伯爵（Robert Devereux, Earl of Essex, 1565-1601）的目光。
某日，霍爾德穿了一件用天鵝絨製成，滿綴金線與珍珠的連身衣裙（a velvet suite），引起許多侍女的豔羨，卻也惹惱了女王，因為女王認為這件衣裙比她自己穿的還華麗。於是，她找人暗暗取來霍爾德的衣服，穿在自己身上，可是以女王的身高來說，這件衣服的裙子太短，很不合身。
然後，女王刻意走進一群侍女聚集的房間中；她問在場每一位侍女，是否喜歡她所穿的新衣裳？她又轉頭問這套衣服原本的主人：「它是不是太短不合身？」困窘的霍爾德女士只好點頭稱是。
女王接著教訓她：「如果因為它太短而不適合我，我想它也永遠不會適合妳，因為太高貴了。所以〔這件衣服〕都不適合〔我們兩個人〕。」這番話讓霍爾德聽得更加無地自容，此後她再也不敢穿上這件衣服，將它束之高閣，直到女王過世。
此事件透露著女王對華麗衣裳的喜愛，又有幾分女人在外貌上、情愛上，對另一個女人的嫉妒。但伊莉莎白女王用了這時代最普遍的服飾語言―「秩序」，迫使另一個女人放棄精緻美麗的服裝。
所謂秩序的語言，在此指的是以身分和地位界定何謂合宜的服裝。在宮廷的政治秩序中，沒有侍女可以在服裝上超越女王的尊貴；或者說，宮廷中個人外表穿著的服裝，必須在視覺上體現宮廷的政治秩序。
然而，宮廷中的秩序僅是此時代秩序觀的一環，或其縮影。
比宮廷更大的是由所有人所組成的「政治體」（body politic）或「共同體」（the commonwealth）；比共同體更大的，則是自然宇宙的世界。
歐洲中古至近代早期的秩序觀中，從個人、共同體到宇宙，都在神所定的法則下運作；從天界到塵世，也都體現神意所定的秩序。因此，一切受造物是一有機且互相聯合的整體。
同時，各樣受造物在神的計畫下都有其命定的特質、功能和位置，個體的責任與價值，即在服從神所安排的計畫，加入宇宙整體的秩序中，以獲得最終的救贖與至善（summum bonum）。
伊莉莎白時代的劇作家莎士比亞，在《特洛伊羅斯與克瑞西達》（Troilus and Cressida, c. 1602）一劇中，藉尤里希斯（Ulysses）之口訴說了這樣的秩序：
天體本身、行星和這個地球
都遵循著等級、順序和位置（degree priority and place）、
運行的規律、軌道、比例、季節、形式、
職責和習慣，有條不紊（in all line of order）。
所以這燦爛的恆星太陽，
就在其他星辰的環拱之中，
端坐在輝煌的寶座上，……
並像國王的旨令通行無阻地
巡視著福星和禍星。……
啊，一旦廢除等級，
這一切宏圖的階梯（the ladder to all high designs）發生動搖，
事業就陷於停滯。若等級不分，
那麼社會上的團體、學校的班級，
城市的行會，五湖四海的通商，如何能維護他們的和平秩序？
這幾句話是文學史上闡述秩序觀最有名的段落之一，相近的概念與語句出現在許多同時期各類作品中，從人文學者艾列特（Thomas Elyot, c. 1490-1546）的《統治者之書》（The Boke Named the Gouernour, 1531）、1547年英格蘭教會頒布的《講道書》（Homilies）、虎克（Richard Hooker, 1554-1600）的《論教會體制》（Of the Lawes of Ecclesiastical Politie, 1594-1596），到彌爾頓（John Milton, 1608-1674）的史詩《失樂園》（Paradise Lost, 1664），處處都迴盪著神定秩序的聲響，秩序觀可說是文藝復興時代人們「集體思維的一部分」。
在此思維架構下，神所造的人，居於各級天使和不同等級的生物之間，是整個宇宙「存在巨鍊」（the Great Chain of Being）中的一環，而人的共同體中也有一條由上到下，由各種不同「等級與地位」（degrees and estates）的人所組成的鎖鍊，他們各有不同的智識能力與職分。
1547 年英格蘭教會的《講道書》也指出：「有些人在高階，有些人在低位；有些人是君王，有些人是下屬」，還有「主人與僕人、父親與孩子、丈夫與妻子、富人與窮人」的區別，但每一個人在這樣的鎖鍊關係中，都需要他人的支持，這正是「上帝良善且值得歌頌讚美的秩序」。
在「秩序」的思維中，包含著兩個重要的觀念，一是「對應觀」（idea of correspondence）；一是等級（ranks）或階序（hierarchies）。
對應的關係可以存在於多種層面，例如星體中地位最高的太陽，可對應於人間最尊貴的國王（如上文所引莎士比亞的語句），也可對應於動物界的獅子、四種基本物質中的火，或是人的靈魂。
對應也可以發生於宇宙和人世之間，地上與天界聲息相通，世間個人際遇波折、社會動盪或災禍、世道良善或澆薄皆與天體運行有關。對應當然也可以存在於人體的小宇宙（microcosm）和天體的大宇宙（macrocosm）之間。
至於等級或階序的概念，中古英文中 order 一字，即同時含有「秩序」和「等級」的意義，後者對文藝復興時代的人來說，更界定了人與人之間的政治關係和社會關係。基本上人們認定整個社會都充滿在神定的秩序中，只要有秩序就存在等級；或反過來說，「有等級的差異，就帶來秩序。」
