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0 年 11 月 29 日，東京都千代田區永田町的一幢建築物內，正舉行著全國盛大的政治活動──明治時代第一屆帝國議會的開幕，並正式實施去年（1889 年）2 月 11 日所頒布的《大日本帝國憲法》（亦稱《明治憲法》[1]）。這部和洋折衷式的憲法，既不完全接收西方國家的自由民主思想，又要給予民眾自由民主的甜頭，為日後日本現代歷史轉變發展埋下了不少伏筆。
藩閥政治 VS 自由民主訴求
自從 1868 年薩長派[2]打倒德川幕府，建立新政府後，明治政府經歷了十多年的現代化改革，國內的政治社會問題也隨之而來。政治方面，非薩長派系或反對派被排擠下野；[3] 經濟方面，產業革命同時帶來了財閥壟斷經濟的問題；[4] 社會方面，四民平等和西學主義興起，民眾的訴求越來越接近西方民主和自由精神，種種現象均為中期的明治政府帶來不少隱憂。
特別是 1880 年代，社會輿論開始將問題矛頭直指明治政府，更有論調批評掌控明治政府的薩長派與舊有的德川幕府相同，本質上其實是封建專制的現代化延續，因而大力鼓吹自由民主的政制，藉此讓薩長系下放政治權力，推倒政治寡頭壟斷的局面。
面對日益高漲的民主呼聲，薩長系的政治官員也不是傻子。曾留學西方的薩長派深明輿論的威脅，更有可能進一步釀成反政府的力量，但同時也不願意過度下放權力，以免民粹力量將原有現代化改革的努力推倒。
有鑒於此，薩長系政府高官開始參考西方國家的做法，利用憲法解決政治危機[5]。憲法是國家法典的基礎，不少西方國家制定憲法時，也包含了自由、民主、三權分立等精神，法典執行時也同時體現這些形而上的特質。然而，薩長系認為這套西方的精神不完全適合日本，所以他們在研究憲法時提出了另一個構想。
是無意的漏洞，還是刻意的安排？
在明治憲法頒佈前，憲法的研究和指導主要由曾在歐洲研究憲法過的伊藤博文[6]和井上毅來負責，他們聘用大批外籍的法學顧問，包括當時的德國法學教授 Hermann Roessler 來為日本擬定新憲法。參考世界各國憲法後，伊藤博文和井上毅最終認為德國的憲法對日本最具參考價值[7]，於是立定了明治憲法的初步重點：強化國家權力，減少人民干涉。
明治憲法的發布敕語首句就提到：「朕以國家隆昌及臣民慶福為欣榮中心，根據承自列祖列宗之大權，對現在及將來臣民宣佈此不磨大典」[8]，表現了憲法是天皇給予其總理大臣及人民的恩賜，也隱約暗喻天皇仍在憲法之上。憲法中也強調天皇手握最後大權，由天皇親自任命內閣總理大臣總管所有行政機關，這些官員也是向天皇負責，而非向國會負責。民眾參與政治的部分只限於由選舉產生的眾議院，而且眾議院更需要與保守派的貴族院合議政事和立法工作，實際上沒有太多的行政權力。《明治憲法》雖然表面上履行了歐美國家的民主精神，但其內容仍然充滿對自由民主的限制。
除了對自由民主的限制，憲法某些內容更埋下了數十載後軍部崛起的伏筆，那就是其中的第 11、55 條：
第 11 條：天皇統率海陸軍（原文：天皇ハ陸海軍ヲ統帥ス）
第 55 條：國務各大臣，輔弼天皇，負其責任。凡法律勅令及其他關於國務之詔勅，須經國務大臣副署（原文：國務各大臣ハ天皇ヲ輔弼シ其ノ責ニ任ス。凡テ法律勅令其ノ他國務ニ關ル詔勅ハ國務大臣ノ副署ヲ要ス）
根據第 55 條的規定，所有天皇的敕令均須由內閣大臣副署，暗示官員能藉天皇取得行政權力，並加以鞏固，同時表露當時薩長系官員不欲下放政治權力的野心。而第 11 條則指出海陸軍直接向天皇負責，暗示日後海陸軍的將領均能越過內閣總理大臣或其他政治機關的權力，左右天皇決策。
不過，就當時的政治形勢分析，薩長系官員本意其實是透過自身的實際權力左右天皇，並以此架構間接掌控軍隊。此外，由於當時日本軍隊的將領大多是薩長系出身[9] ，所以薩長派也沒有刻意規定軍隊必須向內閣總理大臣負責，但此架構卻無意埋下了日後軍部政治抬頭的伏線。
然而，整部憲法最大的漏洞在於，憲法中並沒有明文規定如何產生內閣總理大臣，導致近 60 年（1890-1947）間的內閣總理大臣大多是趨於時勢而任命，例如：明治末期，由於薩長系在政府的影響力，內閣總理大臣一般由元老向天皇薦舉出任；[10] 大正時代，由於薩長系的政治影響力下降、政黨政治的流行，內閣總理大臣才由眾議院多數黨的黨魁出任；昭和時代，由於日本進入戰時體制，軍方掌握政治權勢，登上內閣總理大臣的寶座。
