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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古代有了功名可謂無往不利，地方官員見了都要尊敬三分。但倘若考不上科舉，又想擁有這樣的榮譽，明代中後期的富人還有另一個選擇，那就是「捐官」。
弘治年間（1488-1505）納銀 40 兩，就可以獲得冠帶，成為「義官」。四十兩不是個小數目，但為了藉義官的身分牟利，皂隸（衙門裡的低等差役）、奴僕、乞丐、無賴等橫行鄉里之徒，紛紛納銀捐官作為保護傘。
當然，無論買到幾品官，都只是買到了任官資格，無法實際就任。
納銀 40 兩後獲得的「義官」，在官職系統裡稱作「散官」，只是一種沒有指派職務的虛銜。想要實際擔任官職，則可透過「上馬納粟」的制度買一個國子監生的身分，等待朝廷授官，或藉此身分參加科舉。「上馬納粟」或稱「納馬納粟」，是指繳納馬匹、糧草、銀兩等物資，換取朝廷賜予的冠帶。大約在正統七年（1442）前後，為了彌補財政收入不足，以及獎勵地方賑濟，朝廷就已零星賜予散官冠帶。
正統十四年（1449）發生「土木之變」，英宗御駕北征蒙古瓦剌部，兵敗被俘，使朝政陷入前所未有的危局，為了籌措資金，遂於景泰元年（1450）正式宣布實施捐納政策，凡是捐輸米豆 250 石、穀草 2000 束、秋青草 3000 束、鞍馬 10 匹任何一項，就可以獲得冠帶。
有一位名為張賢的生員希望在榮耀之外，能夠有實質的回報，便請求進入國子監讀書，朝廷起初回絕了這項額外的要求，但有愈來愈多的生員提出「送監」的願望。
接下來的幾年，由於各地時有水災、飢荒的消息。景泰四年（1453），代宗派禮部侍郎鄒榦（1409-1492）等官員帶銀三萬兩前往山東賑濟，並說：「若有其他可以賑濟的政策，都聽你們便宜處置。」
結果當地的生員表示願意納米 800 石，乞求入國子監讀書。鄒榦遂奏請皇帝酌定，且他在奏疏中表示贊同的意見，最終皇帝批准了納米入監的方案，並順勢推廣於全國，凡能出 800 石米於山東賑濟、且有意願入國子監讀書者，皆可同意入監，早就希望入國子監的張賢也終於如願以償。
自此以後，捐納之門大開，凡舉籌措軍餉、賑濟災民，乃至興修漕河、陵寢，便有官員倡議開捐。
原先國子監學生的來源主要有三種：一為「舉監」，是指會試落第的舉人經由翰林院考核通過者；二為「廕監」，是指高級官員的廕子；三為「貢監」，是指地方學校成績優秀的生員。從此，又多開了一道捐納的門路，稱為「例監」。
需要說明的是，經由捐納入監的生員稱為「納貢」，屬於「貢監」的一種，「上馬納粟」原先只限定資質較佳的廩生，但隨著明代的財政惡化，報捐對象逐步擴大為增生、附生，甚至開放一般庶民捐納。沒有生員資格，而經由捐納直接成為國子監生者，才稱為「例監」。
納貢與例監的差異在於：捐納者是否具有生員身分，但這樣的分界在開捐成為常態後也相去無幾，因為不只國子監生，地方儒學的生員身分也能經由捐納取得，例如崇禎年間山東發生蝗害，朝廷准許捐 50 兩者補為生員，時人便譏諷這些人是「蝗蟲秀才」。
至此，明代的官學逐漸失去培育人才的機能，淪為提供任官資格的機構，國子監生的素質亦日趨下降，福建文人謝肇淛曾批評道：
