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共識的共識：日本與朝鮮之間，一場關於稱謂、對等與尊嚴的外交角力

外交場合像是由無數「禮儀」交織而成的圖像，每一張都是精緻的盛大演出。參與者無不露出開朗的笑容，一切是那麼地準確、到位。當我站在遠離外交場合的對岸，與彼端的那一小段距離，彷彿產生一種美感。它掩蓋了外交過程的種種折衝、談判、討價還價，以及時有時無的爭吵。違和感在雙方握手、交換禮物之間，完成禮儀的那一刻，煙消雲散。

雖然時常閱讀朝鮮人到北京的日記，姑且稱得上是廣義的「外交文獻」，牽涉到不少「禮儀」，我卻對此一直沒有那麼理解，或應該說：「我沒辦法理解」。

朝鮮使節抵達北京，按例由中國官方款待，如接風洗塵有「下馬宴」，即慰勞朝鮮人風塵僕僕而來，在他們下馬後的賜宴。緊接著的是一連串的「朝廷禮儀演練」（古稱演儀、習儀），教朝鮮人各種宮廷禮儀，以免他們在朝見皇帝時出糗。諸如此類的「繁文縟節」，基本上可以總結我對外交、禮儀的看法：它們像是例行的事件一樣飄過眼，而我不曾深究其意義。

直到最近，翻閱朝鮮人到日本的日記、報告書，它像是美術館導覽員的解說，為我點出畫裡的秘密。數百年前的外交禮儀如果那般無趣、沒有意思，當時各國的謹慎遵守與錙銖必較，不就顯得毫無意義？事實是，如果我僅僅將目光擺在外交禮儀上，諸如朝鮮人拜見官府的次序、雙方的稱謂用語，只在乎這裡頭的名堂，卻不認真思考背後的涵義與雙方的用心，則永遠無法說出禮儀在古代的定位。

今天要說的是橫亙日本、朝鮮兩國之間「外交禮儀」、「外交工作」的故事，它像是經過層層包裝的祭典，每一處的細節都揭示了雙方的角力與企圖。我們只需要稍稍站得遠一點，就能看見他們爭吵的原因，在那雙方模糊的外交空間裡，體會一點點古代外交工作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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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故事得從一封信開始說起。

江戶時代（1603-1867），朝鮮向日本派遣使節，通常是為了慶賀新的「將軍」（征夷大將軍）即位，這在當時被稱為「襲職」，也就是換人當老大的意思。日本雖然在名分上有「天皇」存在，但只是一個虛位元首，實質統治的權力掌握在德川家手上，江戶的幕府將軍才是政治中心。朝鮮作為日本的鄰居，雙方派遣使節相互問好，實屬意料中事。

1709 年，江戶幕府第五代將軍德川綱吉（1646-1709）去世，同年新的將軍德川家宣（1662-1712）襲職。在家宣就任的隔年，日本透過專職負責「朝鮮外交事務」的對馬藩邀請朝鮮派遣使節來日，恭賀新將軍的誕生。就在雙方處於磋商的階段，1711 年，對馬島藩主宗義方（1684-1718）特地給朝鮮官員寫了一封信。信中內容很簡單，日方希望朝鮮使節依例帶來的「國書」，能夠稱德川家宣為「日本國王」。

在繼續深入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簡單談談甚麼是「國書」。

如果各位還記得申維瀚（1681-1752）的故事，他作為「製述官」前往日本寫詩，整個使節團統稱為「朝鮮通信使」。

為什麼叫做「通信使」？因為使節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送信」，也就是將朝鮮國王的信通傳到幕府將軍眼前，而這封出自國王意旨的信尊稱為「國書」。我們時常可以從當時的繪畫作品中，一窺朝鮮使節團多麼重視國書。國書代表著國王，因此即使只是薄薄的一張紙，需要出動八人扛轎「抬著走」。（詳後圖所示）

朝鮮國王寫信給幕府將軍，裏頭的用詞遣字可以說是「字字斟酌」，因為稍一不慎就可能「落下風」。不論是行文的語氣，或是格式都要求「對等」，至少不能讓自己受委屈。如此想來，對馬島主宗義方要求朝鮮方面稱德川家宣「日本國王」，可以說是一個很大的變動。

朝鮮國王剛得知這個請求時，當下的反應是：「原本我們叫幕府將軍『大君』，已經 77 年了，怎麼現在又要改成國王。現在我們正在磋商階段，突然就來這一招，跟之前臨時更改禮品的事情比起來，完全不能比。這必須嚴厲的回應，先請有關單位討論一下。」（大君之稱，已至七十七年之久，而請復之說，猝發於意外，此非向日禮單之比。不可不嚴辭峻斥，令廟堂稟處。）

