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是納粹同路人？一齣蘇聯精心策劃、敗壞梵蒂岡名聲的政治抹黑劇

一套意識形態，倘若有暴力的支持，當然不用管受眾是否聽得進去，但如果沒有槍桿子作為後盾，宣傳上就必須更為講究技巧，特別是對外宣傳務必研究如何迎合受眾心理。

宣傳技巧分為兩方面，一種是用話術挑動受眾情緒，透過營造一種大家都是受害者的氛圍來建立共同歸屬感。這方面 ISIS 頗有一套，像是請一位在卡菲勒 [1] 統治下，無緣辦地下講經班的新疆維族老頭，在鏡頭前強烈控訴宗教迫害，號召大家團結起來幹一票；又譬如找幾個小孩在遊樂園拍攝「哈里發帶來的盛世」，告訴大家要相信巴格達迪的領導，麵包會有的、牛奶會有的，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年代較遠的典範則有 1930 年代第三國際全球動員有志青年跑到伊比利亞半島，「拿起爆裂的手榴彈，保衛馬德里，保衛全世界的和平」，把西班牙內戰生生打成一場國際戰爭，堪稱教科書級別的宣傳戰經典範例。

第二種方式，則是要特別講究發言者的身分。

所謂的「身分」，指的是有些話不能由自己來說，得由中立方、甚至敵對方的人來說，才會更有效果。而蘇聯深諳此道，因此它一直偏好邀請西方國家的知識分子去做客。同樣是胡扯亂說，由莫洛托夫 [2]、蘇斯洛夫 [3] 之流來扯，顯然不如由蕭伯納、羅素、沙特等人來扯更為動聽，尤其當受眾是那些囿於訊息封鎖而對蘇聯國情缺乏瞭解的西方人時。

1960 年，由於梵蒂岡總是以道義權威的身份，與蘇聯在世界各地的小兄弟對抗，教宗曾經諭令西歐國家的天主教徒別投票給共產黨，惱羞成怒的赫魯雪夫下令 KGB（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蘇聯的情報機構）想辦法削弱梵蒂岡的聲望，能抹多黑就抹多黑。

既然要對梵蒂岡下手，與其污名化現任教宗，不如抹黑兩年前去世的前任教宗庇護十二世。用安德羅列夫的話來說：「死人無法替自己辯護」。

不過，要毀掉梵蒂岡的名聲，由蘇聯的東歐集團直接出面只會適得其反，畢竟全世界都知道梵蒂岡與蘇聯積怨頗深。十年前的閔真諦案的慘痛失敗，更令 KGB 刻骨銘心。

1948 年，在蘇聯統一指揮之下，匈牙利當局以濫用外幣、叛國等多個罪名，逮捕了約瑟夫・閔真諦（Jozsef Mindszenty）樞機主教。匈牙利宗教氛圍濃厚，閔真諦本人又因反抗納粹而聲望卓著，是舉世公認為聖賢一般的人物，假如一殺了之，成全了他的殉道理想，容易激發國際輿論反彈。

因此，與其處死他，不如毀掉他的名節，打破人們對這尊「偶像」的崇拜。

為了爭取最有利的政治影響，匈牙利當局決定效仿 1936 年至 1938 年間的莫斯科大審判，為閔真諦舉行一場公審，同時迫使被告人自己——也就是閔真諦在法庭上主動認罪，並將其叛國罪行的直接證據——附有其簽名或由其起草的大量文件公諸於世。

可惜的是，蘇聯千算萬算，還是算漏一步。

閔真諦一案公審臨近尾聲之時，匈牙利權威筆跡分析專家蘇爾納夫婦叛逃到了奧地利，公開譴責當局捏造假案，頓時輿論嘩然。

原來，在該案的操作流水線上，蘇爾納夫婦奉命模仿閔真諦的筆跡，偽造出大量閔真諦手寫或簽名的文件作為定罪證據。幸好這對夫婦良知未泯，冒著生命危險，偷偷用微縮膠卷拍下了製造假文件的過程，成功叛逃之後立即曝光了閔真諦遭到陷害的真相。

不管暴政來自納粹德國還是蘇聯，閔真諦一生不懈反抗暴政。儘管他最終還是熬不過當局施加的各種折磨，被迫低頭認罪，卻反而赢得更多的同情與敬重，「義人受難」的伟岸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匈牙利秘密警察是 KGB 的學生，學生馬失前蹄在先，作為老師的 KGB 豈能重蹈覆轍？

