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 年夏天，曾經歷文革打擊、下放江西的鄧小平獲准復職，分管外交政策。他意識到，中國發展的當務之急是得到兩個國家的合作和協助，他們可以提供資金和技術指導，幫助中國建立現代工業經濟──這兩個國家就是日本和美國。
與日本合作的第一步，是解決一些阻礙簽訂《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問題。日本外交官提議，如果條約聲明反霸權條款並非針對第三國，他們也許能接受。日本預測，加上這一聲明，蘇聯也許不會氣憤到拒絕向日本出售石油或採取侵略性的軍事行動的地步。1978 年 7 月 21 日，中日談判重啟。8 月 10 日，經過十六次談判後，中國接受了日本的建議，加入反霸權不針對第三國的聲明。在談判桌旁，外務省條約局條約課首席事務官東鄉和彥聽到中國終於同意聲明時，高興地與上級在桌子底下握手。8 月 12 日，條約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正式簽署。
1972 年，田中角榮訪問北京，簽訂邦交正常化協議。但直到 1978 年前未有中國高層領導人前往東京回訪。一般來說，《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後，應該會有一位中國領導人訪問日本。但在中日關係史上，現任中國最高領導人從未訪問過日本；在過去二千二百年的歷史中，也從未有一位中國領導人與日本天皇會面。1978 年 10 月，鄧小平訪問日本。陪同其訪日的廖承志，準備承擔提出建議和擔任翻譯的角色，並問候自己的日本老友。
1978 年 10 月，鄧小平訪問日本， 開啟了有史以來中日關係最緊密的時期 。（Source：by manhhai, via Flickr）鄧小平抵日後，宣布此行有三個願望：代表中國與日本互換批准書、感謝為改善兩國關係做出努力的日本友人，以及尋找當年徐福想找的「長生不老藥」。徐福的故事迄今仍然在中日兩國流傳，這是關於秦始皇的方士在大約二千二百年前去日本尋找長生不老藥的故事。鄧小平解釋，他找的「長生不老藥」，就是實現現代化的祕密。
1978 年 10 月 22 日至 29 日鄧小平的訪日之行非比尋常，除了在歷史上獨一無二，還因為它開啟了有史以來中日關係最緊密的時期。10 月 25 日，有四百多位記者參加了鄧小平在東京的日本記者俱樂部舉行的記者會，比出席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訪日記者會的人數還要多（可別忘了，日本人對王室特別感興趣）。在記者會上，鄧小平解釋中國的情形時說，長得很醜卻要打扮得像美人，是不行的。
我們是個落後的國家，需要向日本學習
他說，儘管自己訪日時間短暫，但希望中日可以永久維持友好關係。在回答中國對於尖閣諸島／釣魚島爭議的看法時，鄧小平說中日還沒有就此達成協議，甚至連這些島嶼的稱呼都不一樣。但他說，中國和日本應該擱置爭議，找到合作的方法。會議結束時，記者們都站起來鼓掌，熱烈的掌聲持續了好幾分鐘。
日本公眾在電視上看到了鄧小平的來訪。當時中國擁有電視機的人不多，但是他們在電影院可以看到鄧小平訪日的錄像。在日本，鄧小平會見了曾在北京接見過的四十個代表團的多位來賓，稱他們是「老朋友」。中日人民從未見過兩國領導人會面，歷史上也從未有過一次外交事件把這麼多中日人民聯繫在一起。鄧小平訪問京都的二條城時，日本東道主解釋說，他在京都看到的所有文化，都是他們的祖先從中國學習並引進的。
鄧小平訪日期間參觀的工廠，都是精挑細選過的。儘管蔣介石和毛澤東先後表示不要求日本進行戰爭賠償，但鄧小平有理由期待日本比其他國家提供更多的經濟和技術，幫助中國實現現代化。大部分日本人覺得他們對中國的幫助，是有賠償之實、無賠償之名的自願援助。