在此之前，朝鮮國書稱呼幕府將軍「日本國大君殿下」，日方突然要求改為「日本國王」，一來是不知為何改動，二來是這樣的稱呼，會不會破壞了「和諧」呢？

外交場合中，每個人的「稱謂」都是有學問的，為了保持對等，要盡量尋求共識，剔除上對下、有主從關係的用詞，避免損害國家的尊嚴。如果我喊你日本國王，你說我是朝鮮小老弟，那朝鮮不就向日本「稱臣」了嗎？通信使既然是外交工作的產物，雙方你來我往的角力，爭取國家的「面子」，也算是理所當然的份內事。

奇怪的是，1711 年，幕府將軍怎麼想當「日本國王」了？更重要的是，難道他不是嗎？

顧名思義，「國王」就是一國之君，政治的中心，對外的代表。自從德川家康取代豐臣家，統一日本，承襲「征夷大將軍」的名號之後，稱自己「國王」是極為正常的。因此日本與朝鮮的往來，一直都是「幕府將軍」與「朝鮮國王」之間的事情，雙方都是各自的最高領導人。

然而，朝鮮國王明白地說：「大君之稱，已至七十七年之久」，也就是說在 1711 年之前的 77 年，朝鮮國書上一直稱幕府將軍「日本國大君」，而不是「日本國王」。顯然在對外的稱呼上，德川家覺得征夷大將軍的簡稱「將軍」，不是那麼對等，於是採用了「大君」。畢竟在當時的清朝、朝鮮，「將軍」不過就只是中階的武職，你跑到清朝說我是日本將軍，沒有人覺得你重要到代表一個國家。

相形之下，「大君」就不同了，典故出自《易經》「大君有命，開國承家」之語，意思就是君王。如果還記得駱賓王（640-684）那篇著名的〈為徐敬業討武曌檄〉，裏頭有一句就是奉勸各地諸侯「共立勤王之勳，無廢大君之命」，鼓舞大家起兵勤王，不要忘掉唐朝天子了。大君在中國、日本的語義，皆指向最大的君：君王。

同時，根據日本學者池内敏的研究，他強調日方使用「大君」還有一層涵義，典故出自「大樹源君」。簡單地說，日本最尊貴的血統世系是天皇一脈，而源家與此有關，德川家自稱大樹源君，就是藉此抬高自己的出身，這是大君的第二層涵義。

問題是這套看似合理的邏輯，一面對朝鮮就不那麼名正言順。

熟悉韓國古裝劇的朋友對「大君」一詞估計很感親切，但絕對不會聯想到「國王」。在朝鮮的語境裡，「大君」指的是「嫡子」，是朝鮮國王的小孩。因此對朝鮮來說，「日本國大君」能夠有不同的解釋，他們派遣使節去日本，就像是「上國」出巡，畢竟朝鮮的漢文化較高，連名分上也佔了點便宜。

日本人當然不是這麼想的，他們也想在這個「看似對等」的槓桿上，極大化自己的利益。對日本而言，朝鮮人是「來朝」、「來聘」，他們是入貢，這從當時日方繪製的圖畫，名稱是「來朝圖」、「來聘圖」，就能知悉日方的心態。在當時的外交慣例，先向對方送國書，或者是提出邀約，就代表著臣服，氣勢自然也就弱了一階。因此日本與朝鮮的外交工作，從來就不是「幕府將軍」v. s.「朝鮮國王」，一直都由對馬島主擔任中介。

對馬島負責傳遞國書，與朝鮮磋商外交事宜，免除不少尷尬。對德川家來說，對馬島主就是他的臣下，請他處理這件事情很正常，而且由「對馬島」聯繫「朝鮮國」，不就代表朝鮮國的等級跟對馬島一樣嗎？同樣的，對朝鮮來說，每次送出邀約的都是日方，是人家先邀請我，朝鮮不是占了上風嗎？

大家都在看似對等和諧的畫面中自我安慰，利用著一塊模糊地帶，宣稱那裏屬於是我們的。

那麼，「日本國王」是一道解藥嗎？

1711 年，德川家宣即位不久，他聽從謀臣新井白石（1657-1725）的建議，對外改稱日本國王，不再使用日本國大君的名號。新井白石的邏輯簡單明瞭，「大君」的意思既然是君王，那日本名義上的君王是「天皇」，這樣等於冒犯天皇。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天皇就當名義上的主，德川家當政治上的主，因此直接稱「國王」才是最適切的。