閔真諦案再度提醒 KGB，用自己人偽造的假文件去污名化敵對勢力，很容易出岔子。要詆毀梵蒂岡，最好是將梵蒂岡內部的檔案文件弄到手，在裡面找些黑歷史，然後借蘇聯毫無瓜葛的西方人之手發佈出去，才能取信於天下。

對於 KGB 來說，抹黑是一門非常講究的技術，要詆毀到要害上，需要適當的切入點。比如說你要罵東方不敗，罵他寵信奸佞或濫殺無辜都是可以的，但你說他「強搶民女，生下私生子無數」就顯得荒誕了。

KGB 從梵蒂岡前任教宗庇護十二世身上找到了兩個切入點，一是反猶，二是與納粹法西斯狼狽為奸。二戰殷鑒不遠，這兩條罪狀可謂當時歐洲社會的高壓線，不管是什麼人，隨便哪一條被證實都足以讓公眾的唾沫淹死，永世不得翻身。

其實，KGB 的這場宣傳戰由於運作極為隱秘，很長時間內不為世人所知，如果不是羅馬尼亞的揚・米哈伊・帕切帕（Ion Mihai Pacepa）中將，世人恐怕永遠無緣得知，KGB 以抹黑前任教宗打擊梵蒂岡的高超技藝。

帕切帕是整個冷戰年代背叛蘇聯東歐陣營的最高職級官員，時任羅馬尼亞諜報系統的二把手，主要負責蒐集經濟技術情報，是羅馬尼亞總統西奧塞古（Nicolae Ceauşescu, 1918-1989）的安全顧問與心腹，在外事活動中經常隨侍左右。

帕切帕一路從基層幹起，在冷戰年代的羅馬尼亞重要對外諜報行動中，他幾乎是無役不予。帕切帕在 1978 年的叛逃，對羅馬尼亞國外情報網絡堪稱災難性的打擊，他所揭露的西奧塞古家族種種暴政與驕奢淫逸的生活方式，也嚴重損害了領袖的國際形象。

帕切帕對西方國家反諜事業的幫助，以及對羅馬尼亞政權造成的危害到底有多大？

這一切我們很難準確評估，但或許可以從事後，西奧塞古對官僚體系的整頓管窺一斑：羅馬尼亞部長會議三分之一的成員被降職，22 名大使被撤換，10 幾名情報官員被逮捕，並且有幾十人從此再也沒有露面。齊奧塞斯庫至少派出過兩批暗殺人員赴美處決帕切帕，可惜找不出美國人將帕切帕藏匿何地，只能無功而返。

那麼，帕切帕為什麼會知道蘇聯抹黑庇護十二世的具體情況呢？

實際上，帕切帕也僅僅參與實施了整個行動的第一步。戰後東歐各國的諜報機關無一不是在 KGB 扶持下建立起來，KGB 可以說是既當爹又當老師，在冷戰初期，父子之間——或者說師生之間合作，一起蒐集西方國家的情報是很常見的事。

五〇年代末，帕切帕奉命派駐西德從事諜報活動，公開身份是羅馬尼亞外貿公司駐法蘭克福代表處副主任，但其實負責的是蒐集工業科技情報與交換間諜。在此之前，羅馬尼亞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後，學習蘇聯老大哥好榜樣，藉口梵蒂岡利用教會機構為中情局的間諜提供掩護，和梵蒂岡斷絕了外交關係，雙方已經好些年沒有往來。

不過，帕切帕曾經奉命用一位慘遭迫害的主教，換回兩名在西德落網的羅馬尼亞間諜，與梵蒂岡方面的人有所接觸，KGB 正是看中這一點，才臨時「徵用」帕切帕。

接下來，在 KGB 授意之下，帕切帕趕赴瑞士日內瓦，與梵蒂岡的國務卿阿戈斯蒂諾・卡薩羅利樞機主教（Agostino Casaroli, 1914-1998）接觸，假意透露羅馬尼亞政府有意與梵蒂岡恢復外交關係，要求雙方展開進一步洽談。隨後的談判中，帕切帕提出兩個條件，一是需要提供一筆 10 億美元的無息貸款，二是允許幾位羅馬尼亞神職人員到梵蒂岡的檔案館裡找些原始檔案，為羅馬尼亞政府的外交轉向提供依據。

