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9 年 8 月 27 日，馬克思乘船赴英國，從此一直留在那裡，直到 1883 年過世為止。「你必須快點來倫敦一趟」，他寫信給當時正在瑞士遊覽的恩格斯：「我們在倫敦有事要忙了。」
在馬克思抵達倫敦幾個月後，他在攝政街（Regent Street）上某塊櫥窗看到一具電力火車引擎的模型，當時，他突然變得「激動興奮」。
據目擊者指出，「那並不是單純的新奇之感，其中隱含了經濟學上的意義。」他告訴身旁和他一同觀看的人說：「問題解決了，但其結果難下定論。經濟革命發生後，政治革命也將隨之而來，因為後者只是前者的表現罷了。」走過攝政街的人，可能不大會停下來思考這個特洛伊「鐵」馬將帶來的政治與經濟後果，但對馬克思來說，這才是最重要的事。
1850 年 6 月，當他拿到大英博物館的閱覽證後，花了接下來近一年的時間苦讀經濟學著作與過期的《經濟學人》。到了 1851 年 4 月，他宣告說：「我已經研究得差不多了，再過 5 個星期我就可以把所有經濟學類的書籍全讀完，接下來，我得在家裡研究政治經濟學，然後到博物館做其他學科的研究。」
大多數時刻，他在博物館從早上 9 點坐到晚上 7 點，但他為自己設下的任務似乎永無止境，「我正在研究的材料真是千頭萬緒，無論我如何竭盡心力，仍然無法在六到八個月之內結束」，他於 6 月時寫道：「而且在現今這種茫茫然的貧困處境之下，我還有種種持續不斷的現實干擾……」
從馬克思與燕妮抵達倫敦的那一刻起，他們就不斷被一次又一次的家庭危機困擾。
他們當時已有三個孩子，第四個孩子甫於 1849 年 10 月出生。1850 年 4 月，由於拖欠房租，他們被趕出切爾西（Chelsea）的公寓，暫時寄居於一個猶太製鞋帶商位於蘇活區第恩街（Dean Street）的家裡。在那兒，他們度過了一個悲慘的夏季，直到搬到另一個較穩定的住處以前，大部分時間生活在赤貧邊緣。
後來燕妮再度懷孕，還時常生病，於是恩格斯不得不捨棄他在倫敦從事新聞業的理想，前來救援。他回到厄曼與恩格斯公司（Ermen & Engels）位於曼徹斯特的辦公室，在那兒一待就待了 20 年，雖然相當程度上是為了幫助這位傑出而困頓的朋友，但實際上他也扮演著敵方偵察兵的角色，提供馬克思有關棉花交易的內幕資訊以及國際市場狀況的專業評論，此外，也定期金援馬克思，這些錢若不是從零用現金箱拿的，就是使了些手段從公司帳戶裡提取的。
即使獲得這些援助，馬克思一家的生活依然困苦不堪，甚至瀕臨絕望邊緣。在他們居住的兩房公寓裡，所有傢具和擺設破舊不堪，滿是灰塵，包括父母、小孩、管家，全都睡在後面一間小臥室裡，另外一間則當作書房、遊戲室與廚房。
有個普魯士特務曾用欺詐的手段進入這間小公寓，他給柏林上司的彙報是這麼寫的：
「馬克思過的真是一個波西米亞知識分子的生活……儘管他經常一連幾天無所事事，但如果他有許多工作要做，他會日以繼夜、絲毫不知疲倦地工作。他沒有固定的就寢與睡眠時間，往往徹夜工作，然後中午和衣躺臥沙發，一直睡到傍晚，一點都不受世界的干擾。」
經常發生的家庭悲劇仍不時打斷這種一團混亂的生活。
馬克思夫婦最小的兒子圭多（Guido）在 1850 年 11 月突然死於抽搐昏厥；1852 年復活節，一歲大的女兒弗蘭契斯卡（Franziska）因嚴重的支氣管炎而死去；另一個馬克思最疼愛的兒子埃德加爾（Edgar）也在 1855 年 3 月患肺結核而死。由於過度悲痛，馬克思近乎神志不清，在棺木下葬時他向前走了一步，葬禮中大多數人相信他當時也想一同投入墓穴，還好有人及時伸手拉住他。
弗蘭契斯卡過世後，恩格斯寫信慰問馬克思：「但願你和家人可以搬到比較衛生的街區、比較寬敞的住處。」不論弗蘭契斯卡是否因貧困而死，貧困的確占據了她父母的全部生活。憤怒的債主，包括肉販、麵包師傅、法警等，經常上門討債。
馬克思於 1852 年 2 月寫道：「就在一星期前，我的生活可真是痛快極了，我無法出門，因為就連我的衣服都拿去典當了，另外由於不能賒帳，我也沒肉可吃了。」同年稍晚，他向恩格斯透露：「這八到十天來，我只能提供家人麵包與馬鈴薯，今天是否還能獲得這些，還是個問題……我要怎樣才能脫離這糟透的狼狽處境呢？」那時他身為《紐約每日論壇報》（New York Daily Tribute）的歐洲通訊員，每星期提供兩篇文章，一篇兩英鎊，恩格斯另外也提供他生活補貼，但仍然不夠用，這也是他未能全心全力專注於這本經濟學著作的另一個原因。
