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賭博還是運動？曾經席捲上海、蔚為風潮的休閒「賽狗」

跑狗是運動還是賭博？

在中世紀的歐洲，貴族們有攜帶靈緹犬狩獵的習慣，直到 1831 年狩獵法通過後，狩獵比賽逐漸增加。傳統的比賽方式是縱兔在前，再放靈緹追逐，裁判騎馬緊隨，依據靈緹的速度、獵殺技巧與靈敏度來做評分。

到了 1921 年，美國出現以電動假兔代替野兔的比賽，電動假兔會在軌道上滑行，先繞場一周，再放靈緹出場追逐，由於假兔速度有人操控，所以靈緹始終可望而不可及，而在現場的觀眾可以一覽無遺，這項新的大眾娛樂就此展開，稱為「跑狗」。

當時，上海工部局董事麥克貝恩 （W.R.B. McBain） 聯合許多洋行、公司合組中國跑狗協會，去函公共租界的工部局申請興建跑狗場，並與英國聯絡申請加入賽犬協會聯盟。麥克貝恩的跑狗計畫甫運作後，其他團體也陸續成立跑狗場，1928 年麥克貝恩的「明園」跑狗場開幕，緊接著是「申園」，以及在法租界區的「逸園」。

跑狗的「光、熱、力」，照亮夜上海

張寧認為，跑狗在 1930 年代的上海具有三個重要的意義。

首先，它帶來中西文化的差異性，西方人將賽馬與跑狗皆視為運動，中國人認為賽馬是一項運動，從春秋時代開始，君子的教養就需要會騎射，這也跟中國尚武的精神相關，所以中國人認為具有騎術的賽馬也是一項運動。但是，跑狗不一樣，就是一群狗在奔跑，沒有人在上面，因此中國人認為跑狗不是運動，是賭博。

這與西方的認知產生差異，西方人認為跑狗是一項運動，賭博只是助興，且跑狗所採用的「贏家分成法」是一種可確保機會與風險並存的合理機制，在這種機制下，賭客不容易輸錢，輸贏也都是小錢，因此，他們認為跑夠是乾淨的運動。

中西方差異所產生的激烈爭議持續三年（1928-1931），而租界與華界對於「跑狗是賭博還是運動」的論述，反應了三個面向：物質表徵、政治追求、以及觀念轉變，這三者都反映了上海「現代性」的形成。

跑狗的第二個重要意義，是促成「夜上海」的形成。

當時的跑狗賽事多半在夜間舉行，上海的三座跑狗場燈火通明，在電力並不普及的時代，許多地方都還使用油燈，這代表當時的上海幾乎是全亞洲最大的城市，這也是「夜上海」由來的原因之一。明園與申園兩座狗場開幕後半年，在上海掀起風潮，成為大家心目中摩登與現代的象徵，這與跑狗的「光、熱、力」有著密切的關係。

另外，跑狗場也善用現代行銷手法，除了舉辦聚會邀請貴族名媛成為飼主，形成名人代言的概念，更大篇幅登報廣告，詳列地點、購票方式、以及各種優惠；開場前也會施放煙火與表演助興，甚至在狗場中造出園林景色，可以邊吃喝邊觀賽，更以大眾化票價吸引觀眾，下注金額還可以多人合注。

在這樣精彩刺激的吸引力下，《晶報》的報導 （1928 年 8 月 24 日） 甚至記載：「小學校之學生，閨閣中之驕女，曩有數金，即奔赴賽狗場，一決雌雄。」跑狗無疑成為當時最時髦、最熱門的休閒活動之一。

跑狗的第三個重要意義，則是對於女性地位的提升。在這裡必須補充賽馬的歷史脈絡，早期上海的賽馬是只有具備會員資格的男性可以參加，而入會又有嚴格的門檻，條件除了身份地位，還有社會關係，像是華人就無法入會。後來華人自行開設了兩座賽馬場，但也不准女性入會。

直到二十世紀初，女性才被允許成為附隨會員，附隨會員的條件是必須依附著具備會員的男性親屬。但跑狗不同，跑狗總會歡迎所有女性成為會員，因此當時上海的三座跑狗場有非常多的女性會員。

張寧舉了一個例子來說明， 1929 年有一位張夫人在逸園狗場掉了錢包，因此登報以一百元懸賞錢包，張夫人的錢包裡放了證明會員資格的徽章共三枚（代表三座跑狗場）、化妝品、珠寶以及印章等重要物品。三家跑狗場各開賽兩天，一週有六天皆有賽事，會員還可以攜帶朋友入場，而會員也經常是賽狗的主人，如果賽狗贏得比賽，主人也可以上台接受表揚，這顯示女性的社交生活空間因為跑狗而大為擴展。

是賭博還是運動？

上海的跑狗文化有幾個重要的關鍵字：「運動」、「賭博」、「現代性」，張寧逐一對這幾個關鍵字做解釋。

「運動」作為一種休閒活動，它與殖民文化有著密切的關係，只是人們對運動太習以為常，而忽略了它與殖民文化背後的關係。張寧指出，像是臺灣的國球「棒球」，就是日治時期引進，但棒球的起源又來自美國。