當然，重建邦交不過是個幌子，第一個條件也只是虛晃一槍，用來消除梵蒂岡的疑心。

一般看來，KGB 編造的理由不算太高明，但梵蒂岡方面卻毫無懷疑，卡薩羅利主教當場就將帕切帕的兩個要求滿口應承下來，只是表示貸款的金額和條件需要深入協商。於是乎，雙方開始就貸款事宜進行漫長而乏味的秘密談判，與此同時，三位羅馬尼亞天主教神父獲准進入梵蒂岡查閱教廷的歷史檔案。不過，這三位神職人員實際上都屬於受羅馬尼亞情報機構控制的「紅色神父」，他們借此機會用相機偷偷拍下了幾百份有關庇護十二世的原始文件，並將膠卷上交 KGB。

據帕切帕回憶，這些文件裡其實沒有可以用來證明庇護十二世反猶、或是勾結納粹的醜聞，也沒有其他見不得人的東西，以流水賬和外交辭令居多，內容稀鬆平常。直接拿這些文件搞個大新聞，顯然不大現實。

KGB 的詭計能夠輕而易舉地取得成功，一來要歸因於梵蒂岡比較單純，對間諜活動的警惕性不足，二來也跟六〇年代梵蒂岡的外交政策脫不了關係。另外，國務卿卡薩羅利主教高度讚賞當時西德政府以改善同社會主義陣營的關係為核心的所謂「東方政策」，他本人非常喜歡秘密接觸東歐國家的官員，頻頻釋放善意，恨不得用自己的滿腔似水柔情感化對方，為此背上了「親蘇」、「左傾」的罵名。

這次帕切帕主動找上門，對他來說無異於打破僵局的大好機遇，可謂正中下懷。而卡薩羅利在晚年的回憶錄中另有一番解釋，他聲稱自己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意識形態並無好感，只是希望通過緩和梵蒂岡與它們的關係，減少它們對教會的敵意，改善鐵幕背後的宗教界人士的處境。

帕切帕只是介入了這項計劃的第一階段——配合 KGB 獲取原始文件，後續行動他並未參與，但因為帕切帕和他的下屬任務完成得實在太出色，KGB 老前輩伊萬・阿基揚（Hovhannes Khachaturi Baghramyan, 1897-1982）將軍後來特地飛到羅馬尼亞，以長者之尊，親自向小兄弟們致謝。

伊萬・阿基揚以製造假情報欺騙敵人的專長揚名於諜報界，此次污名化教宗堪稱其代表性傑作，正是從興致勃勃的伊萬・阿基揚口中，帕切帕得以瞭解這項行動的後續進展。

1963 年，德國編劇家羅爾夫・霍夫特（Rolf Hochhuth）的新作《上帝的代理人》（Der Stellvertreter）在西德的柏林人民劇院上演，迅速引起轟動。該劇以二戰期間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屠殺和教宗庇護十二世對此的態度為故事主線，劇中的教宗只關心戰火有無波及自家財產，對猶太幸存者的求助置若罔聞，而且與納粹如膠似漆，支持納粹的屠猶暴行，完完全全是一個冷酷無情、貪得無厭、猥瑣懦弱的卑鄙之徒。

這個劇本很快被翻譯成 20 多種語言，相繼在倫敦、紐約等地公演，一時之間，庇護十二世的醜惡行徑成為了歐美大街小巷尾熱烈討論的話題。該劇的影響力令人咂舌，不光主導了大眾輿論的風向，而且直接推動了相關的學術研究活動，此後幾十年間，相關書籍、文章、影視大量湧現，使得教宗在二戰期間的表現成為一樁爭訟不休的歷史公案。要知道，儘管當時歐美民間確實有些許質疑教宗戰爭期間未能主持正義的聲音，但也沒有上綱到「為納粹抬轎子」的高度。

《上帝的代理人》一據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首先是投放平台的關係，柏林人民劇院影響力巨大，且贊助了該劇的首演，否則光憑霍夫特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作家，要想吸引觀眾恐怕很難。其次是時間選得妙，六〇、 七〇年代正是歐美青年最叛逆的時代，流行解構傳統權威，用帕切帕的話來說，「人們總是更喜歡交流偉大人物的負面八卦」，《上帝的代理人》的上演顯然迎合了這種大眾心理。

而最重要的一點，則必須歸功於 KGB 幕後的運作。

不同於一般的戲劇，《上帝的代理人》給人一種人直逼學術著作的真實感，其劇本末尾附有 40 到 80 頁不等（各個版本有差異）以梵蒂岡檔案文獻為基礎的學術注釋，作者霍夫特十分得意地在訪談中揚言：「事實就擺在那裡，滿滿四十頁包含了原始資料的注釋，就在劇本後面，我認為有必要把它們寫上去。」毫無疑問，如果沒有這些看上去非常可靠的資料，《上帝的代理人》的影響力必然難以持久。