「雖然這一切情勢如此，但工作要趕緊結束」。他在 1851 年 6 月寫道：「總有一天必須強制結束。」這看來有點滑稽，顯示馬克思缺乏自知之明：他可以輕鬆擺脫朋友與政治的聯繫，但他終究無法放棄他的著作──特別是這一部涵蓋了統計、歷史和哲學的鉅著，它最終將揭露資本主義的可恥祕辛。
愈是深入研究撰寫，似乎離完成之日愈遠，恩格斯在 1851 年 11 月建議他：「重要的是，你必須以一部偉大著作重新回到公眾面前……你絕對必須打破長期缺席於德國書市的狀況。」接著計畫又因更多「持續干擾」而擱置。
1851 年 12 月法國發生政變後，他隨即應美國一份新週刊《革命》（Die Revolution）的要求，寫出了《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接下來的幾年，他又耗費許多時間在流亡同志間的同黨操戈，馬克思強調，這些可不是宣洩氣憤的活動，而是重要的政治介入。因為倘若不揭穿假社會主義救世主的真面目，對群眾而言，他們會比真正的君主還具有吸引力。他宣稱：「我堅持與偽自由派奮戰到底。」
最終把他拉回經濟學研究的，是發生於 1857 年秋那場令人期待已久的國際金融災難。
最初，紐約一家銀行垮臺，接著危機猶如迅速蔓延開來的啟示錄一般，向奧地利、德國、法國與英國遍布開來，當時大病初癒的恩格斯匆匆回到曼徹斯特等著看好戲──陡降的價格、每日皆有銀行破產、極其強烈的恐慌，「棉花交易所裡頭的景象實在相當有趣」，他向馬克思說道，「許多同事對我突然異乎尋常的高昂興致感到非常惱火。」
當時，馬克思也受到這股戲劇般的精神時刻感染，從 1857 年到 1858 年的整個冬季，他每天在書房裡工作到凌晨四時，校對整理他的經濟學論文，這是「為了在洪水來臨前至少把一些基本問題搞清楚」。儘管洪水終究沒有到來，但馬克思仍繼續修築他的方舟，相信總有一天會派上用場，當發現自己的基礎數學能力不足以應付繁瑣的經濟學公式時，他立即快速複習代數，他解釋道：「為了公眾利益，絕對必須徹底了解這個問題。」
1858 年初，拉薩爾向馬克思提出一份與柏林出版商敦克爾（Duncker）的合約（敦克爾的妻子剛好是拉薩爾的情婦）。馬克思知會出版商說，他將把「對資產階級經濟體系的批判」分為六大冊。……然而，就像他經常面對急迫期限所表現出來的那樣，他身體亮起了紅燈，「這星期以來我為肝病所苦，我無法思考、閱讀、寫作或做任何事。」他在 1858 年 4 月向恩格斯吐露。肝病的困擾使他每次只要或坐或寫幾個小時，「之後就得躺在床上好幾天」。
這是令人熟悉的悲嘆。恩格斯多年後重讀這些舊信時說：「唉，我們早已習慣這些無法完成工作的藉口了。」如同馬克思自己承認的：「我的疾病總來自頭腦。」不過確實有其他干擾存在：他的女兒艾琳娜（Eleanor）患了百日咳，他的妻子「精神崩潰」，當鋪老闆和賒銷員不斷上門討債，馬克思也如此酸刻自嘲：「我猜大概沒有人可以在這麼缺錢的情況下，還寫得出關於貨幣的文章吧。」
儘管那年夏天他什麼也沒寫，但他於 1858 年 9 月時承諾，手稿將於「兩個星期」內完成並交寄，可是一個月後，他又承認「稿子還須幾個星期才能寄出」。似乎所有事情都對他不利，甚至連全球經濟危機都快要結束了，這讓他脾氣大壞，也給他帶來了一次「最嚴重的牙痛」。
1862 年底，一個來自漢諾威（Hanover）的崇拜者──庫格曼博士（Dr. Ludwig Kugelmann）寫了封信，詢問《政治經濟學批判》何時可望出版。「第二部分終於完成了」，馬克思回應道：「只剩最後付梓前的校正和潤飾工作。」同時，他也第一次透露，他放棄使用《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二卷）這一累贅的書名了，相反地，他認為，厚重的書應該使用精練的名字，因此「它將以《資本論》為名出現。」
《資本論》從寫作到誕生的歷史，反映了世界文明的進程與發展。
一位巨人，一套思想，一部改變人類歷史的鉅著，共產主義的幽靈，自此從歐洲遊蕩到全世界各地，了解馬克思、《資本論》，改變看待世界的方法 。
本書由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萬毓澤審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