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現場的改革：從「國語政策」到多元文化教育

生長在 1950、1960 年代的臺灣人，可能都歷經過「說臺語要罰錢」，甚至也有部分人經歷過掛著「我不說方言」木牌罰站的求學時代。那是一個對今天的我們已難以想像、且充滿壓抑的歲月。
  但這並非故事的全貌，回到 1945 年的戰後初期，臺灣其實曾經有過一股自發性的「學國語熱潮」。當時除了許多人搶購《初學必需漢文讀本》，坊間甚至一度出現「國語補習班」的盛況。

究竟，臺灣是如何從最初的熱情，走向後來高壓的「獨尊華語」，最後又如何演變至今日「多種國家語言」並存的多元樣貌呢？
 

從「我要」學國語，到「你得」學國語！

如果不是歷史檔案中留下明確的紀錄，我們可能難以得知，在 1945 年二戰結束時，臺灣社會其實瀰漫著一股「學國語」的熱潮。剛脫離近 50 年日本殖民統治的臺灣人，抱持著回歸祖國的期待。包含知識份子在內的許多人，希望能儘速為祖國服務，民間更主動發起設立國語補習班，民眾爭相購買以假名發音、日語註解的漢文讀本或國語教科書來自學。
  除了民間的推動以外，早在戰爭尚未結束的 1944 年，中華民國政府在〈臺灣接管計劃綱要〉中，就要求接管後「應規定國語普及計畫，限期逐步實施，中小學以國語為必修科，公教人員首先尊用國語，並訓練國語師資。」戰爭結束後，行政長官陳儀，為回應民間踴躍學習「國語」的需求，同時間也急於讓臺灣人脫離「被殖民」的狀態，並加速外省人與本省人之間的溝通與交流。因而於 1946 年 4 月，發布〈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組織規程〉，並成立「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簡稱國語會）。
  跟我們後來認知的國語運動非常不同的是，教育部在 1945 年 10 月修正公布的〈各省市縣推行注音符號辦法〉中，並非強制推廣國語。而是提到「有特殊方言之邊疆省分及地方，以注音國字寫正文，而用邊文逐行對照，列於左邊⋯⋯」由魏建功主導的國語會也發表了好幾篇文章，主張以「臺灣話來學習國語」。也就是將臺灣島上的各種語言，來作為學習的橋樑，使臺灣人能更有效率地學好國語。這段時期的國語運動，本質上是溫和且具有教育學理基礎的，目標是「溝通」而非「禁絕」。
  不過，即使民間如此熱烈，但各式各樣的國語書籍卻並非都符合官方的標準，除了注音符號常有錯誤以外，內容上也常常沒能宣揚民族情感，讓官方看了直搖頭；而戰後來自各省的「國語老師」，口音也不盡相同，師資跟教學水準都嚴重不足的情況下，常讓臺灣人學得是霧嗄嗄（bū-sà-sà）。
 

我不說方言！

然而這股國語熱才不到兩年，便因為 1947 年的二二八事件、政府治理腐敗以及各項治臺政策上明顯對臺灣人的差異對待而迅速消退，更讓民眾對國語的態度從熱情轉為保留。之後，政府推廣國語的手段也逐漸從鼓勵轉向強制──語言成了校園紀律與思想檢查的一部分，教師被要求成為語言的管理者，方言從「學習國語的橋樑」變成了「阻礙進步的石頭」。

此外，過往從日治時期一路到戰後初期，為了方便原住民與或一般民眾閱讀聖經，教會曾一度使用羅馬字母組成的「白話字（Pe̍h-ōe-jī）」來編寫族語或臺語教材。但因為同時違反了政府全面推廣「國語」的政策，以及教育部也曾發函規定「採用未經政府審定之任何拼音方式拼寫語言通訊，應做密語密碼通訊處理，請由警總依法辦理。」再再都看得出來當時威權體制對於任何可能挑戰「單一文化認同」的符號，都抱持著極高的警覺與排斥。
  對於國語的推崇，至 1966 年中共發起「文化大革命」之後來到高峰。自詡守護中華文化的當局政府，組成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簡稱文復會）進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自此國語被神聖化為「復興中華文化」的基石，文復會從中小學、師範學校、公教人員等各層面全面進行推廣，這些場合一律得使用國語。
  在這一波新的國語運動熱潮中，「方言」被貼上不雅、粗俗等標籤，學校普遍設立了「國語推行員」，鼓勵學生互相檢舉。懲罰手段更是花樣百出，除了要求違規者掛上寫有「我不說方言」或「我要說國語」的木牌，直到抓到下一個說方言的「替死鬼」才能取下；更有部分的學生被體罰，罰站、跑操場，甚至被老師掌嘴。也有的老師會威嚇學生說「一句方言罰五角或一元」，這對當時大多數學生來說完全是一筆巨款。
  這種「羞恥感教育」成功地在短短十年間讓國語普及率大幅提升，但也造成了深遠的負面影響。它切斷了許多家庭的世代連結，讓孫子孫女聽不懂阿公阿媽的話，更讓整整一代臺灣人對自己的母語產生了莫名的自卑感與排斥。確實，因為國語政策的強力推行，臺灣在很短時間內識字率便大幅地提升，也建構出當時政府所需的國家認同，但代價卻十分巨大。