由於帕切帕將軍的揭露，我們現在已經能夠確定，《上帝的代理人》實際上是 KGB 的一項傑作，目的在於徹底敗壞梵蒂岡的聲譽。

它所引用的所謂檔案資料，無非來自帕切帕麾下三個紅色神父從梵蒂岡竊取出來的文件，只不過中間經過了 KGB 的簡單加工。整個故事框架，也出自 KGB 之手。作者霍夫特不過是一枚負責在台前活動的棋子罷了，此人與蘇聯或東歐國家一向毫無瓜葛，而且沒沒無名，他的身分不會使西方社會懷疑到 KGB 頭上，無形中提高了劇本的可信度。

儘管霍夫特在《上帝的代理人》的整個製作生產線的貢獻最小，他還是憑借該劇走上了事業巔峰，且名利雙收。霍夫特聲稱，這些學術注釋背後的檔案文件，都是他親自在梵蒂岡暗訪一位神父所得。這套說辭當然純屬胡扯，即使是帕切帕手下的那三個羅馬尼亞紅色神父，經卡薩羅利主教的授權得以查閱梵蒂岡檔案，他們都沒有機會與檔案管理人員交流。

另外有一點值得一提的是，《上帝的代理人》的導演艾爾文‧皮斯卡（Erwin Piscator）多早年是德共成員，跟蘇聯文藝界有較深的淵源，戰前與蘇聯作家不乏合作，納粹上台後，他在蘇聯躲了好幾年才跑到美國。

說來十分有趣，該劇劇情本來明明與卡廷大屠殺八竿子打不上，劇作家卻強行植入一段突兀的對話，借劇中一名猶太孩童之口，強烈控訴納粹在卡廷森林屠殺波蘭軍人，「德國人都是不可信賴的，人一定是納粹殺的」。這不大可能是劇作家本人的無心之失，據帕切帕推測，更可能是因為蘇聯戰後要求利用各種公開場合為卡廷事件洗地，把這口黑鍋扣死在納粹德國頭上，所以 KGB 才不得不在劇本裡畫蛇添足，摻入一段無關情節發展的對話。

那麼，庇護十二世是不是真的像蘇聯宣傳的那樣，與納粹德國狼狽為奸，漠視猶太人的苦難呢？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整個二戰期間，庇護十二世表面上恪守一貫的中立立場，不偏袒哪一方，其所作所為，絕非鄉愿二字所能概括。事實上，教宗說得少做得多，盡力利用貌似中立的立場和有限的道義權威，換取更多幫助同盟國與猶太人的機會。不管從哪個角度來看，指責教宗冷酷無情都是站不住腳的，

根據目前已知的史料，二戰時庇護十二世確實在保護猶太人方面有巨大貢獻。梵蒂岡雖然無力阻止納粹在國內推行反猶政策，但仍然竭盡所能，用盡各種方式救助猶太人，像是向義大利、匈牙利等國的政府施壓，勸它們不將猶太人交給納粹手裡；或是在德軍佔領羅馬期間，教宗指令羅馬附近的修道院，打破男女界線，一律向所有猶太人提供庇護。曾任職以色列駐米蘭領事的拉皮德寫了一本題為《最近三任教宗與猶太人》的書，認為庇護十二世直接或間接地輓救了 86 萬猶太人的生命，梵蒂岡給予猶太人的幫助比西方任何人道主義組織包括紅十字會都要大。

1942 年聖誕節，庇護十二世向全世界發表廣播講話，矛頭直指納粹，儘管他沒有對批評對象指名道姓，但內容之露骨，足以讓時人心領神會。「新制度是錯誤的，無法預見它們會給人類社會帶來的後果」，放眼全歐，恐怕最新的制度就是納粹建立的法西斯體制了。教宗強調「自然賦予家庭優先於國家的地位」，也與納粹宣揚的國家至上理念格格不入。至於「千千萬萬不是由於自己的過失而僅僅因為自己的民族、或種族就被判處死刑或遭到逐漸滅絕的人們……上帝認為一切民族和種族都值得受到同等的尊重」一節，顯然只能是指受難的猶太人。

有趣的是，後世未曾經歷戰爭的年輕人讀到教宗這份聲明，往往免不了輕佻地指責庇護十二世的態度不夠明朗不夠強硬，但當年納粹鐵蹄下的民眾與淪陷國的流亡政府，大多對教宗心懷感激。