民族主義是薩長系的明路，還是墳墓？
自《明治憲法》頒布後，薩長系利用政治手段維繫自身的權力，同時也明白民眾不甘於憲法賦予表面上的民主甜頭，為了安撫國內動盪的情緒，明治政府開始透過對外用兵，轉移民眾的視線，並測試現代化改革後日本的軍事實力。
1894 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前夕，日本舉國上下都十分緊張這場小國對大國的戰爭，明治政府更曾與國會因預算問題產生嚴重的磨擦。直至翌年，清國戰敗投降，甲午戰爭的勝利觸發了日本巨大的民族光榮感，明治政府更成功取得經常唱反調的國會支持，為日本國內上下營造了民族主義的光榮情緒，甚至凌駕於原本反對藩閥政治的思潮，延續了薩長系在明治中後期的政治影響力。
甲午戰爭後的民族主義情緒也延續到了十年後的日俄戰爭。儘管日本在 1904 年的日俄戰爭中投入極大的資源，日本卻沒有像甲午戰爭般取得壓倒性的勝利，只以「慘勝」告終。[11] 當時的參謀總長山縣有朋認為，日俄戰後形勢仍強弱懸殊，遂以「見好就收」態度了事。[12] 此事件導致了日本國內民眾情緒沸騰，引發了一連串的暴動 [13]，薩長系的元老高官也在戰後漸漸退隱或老死，失去昔日的影響力，日本開始進入政黨崛起的大正民主時代。
大正民主敗給政治鬥爭，還是敗給右翼暗殺？
大正時代初期，社會輿論出現護憲運動的呼聲，對內閣制實施以來藩閥長期壟斷總理大臣人選不滿，民間遂開始有「打破閥族，擁護憲政」的口號。與此同時，薩長系的元老不斷使用不同的策略與各個政黨結盟或分化不同政黨，以維持苟延殘喘的權力，導致政治上的混亂。[14]
1918 年，日本發生了「米騷動」事件。[15] 民間出身、沒有持有爵位的原敬接任成為日本首相，正式打破內閣制實施以來的藩閥政治。然而，即使藩閥政治被打破，日本民主政治的混亂局面從沒有消失，諸如政黨因彼此的政見不合而激化對立；在野政黨為取得政治權力，經常與陸海軍、樞密院等勢力聯手攻擊執政黨，導致政令不行；政黨更會因經濟利益而與財閥貪污往來。
面對如此混亂不堪的政治局面，最看不過去的就是軍部的右翼保守勢力。右翼主義的興起可追溯至日本贏得甲午戰爭勝利後的民族主義情緒，尤其是在軍隊中，民族主義的情緒一直被延續下來。右翼主義者痛恨的正是大正民主的政黨，認為政黨不但是國家發展的內耗，也只維護國內的資本主義利益，置日本民族主義不顧，因而逐漸萌生出政治恐怖主義的情緒。
這種政治恐怖主義一定程度上歸因於幕末時期勤王武士揮劍斬奸的政治傳統，當初薩長志士以正義自居，為了點燃倒幕火花，暴力手段也變得順理成章。明治維新以後，即使在薩長領導下的政府仍不時有高官被暗殺。[16] 到了大正年代，由於對政黨的痛恨，右翼主義者也把政治恐怖主義化為行動，不惜暗殺政黨領袖和官員[17]，這也在大正時代造成了寒蟬效應，令政黨領袖不敢組成內閣，軍部因而得以在 1930 年代乘虛而入。
《明治憲法》讓軍部政治合法化
經歷大正時代腥風血雨的政治暗殺，政黨政治的熱潮開始冷卻下來，取而代之的是右翼主義者和軍部的興起。
右翼的興起源於兩條導火線，首先是 1929 年美國華爾街股災[18]，引發全球骨牌效應式的經濟災難，日本經濟也進入大蕭條時期，政黨的無能促使民眾尋求新的政治目光，右翼主義就是其中一個，透過對外擴張以獲取資源，恢復經濟繁榮。再來是 1931 年的九一八事變，日本關東軍在滿州發動突襲，侵占中國東北全境，成立滿州國。當時的日本首相犬養毅[19]，原本預計通過和平手段以解決當時東三省的外交危機，但其意圖被日本軍方截獲，激怒軍方激進派，最終被海軍暗殺。
這兩件事發生後，日本的內閣形勢出現 180 度轉變，犬養毅死後的齋藤實內閣基本上由軍方掌控，15 人的內閣，當中 10 人是來自軍方，只有 5 人來自政黨，開啟了軍部政治，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除了上述事件外，軍部得以崛起的原因也不得不歸因於前文提及的《明治憲法》，其第 11 條規定，海陸軍只向天皇負責。由於政黨政治的領袖們無法像薩長系元老般，倚靠自身派系的關係掌控軍部的權力，以至於他們對軍部右翼主義者無可奈何，無法任免軍方的領袖，在行動上只能處於被動。相反地，軍部則可以完全無視政黨領袖的決定，任何行動只需向天皇負責即可，導致了軍部日益跋扈的情況。