本土語言的生存空間遭到大幅擠壓，當時的布袋戲、歌仔戲等節目被嚴格限制播出時數。而為了符合 1983 年頒布《廣播電視法施行細則》中，要求廣播電臺與電視以「國語」播音比例須達到 70%，許多節目甚至被強制要求使用「國語」演出。這不僅造成了世代間的溝通斷層，更讓本土語言文化遭受了難以彌補的傷害。
   

我要聽、說、讀、寫，我自己的語言！

隨著 1987 年解嚴，長期被壓抑的本土意識終於獲得解放。1988 年 12 月 28 日，由客家權益促進會發起的「1228 還我母語運動」在臺北街頭展開。示威群眾抬著國父孫中山的肖像，以膠布封住了「國父」的嘴巴，象徵就連中華民國「國父」也不能說母語「客家話」，來諷刺當時單一的國語政策。
  像是「還我母語運動」這種來自民間的社會衝撞，透過遞交陳情書、發起請願，透過媒體報導與座談會，將長年累積的文化焦慮轉化為政治壓力。迫使原本鐵板一塊的教育體制產生鬆動。官方態度開始從「單一語言」轉向「保存族群文化」，公文中的修辭也從「禁絕方言」演變為研議將「母語納入選修」。這種從街頭到公聽會、再到辦公桌前的拉鋸，最終催生了多元的語言政策與法律。
  面對民間日益高漲的呼聲，時任教育部長郭為藩在 1993 年的一段談話中表示：「在不妨礙國語推行前提下，將以選修方式學習閩南話及客家話，以保存族群文化。」在官方的轉向下，2000 年由教育部公布的「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之中，包含國語文在內，閩南語文、客家語文以及原住民語文等都被歸類為「本國語文」，本土語言終以「鄉土語言」課程之名被納入必修課程之中。
  新的語言政策實施後，隨即而來的便是師資嚴重匱乏、教材版本混亂以及教學時數不足等挑戰。許多老師必須重新「學習母語」才能教學生，政府也緊急開設各類母語師資培訓班與認證考試。儘管跌跌撞撞，但校園終於從過去懲罰說方言的場所，轉變為傳承母語的基地。

這波浪潮，也影響到政府在本身組織以及法律制度態度的轉變。陸續成立了客家委員會與原住民族委員會，並推動「族語認證」制度，讓母語成為官方認可的標準與價值，不再是過去難登大雅之堂的「方言」。2003 年全球第一家全客語發音的電視頻道「客家電視臺」正式開播，原住民族電視臺隨後於 2005 年跟進開臺，象徵著國家政權對於臺灣不同族群語言的尊重以及正視。

從《客家基本法》與《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的制定，確立了臺灣各族群語言的法律地位，再到 2019 年《國家語言發展法》的正式實施，臺灣各固有族群之自然語言及臺灣手語終於都成為了「國家語言」，從法律層面徹底打破了過去獨尊單一語言的霸權，讓臺灣真正成為一個「多語國家」。
   

邁向各種語言，都能「我手寫我口」的時代

距離「還我母語運動」走上街頭已將近 40 年，昔日的悲情抗爭，如今已轉化為生活中的自信實踐。回顧這段歷程，我們看見的不只是政策的演變，更得以見證人們改變歷史的痕跡。正是那些不願沉默的聲音，從街頭的陳情、立法院前的遊說、到公聽會上的據理力爭，一步步撼動了舊時體制。民間社團的持續倡議，加上文化工作者的堅持創作，以及立法委員的修法推動，每一次政策的轉變，背後都是無數人民用實際行動爭取而來的。

民間旺盛的生命力更是母語存續的關鍵。在數位科技的推波助瀾下，新一代的工程師與語言愛好者開發出各種語言的手機輸入法、線上辭典以及語音合成技術。這些工具降低了使用門檻，讓年輕人能更輕易地用母語打字、發文、創作。

時至今日，我們正處於一個前所未有的轉折點：語言不再只是區分身分與階級的標籤，也不再理所當然地成為政府施政或政治壓迫的利器。從「我不說方言」木牌所象徵的噤聲與羞辱，到手機鍵盤裡可被輸入、被看見的母語文字；從課堂上被糾正的口音，到網路世界裡能自在說寫、創作分享的語言，我們一步步走到了今天——一個各種語言都能夠被自由使用、平等對待的新時代。

（本文作者為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何昱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