納粹帝國中央保安總局更是認為教宗字字句句近乎公然挑釁，「他實際上是在指控德國人對猶太人肆行不義，從而使他自己成為猶太戰犯的代言人」。外交部長里賓特洛甫為此特地向教宗傳話，假如梵蒂岡放棄中立，「德國不排除報復」。梵蒂岡甚至偷偷幫助德國的地下抵抗組織向同盟國傳信，打聽停戰的條件。梵蒂岡的對立情緒流露得如此明顯，以致於德軍佔領羅馬期間，希特勒一度考慮將庇護十二世綁架，帶到柏林當人質。

不可否認的是，納粹上台之初，梵蒂岡確實態度較為曖昧，在梵蒂岡眼裡，蘇聯才是人類和平與自由的最大威脅，德國不失為一座抵抗蘇聯勢力侵蝕的堡壘。無論如何，納粹的綱領至少還明言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且希特勒為了爭取國內兩千多萬天主教徒的支持，有意籠絡梵蒂岡。

九〇年代，教宗約翰保羅二世曾放出風聲準備冊封庇護十二世為聖徒，卻引發輿論的廣泛抗議。美國的猶太人權組織——西蒙魏森索中心（Simon Wiesenthal Center）的創辦人兼主持希爾（Rabbi MarvinHier）長老說，「庇護十二世如果封聖，將是對歷史的巨大扭曲」，他認為教宗對納粹屠殺猶太人袖手旁觀。「大難來臨時，有人起而對抗暴君，庇護十二世則完全沒有」。

反倒是與庇護十二世同時代的許多猶太名人，像是以色列首任總統哈伊姆・魏茨曼、首任外長摩西・夏里特、比英國柴契爾夫人更早享有鐵娘子之稱的以色列總理梅爾夫人等，都盛讚庇護十二世及時向猶太人伸出援手。

換句話說，至少在二戰結束之初，庇護十二世在戰爭期間的表現並沒有被人們一邊倒的質疑，主流的輿論充分理解、同情他面對納粹德國時的「軟弱」，同時也高度肯定他在救助猶太人時所展示出來的慈悲與勇氣。直到《上帝的代理人》一劇搬上舞台，KGB 這只無形的手愣是在傳媒界、文藝界、學術界搞出一樁大新聞，庇護十二世的道義光環才逐漸消退。從這個角度來看，KGB 策劃的這場宣傳戰無疑是一場巨大的成功。

關鍵在於，庇護十二世並非身處中世紀，羅馬教宗的權威早就不足以約束世俗政權，三個亨利四世在雪地悔罪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梵蒂岡對有強大軍力的納粹黨徒根本不可能採取任何實質性的制裁手段。我們也無法苛求手無寸鐵的教宗冒著徹底激怒納粹的危險，對希特勒或天主教國家裡的親德領袖處以絕罰。衡諸彼時歷史情境，庇護十二世其實已經在自身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做到極致。

人們可以批評庇護十二世做得不夠好，卻沒有理由指責他是作惡者的同謀，要求他為納粹的暴行承擔責任。匈牙利公審閔真諦時，庇護十二世倒是憤然宣佈懲處該案所有經辦人員處，然而並沒有什麼實際作用。

庇護十二世的生前，國際社會便也有質疑的聲音，更別提蘇聯及東歐社會對他的攻訐了，但教宗不置一詞，保持沈默。「耶穌被審判的時候，他是冤枉的，但是他一句話也不說」。值得慶幸的是，隨著真相逐漸清晰，庇護十二世的清譽正逐漸得到越來越多人的認可。而那個不擇手段將其污名化為納粹幫凶的紅色帝國，早已經雨打風吹去，消失在歷史的垃圾堆裡。

順便說一句題外話，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中國大陸地區學術界基本上全盤沿襲蘇聯的相關說法，認定二戰期間梵蒂岡與納粹法西斯狼狽為奸，極盡批判之能事。

[1] 卡菲勒是阿拉伯語中「拒絕者」、「忘恩負義者」一詞的音譯。是伊斯蘭教用語，與穆斯林（阿拉伯語：مسلم‎‎，順從者）相對立，特指對神的否認和隱昧者，即不信神者。類似於基督教用語中的異教徒。

[2] 維亞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維奇·莫洛托夫（俄語：Вячеслав Михайлович Молотов，1890- 1986）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

[3] 米哈伊爾·安德烈耶維奇·蘇斯洛夫（Михаил Андреевич Суслов，1902- 1982年），蘇聯政治家，長期擔任蘇聯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書記處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