其次，《明治憲法》並沒有明文規定如何產生內閣總理大臣，造成軍部也可憑著權勢出任內閣總理大臣，開啟了軍部政治年代。最後，《明治憲法》第 55 條規定，所有天皇的敕令均須由內閣大臣副署，讓軍方不但直接向天皇負責，當軍方掌握內閣後，更可從內閣藉天皇取得行政實權，加以鞏固軍方政治權力。
有很多角度可以供我們了解日本軍部的崛起，從薩長體系下創造的《明治憲法》觀察日本政治形態，則能漸漸明白日本現代歷史進程的演變，以及當初《明治憲法》如何以「蝴蝶效應」般造成了軍部崛起的原因之一，相信當年的薩長派，對現在日本現代的發展也是始料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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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於《大日本帝國憲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遭廢除，並改行現時的《日本國憲法》，因此《大日本帝國憲法》也被稱為《舊憲法》。
[2] 薩長派是指昔日幕末薩摩藩和長州藩出身的志士，其後大多成為新政府的核心官員。
[3] 其中例子包括原為土佐藩出身、明治政府官員之一的板垣退助，因支持「征韓論」與其他薩長系官員交惡，最後下野辭職，積極在民間鼓吹自由民主運動。
[4] 明治時期的現代化改革產生了四大財閥：三井、住友、三菱、安田。
[5] 明治憲法除了應付國內不穩定的政治形勢外，政府也希望透過頒布憲法，讓歐美國家明白日本也參考平等外交、自由民主的精神，展開消除幕末以來不平等條約的談判。
[6] 原為長州藩士，長州五傑之一，因草擬明治憲法，也被稱為「明治憲法之父」。
[7] 日本參考德國憲法的主要原因，是由於德國同樣強調國家權力的重要。
[8] 原文為「朕國家ノ隆昌ト臣民ノ慶福トヲ以テ中心ノ欣榮トシ朕カ祖宗ニ承クルノ大權ニ依リ現在及將來ノ臣民ニ對シ此ノ不磨ノ大典ヲ宣布ス」。
[9] 《明治憲法》頒布後十年，陸軍大臣由同是薩摩藩出身的大山巖和高島靹之助出任；海軍大臣則由同是薩摩藩出身的西鄉從道、樺山資紀、仁禮景範出任。
[10] 從第一屆到第七屆內閣，內閣總理大臣都是由薩長系的元老們互相舉薦薩長系的官員出任，例如單是伊藤博文就當過四次內閣總理大臣。
[11] 日俄戰爭中，日軍的戰死人數達 11 萬多人，俄軍的戰死人數為近 8 萬人。此外，日軍的負傷人數達 15 萬人，俄軍則為 14 萬人。即使日本戰勝，就傷亡人數而言，數字仍比俄國慘烈。
[12] 山縣有朋知道當時俄國國內正打造西伯利亞鐵路，鐵路令俄國運兵能力增加，可隨時迅速地在滿洲集結大兵團，與日本再打一仗。
[13] 最著名的是 1905 年日比谷縱火事件，源於日俄戰爭後對賠償不滿的日本群眾，在東京日比谷公園的集會引起的暴動。
[14] 較著名的例子有 1913 年元老山本權兵衛與政友會結盟組閣。
[15] 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日本的大米價格暴漲造成了嚴重的經濟困難。1918 年，富山縣最初出現和平的請願，但事態很快升級為暴亂、罷工、搶劫，全國共 38 座城市出現騷亂，促使了薩長系的寺內正毅內閣下台。
[16] 明治時期最著名的政治暗殺事件為 1878 年的紀尾井坂之變，維新三傑之一大久保利通於上班途中被暗殺身亡。
[17] 前文提及的首相原敬就是於 1921 年被右翼主義青年暗殺身亡。
[18] 1929 年 10 月 29 日，美國華爾街股票大瀉，主因是人們不理會投機買賣的風險，憧憬股市將會再創新高，結果終以股票爆跌收場。
[19] 犬養毅當時也為立憲政友會的領袖，為政黨領袖時代最後的內閣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