新日本製鐵株式會社（簡稱「新日鐵」）的會長稻山嘉寬，是一群支持援助中國的商界領袖們組成的日中經濟協會的會長。他親自陪同鄧小平搭乘在中國尚不為人知的氣墊船橫跨東京灣，參觀當時世界最高水平的鋼鐵廠君津製鐵所。參觀時，鄧小平戴著一頂該廠工人的安全頭盔。那時，稻山已協助武漢鋼鐵廠成為中國最現代的鋼鐵廠。此外，以君津製鐵所為範本，上海郊區建成了一個綜合性的新工廠寶山鋼鐵廠（簡稱「寶鋼」）。
由此，中國從一個不到十年前還在推動「土法煉鋼」的國家一躍發展成先進的鋼鐵製造國。1977 年，中國的鋼鐵總產量為二千四百萬噸，而君津製鐵所的年產量已達一千萬噸。鄧小平訪日前，寶鋼和君津已經開始聯絡；在訪日後不久的 1978 年 12 月 22 日，中國與君津製鐵所的母公司新日鐵簽訂合約，寶鋼破土動工。上海的寶鋼和渤海灣的聯合石油探勘廠這兩個巨型建設項目，都需要中日兩國在規劃、管理、財務、技術、施工、法務與政府管理方面進行密切的日常合作。
鄧小平也參觀了神奈川縣座間市的日產汽車廠。該廠剛在流水線上引進了機器人，算是當時世界最先進的汽車廠。中國那時的主要交通工具還是自行車。鄧小平得知座間工廠每位工人每年可以生產九十四輛汽車，他說這比中國最好的汽車廠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工人每年生產的汽車多九十三輛。長春的工業基地是二戰前由日本人所建，當時滿洲是日本的工業中心。
至 2015 年，中國擁有一萬二千多英里的高速鐵路，比世界上其他國家高速鐵路長度的總和還要長。回到 1978 年鄧小平訪日之時，中國尚未開始興建高速鐵路。中國領導人第一次搭乘高鐵是在 1978 年，鄧小平坐上了 1964 年通車的、從東京開往大阪的東海道新幹線。日本高鐵建設取得初步成就後，歐洲國家也開始發展高速鐵路。中國有些人過去竭力貶低日本的工業成就，另一些人則對日本的現代工業崇拜得五體投地。
訪日前，鄧小平決定讚美日本的成就，但絕不奴顏媚骨。有人問他搭乘新幹線的感受，他說：「很快。」不久，日本和歐洲的工程師和管理人員開始向中國工程師教授高鐵科技，但是中國得花上幾十年時間，才能獲得基本的高鐵科技與管理知識，將他們從日本所學予以落實。舉例來說，中國到 2008 年才完成北京至天津的第一條高鐵線。此後，中國高鐵系統迅速發展。日本高鐵系統保持了驚人的高水準質量控制和安全紀錄，迄今搭乘新幹線的乘客已超過百億人，還沒有發生過一宗死亡事故。2011 年，兩輛高鐵列車在溫州相撞，此後中國努力提高高鐵系統的安全性，一直維持著優良的安全紀錄。
鄧小平在京都參觀了日本汲取隋唐時期所學、遺留至今的文化景觀外，還前往大阪參觀松下電器產業工廠，會見了六十一年前創辦該公司的松下幸之助。松下的創業產品是以電池供電的自行車車燈，但他將公司發展成當時引領全球的消費性電子產品製造商。
1978 年鄧小平會見松下時，稱呼他為「經營之神」。這是大眾媒體給他起的綽號。松下的願景，是為中國所有貧窮的老百姓製造低價的電視機和其他電器。鄧小平建議他來中國建廠，他馬上同意了。但當鄧小平要求松下轉讓他的最新技術時，松下解釋說，私營企業耗費大量資源發明和開發新產品，這意味著投入不計其數的時間、心思和金錢，而公司靠這些技術盈利，才能繼續投資新技術。松下說他願意幫助中國發展低成本的消費性電子產品，供給中國的消費者，但就像其他地方的企業家一樣，要在市場上生存，就不可能分享高科技。
儘管如此，鄧小平和松下意氣相投。松下回應說可以迅速在中國建立多個消費性電子產品工廠，並傳授一部分技術和管理知識，但並非其最重要的核心技術。松下在中國多處興建工廠，其策略是某地的工廠為當地人提供工作機會，就會製造更多誘因吸引當地人購買他的產品。
鄧小平在訪日時諮詢了一些更大的問題，比如日本如何從二戰時期政府主導的經濟體制轉為市場主導的經濟體制。很明顯，鄧小平在思考他該如何領導類似的經濟轉型。
