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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知道臺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是日治時代的杜聰明，也知道他的研究領域是鴉片和蛇毒，同時身兼高雄醫學院的創辦人。但是除了他的學生以外，很少人知道，他終生都提倡研究中醫和中藥，主張應該要以科學方法，研究臺灣本地的中醫藥。他曾經要求自己的藥理學學生，每人必須至少先完成一篇中藥研究之後，再選擇鴉片或蛇毒做為博士論文。
在日治時代，杜聰明先後於 1928、1937 年兩度建議總督府成立中醫醫院，和中醫師合作研究中醫藥；國民政府來臺之後，他繼續主張要在臺大醫院建立中醫治療科，聘請中醫師來主持臨床醫療，同時，他也鼓勵西醫的臨床研究者研究中醫治療學。
可是，即使在他創辦高雄醫學院後，這個主張都無法獲得廣泛支持。人們總是質疑，他明明是具有指標性的臺灣第一位醫學博士，為什麼要研究「落後」的中醫？
杜聰明的中醫藥研究，起點還是在於關心臺灣民眾。日治時代雖然已經引進西醫教育，培育現代醫學的醫師，也在臺灣各地推行各種公共衛生措施，但是醫師仍然不足，直到1940 年，全臺灣只有 2401位西醫師，相當於每 2398人才有一位醫師，因此多數民眾日常生活仍然依賴傳統漢方醫療。[1]
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恐怕是來自日治時代最大的健康威脅，也就是鼠疫、霍亂等各種傳染病。
當時現代醫學雖然已經發現，這些傳染病是由細菌引起，但是直到 1941 年，最有效的抗生素盤尼西林才進入人體實驗，到了 1944 年，英美兩國才公開使用抗生素 [2]。因此，在日治時代，臺灣還缺乏有效的藥物來治療這些嚴重傳染病，總督府採取的病患隔離政策，雖然有效減緩傳染規模，但不曾大規模成功治療病患。
此外，當時的一般民眾也不相信西醫，舉例來說，在霍亂傳染期間，警察和醫師會到處搜尋患者，只要採取新式療法就要被隔離，但隔離之後又缺乏藥物，十個病人裡只能救活一個（也難怪當時民眾大多隱匿不報，甚至躲起來了）；但是如果逃到鄉下，以傳統療法醫治，反而大多數能被救活，因此更不相信西醫。[3]
杜聰明也發現：「恐怕在霍亂及黑死病的治療方面，漢醫的處方是任何人都可以治療的，可是一個堂堂的西醫大國手卻只能夠束手旁觀，患者幾乎都是死掉的。」[4] ，他因此認為，必須要好好研究中醫。
杜聰明所主張的漢醫研究方向，是他從 1926 年起遊歷歐美之後所學到的「實驗治療學」。他主張設立專門醫院，只收治研究所需的病患，病人入院時由西醫檢查並診斷，再由中醫進行診斷，在醫院裡只服用中醫的藥方，再由西醫檢查各項數據，確定是否真的能夠治癒病患。
實驗治療學和當時日本、中國主流所主張的廢醫存藥，並不相同。當時許多主張全盤現代化的知識份子都認為，中醫的陰陽五行、氣血脈象毫無科學根據，只有中藥還有點價值，可以當作自然界的樹皮草根來研究。但是杜聰明主張的研究方向，是要瞭解中醫的用藥原理和效果，從中去除落後迷信，瞭解是否其中還有助於臨床治療的部份。他特別指出：
「像它（漢醫學）以哲學理論來進行病理的解說，由現代科學的角度來看，實在不得不說是極其幼稚的。由實際的角度而言，非常明顯地，它的解說和方法是一定無法應用到現代醫學上的，而且絕對沒有這種需要。是以，我所感到有興趣的問題是，對於西醫臨床專家做出正確診斷後的每一個疾病，漢醫會如何地試著解說？或者應當給予什麼病名？究竟那是全然錯誤的解說呢？還是說，即便解說是錯誤的，在實際治療時，難道就完全沒有任何助益嗎？