國家設立太學以招攬天下的英才，最重要的就是選才授官，在京任職的國子監生地位等同進士。可是後來除了舉貢以外，還能夠用錢換得入學資格，稱之為「援例」。其中有些生員，因為屢屢考不中鄉試而援例進入國子監，這種尚可接受。而民間沒有功名，不識幾個大字，但有一些閒錢的人，也能成為國子監生，這種人稱之為「俊秀」。大概國子監裡面，舉貢生比例占一成、援例生員占兩成，俊秀竟然占了七成。他們穿著奢華的服裝，流連於酒店、妓院，行政官吏不敢盤問，考核品行的官員也不能清查，使得聚集賢士的機構，淪為藏汙納垢的場所。
明代中期的休寧（今安徽省休寧縣）文人葉權（1522-1578）認識一位例監生，他本是富家子弟，已在餘姚縣（今浙江餘姚市）擔任縣丞（輔佐知縣的官員），因為某事辭職回鄉，葉權便戲謔地對他說：
「您原本是一介平民，花錢買到八品官，可與知縣平起平坐。解除官職之後，家裡又不貧窮，沒有生活上的困難，為什麼不快樂一點呢？」
那人竟答道：
「自我從進入國子監後，至少花費了千兩銀子，就是期盼當官後能收回數倍。現在還沒回本就要回鄉了，就算是我的妻子，也會埋怨我的！」
葉權聽了不免感慨，他認為這完全是商業經營的想法，用這樣的心態擔任地方官，賣官鬻爵的弊病，由此可見一斑。
不只是學生無心向學，國子監教官們也缺乏教學熱誠。天順末期，南京國子監祭酒周洪謨（1420-1491）非常討厭貓頭鷹的叫聲，於是他下令抓到貓頭鷹的監生可以放假三天，一時之間，不少行為放蕩的監生都有假可以放。後來繼任的祭酒劉俊（1417-1487）則喜歡吃蚯蚓，監生們又忙著抓蚯蚓了。
由此看來，開放捐納後，監生盼著當官，不把讀書當一回事，因此南京流傳一段歌謠，唱道：「國子監裡聽講，武定門外炮響。是這等演武修文，只費朝廷糧賞。」意思是說國子監的監生、京營裡的部隊都是虛有其表，浪費民脂民膏的機構。
國子監生人數驟增，但是並沒有那麼多官職可授，許多監生等到授官時，都已垂垂老矣。且地方政府中肥美的缺額先授予進士，次授予舉人，最差的才淪到監生，有些官職甚至遠在雲南、貴州、廣西等邊區。許多讀書人仍願意捐納，除了享受部分特權外，其實是將捐納當作科舉的捷徑。
成化二十二年（1486）順天鄉試的解元羅玘（1447-1519），翌年高中進士，被選為庶吉士，便是經由納貢入監。萬曆十四年（1586）進士項德楨，鄉試屢屢受挫，納貢入監後，在順天鄉試高中第三名。羅玘為江西人、項德楨為嘉興人，兩地的鄉試競爭都較北京激烈，經由捐納進入國子監，中試的機會相對較高，這種轉換考區的行為與冒籍類似。
且不論科舉占額問題，監生原本就能授官，異途入監者既增，衝擊最大的便是正途監生。成化十一年（1475），有 361 位監生聯合上奏：
臣等都是由科舉、歲貢進入國子監，而近來有 1500 餘名各地方儒學的生員經由納粟入監。其中有些並非廩膳生員，而是臨時假冒身分者，他們大多知識淺薄，反而比臣等先分撥至各政府部實習，乞求通查其中冒濫者，加以處分。至於在地方官學曾為廩膳生員者，可與臣等一同分撥。
成化初期只開放廩生、增生納粟入監，因此正途監生要求清查其中是否有冒濫者，影響他們分撥的次序。然而，被指名的異途生員也不甘受辱，指出上馬納粟是響應朝廷的號召，不應差別對待。此事最終交付禮部商議，禮部雖承認科舉、歲貢為祖宗舊制，納粟是一時權宜之計，但也不願意批評朝廷的納粟政策，把問題轉至管理分撥事務的國子監，要求國子監斟酌雙方人數，相兼撥用。
禮部不願得罪異途生員的態度，似乎也說明捐納政策在明代已成為常態，所謂「衣食足而後知榮辱」，捐納的對象在明代晚期擴大至庶民，也反映了民眾生活富足，樂於追求功名的心態。這項開闢財源的政策並未隨著明亡而消逝，在財政敗壞的清代晚期，朝廷倚賴捐納的程度更勝於明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