而另一項熱門的運動──籃球，也是發源自美國。臺灣有一句話說「本省人打棒球，外省人打籃球」，這就是因為傳播路徑的不同，籃球是在二戰後才流行，與當時在臺美軍和 YMCA 有關。而像是香港人喜愛的足球，是受到英治時期的影響。張寧表示，這些都顯示了運動與殖民的高度相關性。

在租界時期的上海，有三項運動與殖民文化息息相關：跑狗、賽馬與回力球。張寧說明，在上海的公共租界區中，英國人的勢力最為重要，上海雖然不是殖民地，卻是個殖民社會，在多國籍的環境下，運動非常重要，因為運動可以凝聚社群的向心力；而如何凝聚向心力，是藉由舉辦大型的賽事、以及透過加入俱樂部。換言之，當時推廣運動，並不是為了健康，而是社交目的、經營關係。

談及運動與賭博的關係，張寧說賭博最吸引人的地方就在於它的「不確定性」，不確定性讓人們產生刺激感、產生樂趣，而運動競賽除了有輸贏外，也具有不確定性，因此自然成為賭博項目。有些人在觀賞球賽時會跟辦公室同事下賭注，例如幾個人支持紅襪，其他人支持洋基，在觀賞兩隊比賽時，自己支持的球隊贏了很開心之外，加上賭博以及贏到的賭金就更增添趣味性。

然而，張寧指出，在賽馬、跑狗，尤其是回力球比賽中，有些賭客根本不進場觀賞賽事，只憑其他人給的建議下注。

如果身處 1930 年代，會支持跑狗或禁止？

面對這個問題，張寧思索了片刻。她說，跑狗的賭博方式很難輸錢，通常無論輸贏，也都是小錢，所以如果她當時作為一名觀眾，會認為跑狗無傷大雅。

張寧回想，她讀小學時，中午休息可以回家吃飯，在返回校園的途中，有家雜貨店有戳戳樂的遊戲，戳一次五毛。她跟一群同學曾為了玩戳戳樂而遲到，因此受罰，雖然覺得被懲罰很丟臉，但卻無法抗拒戳戳樂，過了兩天又去，深深著迷於戳戳樂的魔力。張寧說自己不曾真正賭博過，但卻能從兒時的遊戲深刻感受到賭博的吸引力。

然而，如果她作為一名規管者，她會禁止賭博，希望大家都勤奮工作。因為賭博是不勞而獲的行為，難免會將賭博跟一些犯罪行為做聯想，例如民眾會不會把買菜錢拿去賭跑狗，或是晚上贏了錢回家會不會被搶。

華人與狗歡迎入內

由於華人團體抨擊、國民政府的限制，上海公共租界的跑狗場「申園」、「明園」於 1931 年相繼被迫關閉，只留下法租界的「逸園」，這也意味著華人主權聲勢上漲。

華人團體在爭取關閉跑狗場的過程中，用諷刺的口吻講述過去外灘公園的賽馬場標語是「華人與狗不得入內」，而到了跑狗場的標語是「華人與狗歡迎入內」。這些都是華人團體片段地擷取標語，以鼓舞民族意識。

張寧補充，其實上海跑馬廳起初並沒有入場門票，也沒有禁止華人入場，然而，華人在接近柵欄觀賽時，會因為興奮而大聲喊叫出「好啊！跑啊！」，而這些突來的叫聲會驚嚇到比賽中的馬。後來上海跑馬廳人數變多，開始收入場門票，才有了禁止華人入場的規定，但華人仍然可以在外圍看熱鬧，後來禁止華人入場的規定到了 1919 年也已廢除。

跑狗界的大明星

跑狗場在上海公共租界不受華人團體歡迎，但場景來到同時期的英國，跑狗在英國相當熱燒，甚至成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 1930 年代左右，英國有一隻最受歡迎的冠軍犬 Mick the Miller，牠的英勇成績讓牠成為至今最受歡迎的運動明星之一，也曾在電影中亮相，可以被稱為英國人的偶像。英國的跑狗流行文化，直到 1960 年代才因電視轉播的普及而退燒。

張寧曾在英國看過跑狗，在英國，跑狗是一項大眾文化，被稱為窮人的賽馬，因為入場的價格較為便宜。觀賞跑狗也經常成為約會的行程，因此，可以看到許多穿著俊俏的男性在跑狗場中獵豔或約會。英國人也認為跑狗比賽馬適合女性，除了因為兔子是假的，不會有血腥的場面，也認為狗的性格比馬溫和。在民國時期的中國，許多人因戰爭或環境的緣故，還過著有一餐沒一餐的生活，當時這些賽馬跟賽狗吃得好、睡得好，所以有些人會戲稱：「帝國主義的馬跟狗，過得比人還好。」

在蒐集史料的過程，張寧也經常看到奇特的現象。例如二戰之後，原本出產靈緹犬的愛爾蘭轉移成澳洲，澳洲成了賽馬與賽狗的最大出口國。澳洲挑選靈緹成為賽狗的資格，跟一般想像不同：跑得太慢的自然不行，因為靈緹靠視覺追兔，一離開視線就不追了；跑得太快也不行，因為牠會率先追到假兔，一口撕爛；還不能太聰明，太聰明的狗一發現不必繞圈，就先到另一邊等著假兔，比賽就無法進行了。

