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臺北火車站正後方，到華陰街和承德路口之間的區域，交九轉運站的高樓聳立，日本時代，那裡原是一大片的紅磚工場（工廠）。每天有千人進出，規模在臺北數一數二，正式名稱「專賣局臺北煙草工場」，民間管叫它「臺北煙草局」，國父紀念館後方的原松山菸廠，當時還沒蓋，臺灣民眾抽的本島香菸，像一〇年代就有的香菸牌子「新高」和「高砂」、三〇年代的「曙」和「Red」，都由這個官營的煙草工場製造。
1930 年，臺北煙草工場有三百多名第一線女性作業員，負責捲菸葉、包裝等需要雙手靈巧的工作。在那個婦女剛走出家庭的時代，若要觀察當時臺北的職業婦女，煙草工場可說是個大窗口。
剛好，這一年七月，大夏天的，煙草工場神來一筆，管理係（管理股）為了要了解女性員工，做為訓練和福利的依據，進行了大規模的問卷調查。所謂問卷，並非讓女工看著一疊紙，逐題回答，而是由男性臺籍職員口問，事前表明調查與升遷、績效無關，然後以無記名的方式記錄下來。答案則屬開放性質，非勾選題。
三百三十一位女工，成功訪得三百十三人，其中日本籍六人、中國籍七人，臺灣籍壓倒性的多，有三百人，所以，整個問卷調查結果幾乎可以一窺 1930 年臺北臺籍職業婦女的內心世界。三百位女工中，四分之三住在大稻埕，所以，問卷也可說是一張大稻埕女性喜怒哀樂的素描。
煙草女工的模樣，不妨從知名小說《浪淘沙》作者東方白的回憶一窺。
1938 年東方白在大稻埕出生，上有兩個姐姐，媽媽婚前曾在臺北煙草工場上班，推估起來，不出 1930 年前後。東方白在《真與美》曾說，待字閨中的媽媽在煙草工場上班，「賺錢添了衣裝，經常兩個蓋耳的雲髻，宛如盛開的花朵，也難怪父親一見生情了。」
女工的年齡以二十到三十歲最多，佔一半以上，三十到四十歲居次，約七十人，二十歲以下有四十四人，四十到五十歲有三十四人，五十以上才四人。用現代的標準看，四十以下的「年輕」女性有兩百七十幾位之多，雖然當時的四十歲可能已是祖母。
這群女工的教育程度，最高的是靜修女學校（今靜修女中）初等科畢業，有五人。公學校（小學）畢業的有一百零四人，東方白的母親就屬公學校畢業。沒念書的有一百五十二人，公學校念過幾年未畢業的則有四十五人。
她們多半已婚，有兩百二十九人是別人家的媳婦、媽媽和太太，而且，七成在二十歲以前就已經被嫁掉。
煙草女工還被問了先生的職業、有幾個小孩、綁過小腳嗎、住哪裡、上班花多少時間、信仰什麼神等等，人事背景問過一大圈之後，開始問她們情意志種種，答案就有趣起來了。
第一個問題，誰是最偉大的古人，結果，孔子榮登第一。 1925 年，臺北士紳開始倡建現今臺北大龍峒的孔子廟，前後建了十幾年，才逐漸達到現在的規模，煙草女工應該多親睹了孔廟從無到有、偉大逐漸被具象的過程。
緊追在孔子之後的是孔明，比第三名的明治天皇還偉大。接下去，孟麗君竟與孫逸仙、大正天皇、豐臣秀吉同票，可能與那一年年初的熱門電影有關。臺北良玉影片公司進口中國電影《孟麗君》，元旦假期開始上演，大受歡迎。
孟麗君是元代戲劇裡的才女，因未婚夫被陷害，女扮男裝赴考，官拜丞相。後來皇帝知道她的身分，想納為王妃，聰明的孟麗君精心設計，化解危機，最後與未婚夫終成眷屬。孟麗君兼具貞潔與能力，在三〇年代，確實有吸引職業婦女崇拜的特質。
問完古人，改問最偉大的今人是誰，答案裡的第一名令人拍案叫絕；有六十九位煙草工場女工，認為她們的頂頭上司、那個姓「三松」的工場長是最偉大的人。如果答案不是出於女工們的狡慧或幽默，臺灣歷史倒應該好好研究一下這位最偉大的工場頭頭，他到底做了什麼，讓臺灣女工認為他比昭和天皇還偉大。