十六世紀許多政治思想家和文人，就是以身分、等級和階序來理解社會的組成，如史密斯（Sir Thomas Smith, 1513-1577）和哈理森（William Harrison, 1534-1593）都指出：「在英格蘭，我們通常把人民分成四種（four sorts），即仕紳、市民或鎮民、自耕農，以及工匠（gentlemen, citizens or burgesses, yeomen, and artificers）。」
這四種人不但在社會地位與財富上高低不同，也有不同的政治權力，前三者依次掌管中央、城市與地方鄉鎮的政治事務，最後一種人（包含勞工、佃農、各類工匠）則「在共同體中沒有聲音也無權威，是被統治的，而不是統治他人的。」
這樣的等級秩序，有其物質性的表徵，即為衣著。
如艾列特說：「每種地位和等級各有合適的服飾，〔穿得〕太奢華或太儉樸，都要招致批評。」在上統治的人，要穿出合宜的尊貴與榮耀，因為這是他們「威嚴（maiestie）的一部分」。
伊莉莎白時代的論冊作家史塔普也主張：只有「貴族、仕紳和統治者可以合法穿著華麗的衣服，以顯現他們的出身、尊貴和地位……才能在人民心中激起害怕和敬畏。」至於無官職的中下階級，則完全不可「穿上絲綢、天鵝絨、花綢、錦緞、金絲、銀線」等材料所做的衣服，因為「每一個人要根據他們的職分（calling）」來穿衣服，才能維護穩定有序的社會。
呈現在圖像上，從低地國移居至英格蘭的畫家德．希爾（Lucas de Heere, 1534-1584），在其《英格蘭、蘇格蘭、愛爾蘭簡述》（Corte Beschryvinghe van Engheland, Schotland, ende Irland, 1573-1575）一書所附的插圖中，呈現了不同階級與身分的服裝，有穿著禮袍的貴族、倫敦市長、市府參事、同業公會成員、衛兵，以及四類倫敦女子。
文藝復興時代的秩序觀中，也帶著強烈的不安感，和對「失序」的恐懼。就像莎士比亞透過尤里希斯之口所說的，當有人無視等級，「立意向上爬」，帶來無比的混亂，「將要擾亂、摧垮、分裂並毀壞邦國的統一和共同締造的和平」。這樣的混亂正是「由於等級受踐踏而發生的。」
1547 年英格蘭教會的《講道書》也說：若無上帝良善的秩序，「沒有家宅、城市、共同體可以堅固延續到永久。在沒有正確秩序的地方，所有敗壞、肉體的放縱、凶惡、罪孽和巴比倫的混亂（babylonical confusion）就要掌權。……繼之而來的必定是胡作非為，以及靈魂、身體、財貨和共同體徹底的破壞。」
1570 年頒布的《講道書》也繼續警告所有人民，不服從等級與在上的權威，「所有罪惡與悲慘，都將竄入且覆滅這個世界。」事實上，都鐸時期的英格蘭（Tudor England），失序的現象正在發生，人口的增加、物價上漲、修道院的解散、圈地運動，以及國際貿易的發展，都讓原有的社會秩序處於劇烈的變動中。
現實社會已與理想的秩序世界，差距越來越大。表現於外，則是越來越多人像女王的侍女霍爾德一樣，穿錯衣服，不合於應有的階序。
史塔普指出：
現在的英格蘭，服裝上一團混亂（a confuse mingle mangle of apparell），僭越的情形非常嚴重。每個人都可以穿上他想穿的衣服，或用任何方法得到他想要的衣服來誇耀自己。所以要分辨出誰是貴族、誰是可尊敬的、誰是貴族仕紳、誰又不是，變得非常困難。有些人他們既不是貴族仕紳，也不是自耕農，在共同體中沒有權威和官職，卻每天穿著絲綢、天鵝絨、錦緞、塔夫綢這一類的衣服；可是他們出身低下、地位貧賤，做著勞役的工作。在我看來，這是基督教共和國中巨大的混亂與普遍的失序。
面對這樣的混亂和變動，都鐸政府祭出了「服飾法」，以重新確立階級秩序。
本章的主題即為都鐸時期的服飾法，此類法律在此時期英格蘭頒布的數量，超過過去所有的總和，強烈表達了政府管理人民生活秩序的統治思維，以及此時代社會文化對秩序的追求。
此章的主題呼應著第二章所談有關「合宜」的服裝，也延續第三章有關英格蘭政府對神職人員服裝的規範，但與前兩章不同的是，本章將不以特定的思想家為對象，而以政府通過的法律、王室頒布的詔書、教會的《講道書》，以及民間文人的作品為主要材料，討論此時期人們如何在「秩序」的觀念下思考服飾。
這些材料在一般思想史的研究中並不受重視，但它們反而更濃厚地體現了此時代普遍存在的思維模式與思考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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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文雅、中性之事、秩序、國族
並進一步探討這些觀念如何與文藝復興、
宗教改革以及國際貿易的發展交互作用
促使人們透過服飾重新思考自身形象的塑造
界定個人與教會、社會及國家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