跑狗退燒？動物權爭議？──澳門逸園狗場

上海法租界的逸園狗場，與現在澳門的逸園狗場是有關聯的。

1941 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進入上海租界區，當地的英國與美國人被日軍囚禁在拘留營，在上海逸園工作的秘書 Ginger Norman 也是被囚禁的一員，直到 1945 年戰爭結束後，才被放出來。後來，逸園狗場於 1963 年在澳門重新開張， Ginger Norman 來到澳門逸園狗場工作，同時也聘用了兩名原先在上海的馴狗師，除此之外，告示板、起步鐘等器材也是來自上海逸園。某種程度上，兩個狗場是有傳承的意味。

澳門政府在 2017 年宣布，於 2018 年 7 月收回逸園賽狗場用地。張寧認為，澳門這次關閉賽狗場的因素可能跟醜聞比較有關。她看到 Mick the Miller 的資料中，每間狗舍通常睡兩隻狗，床墊還鋪上新鮮的稻草，且要經常曬乾，平日運動完還要替牠按摩。但澳門狗場被指控未妥善對待賽狗，作為賽狗的靈緹犬身型細長，休息時需要能完全躺下的空間，澳門狗場卻未提供這些賽犬足夠的休息空間，且單獨關籠，然而靈緹犬非常需要同伴的陪伴。

另一項為人詬病的是澳門狗場的淘汰犬隻機制，比賽中連續五次未拿到前三名的賽犬就必須被安樂死，這也被倡議動物權的團體抨擊。

文化的轉譯 藏在生活中

研究跑狗、跑馬的近代史，張寧強調自己感興趣的不是運動、也不是賭博，而是其中的「文化轉譯」。

她舉了幾個例子解釋文化轉譯，像在外國麥當勞常看到的 “Staff Only” ，在臺灣麥當勞成了「閒人勿進」，然而誰是閒人？或者自認不是閒人的人，是不是就可以進入？這個翻譯與原本英文的脈絡並不相同。還有公廁緊急按鈕看到的 “Emergency Only” ，在臺灣成了「非緊急時勿用」，這兩句中文警告都是以反面、禁止的口吻來呈現。

另一個差異很大的例子是英文的 “handicapped”，字面上是殘障人士使用座位的意思，但臺灣改以「博愛座」來呈現，優先使用博愛座的對象轉為老人、孕婦、小孩與行動不便者。張寧認為這些都是文化轉譯，甚至在轉譯的過程出現了不同的意思；在轉譯過程中，援引、配合該地文化，而產生了很大的改變。

談到文化差異，張寧有一回陪同熱愛羽球的朋友在利物浦現場觀賽國際錦標賽，她發現，發明與制定羽球賽事規則的英國人雖然熱愛羽球，但在球賽現場總是端莊地觀賞，彷彿在聽音樂會；而其他國家的觀賽者，特別是亞洲國家，像中國、印尼、馬來西亞等會隨著比賽的高潮迭起熱情呼喊，甚至拿出加油棒敲打，為自己國家的選手加油。這樣的景象形成強烈對比，讓她印象深刻。

自嘲是邊緣人

張寧說，自己大學時其實不太喜歡中國近代史，因為近代史中都是戰敗、割地、賠款，後來研究中外關係時接觸到外交檔案，看到許多貿易、商業往來的資料，十分感興趣。到中研院工作後，逐漸轉移到「外人社群」的研究，她想知道這些外國人哪來的？在異地做什麼？與其他外國人的交往狀況如何？遇到哪些困難？

為何會對外人社群感興趣，張寧回想起在劍橋大學讀書的時候。她說，劍橋本是個以男性為主的大學，加上自己隻身在英國，她好像夾在兩種文化之中的少數，生活上巨大的差異讓她覺得自己是個邊緣人，所以對夾在兩種文化中的人事物都特別感興趣。

例如，過去的休閒活動和現在不太一樣。最早是台上看戲、台下賭博、吃酒、進香，後來是看電影、跳舞、逛公園、打球，現在則是看電視、上網、手遊。近代史研究，可以問出休閒活動是如何轉變。在跑狗研究的背後，是龐大的知識體系，張寧直說真怕在單篇文章中解釋不清，因此正著手撰寫一本書，梳理運動與賭博的關係、以及運動與殖民的關係。

延伸閱讀

1. 張寧的個人網頁
2. 張寧，2003年12月，〈是運動還是賭博？：跑狗論述與現代上海的成型，1927-193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2期，頁73-124。
3. 張寧，2005年6月，〈從跑馬廳到人民廣場：上海跑馬廳收回運動，1946-5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8期，頁97-136。
4. 張寧，2010年，〈賭心思：民國時期上海的回力球賽〉，巫仁恕、康豹、林美莉編，《從城市看中國的現代性》，頁85-112，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5. 張寧，2011年8月，〈殖民現代性的城市生活：以上海為例〉，《傳記文學》，99（2）, 5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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