新井白石的主張在日本引起軒然大波，反倒是在朝鮮，這個爭議很快地結束。朝鮮官員向國王表示：「今天日本自己稱王與否，不是我們能夠控制的，現在知道他稱王了，那麼國書上就寫日本國王，也沒關係。」（今之自王，非我所能禁，而知其稱王，則改送國書，固無所妨。）朝鮮國王也順從了，於是這事在朝鮮基本上沒甚麼影響。

朝鮮接受改動是有原因的，具體說起朝鮮的外交工作有二，一是與中國相處，也就是「事大」；一是與日本交往，則稱為「交鄰」。鄰居相交的原則就是誠信對等，日本國王、朝鮮國王兩相平行，沒有吃虧與否的問題。我們不可以忘記，當時東亞列國的秩序是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冊封體系」，不論是明朝還是清朝的時代，朝鮮國王都經由中國冊封。換句話說，朝鮮國王頭上還有個「皇帝」，日本改稱國王，對他們來說就是回到這個「朝貢體系 Online」罷了，朝鮮的地位不受影響。

在當時如果想去明朝貿易，與明朝交往，就得買票入場（勘合），成為「朝貢體系Online」的會員。日本國王是有前例的，明成祖朱棣（1360-1424）就曾冊封足利義滿（1358-1408）為日本國王。後來壬辰倭亂期間，明、日兩國也曾經一度幾乎講和，其中一條就是冊封豐臣秀吉（1536-1598）為日本國王。（冊封詔書原件現藏大阪歷史博物館）德川家執政後，一度遵循日本國王的用法，後來因為各種原因而改為大君。（如柳川一件）

日方使用「大君」就是希望脫離這個系統，獨立自立，不受中國影響。

我們能看到日方試圖突破，卻處處受到箝制的尷尬處境。如果稱大君，一來對朝鮮有點吃虧，二來與天皇有所衝突。如果稱國王，那麼代表回到中國的世界秩序裏頭嗎？

關鍵一直在心態：日本始終不認為自己是中國的臣子。對於朝鮮更是如此，姑且不論古代傳說日本神功皇后征服朝鮮半島，近一點也有豐臣秀吉出兵征韓，朝鮮在某些日本人心中：「本來就是我們的」，而且貧弱可欺。因此朝鮮通信使來日本，被視為來聘，朝鮮帶來的禮物被理解為「特地獻上地方特產」（土物）。朝鮮人的造訪，等於替幕府將軍進行政治宣傳，藉此展示德川家的權勢，好讓其他地方諸侯（大名）知道：我在外面很罩，吃得開，你看朝鮮人都來了。

問題就在這塊模糊的灰色地帶，大家都想插旗爭勝。名為「誠信」、「對等」，所以沒有一方願意吃虧，卻都想佔盡便宜。結果是憑藉著一塊模糊的外交空間，朝著對自己有利的地方「發揮」；一個出使，各自表述。

朝鮮使節認為日本沒有文化，看不起他們的儒學、漢文學，於是每到一處就譏笑日本人的漢詩能力低下，談到自己就說「明朝滅亡之後，我就是繼承漢文化的第一人。」（我獨為東周）。日本人也輕視朝鮮人，朝鮮來日本是為了拜見將軍，日本才是中心，所以「外夷」來朝。

重大的歷史事件、相互較勁的文化意識，兩者像是隨時能夠引爆的炸藥，像是一把抵在使節背後的刺槍，雙方都有不能後退的立場。於是看似平等和諧的外交場合如同戰爭，國書裏頭的稱謂、幾里外下轎步行的規矩，裏頭沒有誠信，卻樣樣高呼對等的口號。

1711 年，朝鮮依約派出通信使，使臣趙泰億（1675-1728）、任守幹（1665-1721）一行人風塵僕僕，剛落腳對馬島不久，日方高層隨即請對馬島主「轉達」朝鮮使者，希望更動這次的許多禮儀。朝鮮使節還沒搞清楚狀況，出於本能地幾次拒絕：「這件事情沒有前例，而且現在都已經完成事前的外交磋商，這件事情也沒經過我方高層認可，所以這是不可能的。」（此事既非前規，且在節目講定之後，未及稟定於朝廷，決難之。）

後來朝鮮、日本兩國因為「國書」發生爭執，兩派人馬在每天「光鮮亮麗」的外交場合後，捲起袖子，板起臉孔，義正詞嚴地相互抗議。任守幹的《東槎日記》寫下了這段故事，當時他們認為日方給朝鮮國王的國書觸犯忌諱，要求重寫，並說：「如果你們不改，我就死給你們看。」（未改之前，有死而已）又說：「只要一天不改，我就賴在江戶不走。」（未改之前，絕無歸國之理）