當時，田中角榮因為收受洛克希德（Lockheed）公司賄款以影響全日空購買洛克希德的飛機而遭到軟禁。但鄧小平堅持要拜訪田中私邸，以感謝其為改善兩國關係做出的貢獻。鄧小平的要求終獲同意。與田中見面時，他說了「飲水思源」這句話。他在會見 1950 年代為改善兩國關係做出貢獻的其他家庭，以及不久前在橫濱會見高碕達之助的女兒時，也都說了同樣的話。鄧小平告訴田中，田中訪華時他未曾出面迎接，因為那時他身在「桃源」（這是文革期間因政治錯誤遭到下放的一個委婉的說法）。
鄧小平對田中說：「我們不會忘記你為兩國關係所作的貢獻」，並邀請田中以中國政府的客人的身分訪華。會面之後，田中告訴記者，簽訂《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是明治維新以來日本最大的一件喜事。他又說，在見過的外國領導人中，周恩來給他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見了鄧小平也有類似的感受。
在東京，鄧小平與昭和天皇在皇宮共進午餐兩小時。為了讓天皇在會客時可以暢所欲言，天皇的私人對話向來沒有任何記錄。陪同午餐的外交部長黃華注意到天皇提及「發生了不幸的事」，他認為這是天皇在為戰爭造成的傷害向中國人民道歉。
午餐會後，兩國外交部長黃華和園田直簽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正式文件，鄧小平給了首相福田赳夫一個擁抱。福田一開始還有些不知所措，但很快回過神來，認為這是一個善意的表示。在交談中，鄧小平說：
中日兩國人民要友好，要團結，中日兩國要和睦，要合作，這是十億中日人民的共同願望，也是歷史發展的潮流……讓我們為中日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為迎接中日關係更加光輝燦爛的前景，為亞洲和世界和平而共同努力吧。
鄧小平訪日不久，民意調查顯示大約 78％ 的日本民眾對中國有好感。
鄧小平回國後不久，一個由重要經濟官員組成的中國考察團訪問日本。他們在一份報告中表示，自馬克思時代以降，日本商界領袖已經對資本主義進行了幾項重要修正：日本資本家學會了透過為工人提供好的工作條件而獲利，與馬克思描述的那些被剝削的工人相比，日本工人工作更努力。
這是一個聰明的解釋，既承認馬克思的觀察準確、有價值，同時指出中國正在引進的做法對工人有利。考察團也了解到日本質量控制的關鍵，即生產高質量的產品，從一開始就要進行質量控制，而不是依賴質量檢驗。此後數年，中國工廠都掛上了鼓舞人心的大幅標語，鼓勵工人學習日本的管理方法。
不少日商認為，他們這一代人回應日本侵略給中國帶來的傷害最好的辦法，不是不斷道歉，而是幫助中國發展工業，改善人民生活條件，從而使中國可以與鄰國和平相處。回應中方提供技術援助的請求，外務省轄下的「國際協力事業團」（今「國際協力機構」，JICA）派出一批又一批專家幫助中國工業發展。
1981 年，前往日本的中國人超過一萬七千人，前往中國的日本人更是高達十一萬人。兩國互訪總人數幾乎是 1978 年的五倍。1981 年，大約有二百五十個中國科技考察團訪問日本，了解各自負責的領域在日本發展的最新情況，總人數達一千一百名。1979 至 1982 年，大約有四百八十名日本學生進入中國的高等教育機構學習，同時有九百六十名中國學生進入日本大學和研究機構深造。留日中國學生數量持續快速增長。那個時期，日本給予中國留學生的獎學金和貸款總數約二千六百一十億日圓。
東亞大國的恩怨情仇該如何解開？
1979 年傅高義以《日本第一》讓讀者重新認識日本這個國家，2012 年的《鄧小平改變中國》讓大家看見新中國的崛起。
2019 年的《中國與日本》將要帶我們同時看見兩個亞洲大國 1500 年來的交流，在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異同，以及千絲萬縷的糾葛，另附中日關係史上十四位關鍵人物的深度側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