當代人說蔣介石，有的痛罵「獨裁者」，有的拜為「民族救星」，在 1930 年十四位煙草女工的心中，蔣介石則是最偉大的人。可能之前幾年，蔣介石率軍北伐，打倒北洋政府，統一了中國。
在日本統治之下，煙草女工口中的偉人還有大發明家愛迪生、建立義大利法西斯政權的墨索里尼、研發飛行船的德國伯爵齊柏林，多少反映出當時臺灣人對中國、對國際事務有所了解，不是一個封閉的島嶼。
問卷調查有一大項，連問了女工最害怕的、最辛苦的、最開心的、最有趣的、最生氣的、最傷腦筋的事，一個問題往往有多達六、七十個答案，豐富而散發時代的風情。
例如，淹大水和火災是女工們最害怕的事，很容易理解，但過馬路時，有自動車（汽車）跑過來，竟然比地震、打雷還可怕，就有點奇妙了。當時臺北市有二十五萬人，汽車八百多輛，說多不多、說少不少，問題是，沒有紅綠燈，沒有斑馬線，只有左側通行的告示牌，行人和汽車隨時都有可能隨處竄出，互相嚇到對方，然後發生「衝突」（日語用法，意指相撞出車禍）。
又例如，以前臺北市街集中在艋舺、大稻埕和城內，以外的區域入夜即暗，不像現在幾步即有一盞路燈，婦女就很害怕走在黑夜的田間小路，與陌生人擦身而過。
關於最辛苦的事，有八個人回答「念中文」。既是已就業婦女，怎需要再念中文？原來是煙草工場內有設漢文班，供員工下班後進修，一天一小時。一般對日本時代有個籠統印象，以為殖民統治者搞皇民化，漢文被壓抑，事實上，日本時代有五十年，內裡有許多轉變，社會面貌相差頗遠。
東方白的母親就曾經「報名參加了」漢文班，在那裡，她念過《千家詩》。東方白說，「從我有記憶開始，幾乎每天早晨一等我父親下床，還慵懶歪在床上的母親就翻開她那一冊長久珍藏的《千家詩》，怡然自得地吟誦起來」，她「吟到忘我」，東方白則「聽得如痴如醉」。
從問卷結果看，古今的媽媽都是一樣的，生命裡最珍重的莫過於孩子。孩子放縱最讓女工媽媽們生氣，小孩聽話則在「最有意思的快事」項目中拿第二高票。對將來的希望，第一是「像現在這樣一直工作」，第二就是「多子多孫」。
對工場設施的期待，有六十七人不約而同說，「希望讀書室能分開男女」，比裝電風扇、設乒乓球桌還盼得急切。這個答案現在看來，有些噴飯，不過，這也是如假包換的第一高票答案，讓人不得不相信她們的態度是非常嚴肅與莊重，也不得不感受社會風氣已經如天崩地裂改變過。
這群心上刻著「男女授受不親」聖誨的女性，假如走進現代，眼睜睜看見捷運手扶梯上，年輕男女扶肩抱腰，吻了又吻，不知道會不會當場昏過去？
長長的問卷末了，還有一趣，問女工們最愛吃什麼。最特別的是有十個人回答「牛奶」。其中意味著牛奶頗為普及，而相較於戰後才普遍的豆漿，臺灣人的餐桌上，牛奶來得早多了。
現代要探知社會人心的真實狀態，有網路和電話種種快速的辦法。日本時代，電話是有的，但沒聽說誰動過電話民調的腦筋。那時候的統計已經非常發達，人口、案件、車輛、教育程度、進出口都有數字，但裡頭沒有人聲、沒有感情。
相形之下， 1930 年煙草工場的問卷調查稀有又珍貴；透過問卷，我們聽到年輕女性直率的傾吐，句句洋溢著那個舊時代的感性。
故事不計大小，都值得流傳。
台灣的歷史不也該如此綴織而成！？
歷史書寫名家陳柔縉在《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
《廣告表示》以「物」著手，
呈現日本時代台灣生活演變的縮影；
本書則不追洋物，而看向報紙新聞細處。
書中濃縮了台灣彼時的民心人情及各樣怪奇的趣聞，
每一個凝視的瞬間，
無不是象徵時代印記的珍貴影格，同時引人動念，
去追尋屬於個人的、家族的、家鄉的日本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