在這些之外， 在漢醫的醫經學中還有下列具體的例子，像是關於人身血脈經絡骨髓的記述，疾病的陰陽表裡虛實寒熱，症狀的淺深劇易緩急新故氣火、還有風寒暑濕燥火這六門等等的術語， 究竟相當於現代醫學理的什麼意義？作為診斷學的話，望聞問切發展到什麼程度了？在脈學上，脈的浮沈、乃至緩緊、遲數、滑濇等分類的價值，漢醫病名與現代醫學的病名之間的對照與比較。
換言之，要系統地研究並科學地批判漢醫法的病理論、醫理論、症候論與診斷學， 以此來提供整理漢醫學的實際資料。」[5]
因此，雖然杜聰明也認為中醫是不科學的，必須加以科學化，但他並不主張醫藥分離。對他來說，只把中藥當作樹皮草根來研究成分，無法全盤瞭解中醫，要研究中醫如何用藥、病患的反應，然後再從中選取對某種疾病有效的中藥，這樣才能去蕪存菁，留下中醫真正有用的部份。
原則上，他也贊同總督府的一貫政策，認為中醫應該逐漸淘汰，但是他對中藥的態度相對開放得多。他認為，如果中藥和處方真的有效，應該列入西醫課程，而如果發現某些中醫療法無效，應該儘速公布無效的療法，就像歷史上西醫不斷經由研究發現某些療法無效，再開發更有效的療法一樣。
換句話說，不是簡單認為西醫有效而中醫無效，而是依據實際研究，破除迷信部份，並保留有效的中醫藥。
更重要的是，杜聰明的實驗治療學，提出了一套創新的「倒行逆施」研究方法。
一般西醫開發新藥的方式，是先在實驗室發現某種對疾病有效的成分，然後再進行動物實驗，最後進行人體實驗，確定這種成分真的有效之後，才會成為藥品。但是，杜聰明的實驗治療學是先在人體醫療上，發現對某種疾病確實有效的生藥，才到實驗室抽取有效的成分來分析。
杜聰明清楚知道：實驗治療學和當時一般的西醫研究方法順序是相反的。當時批評他的人也認為，這是開醫學倒車。但是經過這麼多年，雖然杜聰明的主張沒有廣為流傳，實驗治療學的概念卻已經逐漸成為一種被接受的研究方法。
2015 年的諾貝爾獎生理醫學獎得主—屠呦呦，就是從古方裡發現青蒿可以治療瘧疾，才進而萃取出青蒿素。儘管，屠呦呦並非受到杜聰明的影響，但她先發現有效藥方，再進行實驗室研究的方法，正與杜聰明實驗治療學理念相符。
八十年前，杜聰明被批評為傳統落後，後世也很少記得他一直提倡中醫研究；但是八十年後，其他人運用和他相同的研究概念，獲得了現代醫學的最高肯定。
杜聰明雖然長期負責醫學教育、自己未能親自行醫，但他關心病患、盡可能收集能夠治療病患的所有方式。當他發現傳統醫學的可能價值，即主張要系統性研究傳統醫學，並且提出「實驗治療學」這個在當時極為創新的研究方法，可惜無法獲得廣泛支持，但是後世醫學研究的發展卻說明了，杜聰明確實曾經在傳統醫療和現代科學之間，創造出了一個新的空間。[6]
[1] 張秀蓉編註，《日治臺灣醫療公衛五十年》，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2] 泛科學，〈盤尼西林的勵志故事－《開膛史》〉。
[3] 日治時期傳染病與衛生教育圖像資料，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
[4] 胡展榕，〈杜聰明之中西醫結合思維研究〉，中國醫藥大學
[5] 雷祥麟，〈杜聰明的漢醫藥研究之謎：兼論創造價值的整合醫學研究〉，《科技、醫療與社會》，第 11 期
[6] 本文中提到「倒行逆施」的研究方法以及實驗治療學的價值，均出自：雷祥麟〈杜聰明的漢醫藥研究之謎：兼論創造價值的整合醫學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