日方一開始先好言勸說，後見毫無效果，最終收起笑臉，丟下一句：「你們不怕死，那就繼續堅持啊！難道你們不擔心兩國那些無辜的老百姓，將捲入戰爭嗎？」（使道雖不畏死，失歡敗盟之後，兩國無辜生靈，將入於塗炭，豈不念及於此乎？）

形勢比人強，畢竟江戶是日本人的地盤，任守幹一行共 481 人還是沒能堅持，選擇離開。當他們歸國後，遭到朝鮮官員極力的攻擊，罪名是他們沒能在千里之外堅守國家的尊嚴（人臣奉命出疆，少有難處之端，則隨機應變，善為周旋，不然則死生以之，期於埋骨，事理當然），懲處是使臣、翻譯官全都罷官，有的被流放，有的則是勒令返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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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輕易地為這個故事下結論，日本人真是太可惡了，突然改變禮儀，國書犯了忌諱又不改。那些朝鮮使節也真沒骨氣，奉命出使就代表國家，稍有損害朝廷體面的事情，就該據理力爭，有死而已。

但是，如果我們嘗試站得遠一點，再遠一點，我們能看到支撐著雙方對抗的力量與歷史淵源。

朝鮮自從壬辰倭亂之後，對日本有著極大的仇恨，通信使的出航像是另類的復仇。他們選拔最好的馬術專家、畫家、文學家、弓箭手，在日本國土上喧鑼著精美的大鼓，穿著雅致的大明衣冠，這不只是為了展示最好的儀容，同時也是宣告自己比較有文化。

日方也有自己的企圖，他們想擺脫中國的朝貢體系、華夷秩序，新井白石的改革想解決幕府將軍、天皇之間的名分矛盾。日本想要擁有屬於自己的世界規則，而且證明「它可以運作」。（當時反對新井者也不在少數，後來也確實改回大君）

雙方都有所堅持，都有各自的歷史陳因，於是引發這場禮儀糾紛。值得注意的是，仔細聆聽每一個人的發言，我們難以聽到「個人」的聲音。在外交場合，國家的力量在每一個人身上放大，言詞上的爭鋒相對使得畫面張力十足，像是一張力量滿盈的弓，弦隨時可能斷掉。

有沒有可能緩解衝突？有沒有那麼一點的可能，有一個更好的結局？

1719 年，朝鮮又派遣了一次通信使，使臣申維瀚始終瞧不起沿路接待的日本人。旅行的最後，他曾與著名的日本儒者雨森芳洲（1668-1755，他會說韓文）有一段談話。我們可以想像，芳洲鼓起勇氣，慢步湊近申維瀚身邊，他先是說：「我有些想說的話，想趁這個時候跟你說。」（吾有所懷，欲乘間言之）接著才緩緩說道：「我看你們國人所寫的作品，裡面提及本邦的部分，必定說我們是倭賊、野蠻頭子，種種醜化，我都說不下去了。」（竊觀貴國人所撰文集中語及敝邦者，必稱倭賊、蠻酋，醜蔑狼藉，有不忍言者。）

畫像中的芳洲穿著的是儒服，他對漢文化有所嚮往，又精通韓文，自然與朝鮮使臣有不錯的交情。在這個場合，他說出了自己的想法。芳洲希望「對等」、「誠信」的外交關係，能夠從片面的承諾，達成實質的履行。

申維瀚是這樣回答他的：「誰叫豐臣秀吉打我們，我們就是仇恨日本人！」（平秀吉為我國通天之仇，宗社之恥辱，生靈之血肉，實萬世所無之變，為我國臣民，誰不欲臠而食之，所以上自荐紳，下至厮隸，奴之賊之，語無顧藉，發於文章者，固當如此。）

芳洲看申維瀚如此「義憤填膺」，知道也沒法再說下去，轉而提及：「你這樣說當然沒錯，不過你們都喊我們『倭人』，這也不是我們喜歡的稱呼方式。」他誠摯地繼續說道：「我希望以後，你們可以叫我們日本人。」（今後則願飭下輩，呼我以日本人可矣。）最終，申維瀚沒有答應，此後的朝鮮人也是繼續稱呼日本人「倭人」。

至今，我從未從事過外交工作，也沒有一次需要向別人澄清「如何稱呼我」。但是我能想像身穿儒服的雨森芳洲，揣著誠懇的口氣，向朝鮮客人訴說：「可以的話，請叫我日本人」的請求。我希望如果還能有機會，在文字記錄之外存在一個可能性：雨森芳洲鼓起勇氣，又說了一次自己的想法。這一次申維瀚不急著表達自己的憤慨，宣示朝鮮的大義凜然，他能夠嘗試聆聽芳洲說更多話，並願意稱呼他是一個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