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聖、力與社會：臺灣原住民鄒族的金草蘭世界

前言：臺灣原住民民族植物學中的蘭科植物

民族植物學（ethnobotany）是一門探討植物利用、品種馴化、不同民族的植物知識建構與比較、植物相關的象徵和儀式體系、植物與政治經濟學、文化生物多樣性與保育、氣候變遷下的傳統環境知識等，結合自然科學及人文社會科學的跨學科領域，於 1895 年由美國植物學家 John W. Harshberger 首次正式提出。過往在人類學學科中，這類型的知識多數被歸類為民族科學、民族生態學與民族植物學等生態人類學的分支，著重各民族的植物知識及其生產脈絡（羅素玫、胡哲明 2020: 30-34）。換言之，民族植物學因涉及植物利用、功能、記憶與文化象徵等內容，必須透過對自然世界的實際參與方能獲得，因而植物知識亦可視為民族知識體系的一頁縮影（浦忠勇 2015: 19; 依憂樹・博伊哲努 1997）。
 
有關臺灣原住民族的民族植物研究，早在日本殖民將臺灣的初期，即開始有人類學者進行原住民族地區調查，如：鳥居龍藏、伊能嘉矩、森丑之助、鹿野忠雄等，以及植物學者佐佐木舜一、島田彌巿等人，詳實紀錄臺灣原住民的植物利用（羅素玫、胡哲明 2020: 34-35）。其中，瀨川孝吉（Segawa Kokichi）於 1928 年就讀東京農業大學時，即因採集蘭花來到臺灣，曾多次徙步踏查深山地區，奠下其日後以臺灣蘭科植物為研究主題之基礎，之後就職於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進行臺灣原住民九族現地調查及影像攝製，至 1939 年離開臺灣，前後共 12 年，為臺灣原住民族傳統生活留下大量珍貴民族誌影像，其中清晰可見近百年前鄒族男子會所（kuba）門前石墩，以及部落首長（peongsi）家屋前皆栽植「神花」金草蘭（fiteu），作為族群神聖空間之標誌象徵（湯淺浩史 2000: 73, 75）。
 
究竟金草蘭在鄒族植物體系中有何特殊的物質性及象徵意義？在族群神話傳說及儀式中有何重要地位？鄒人植物知識如何傳承與實踐？面對當代氣候環境變遷，原住民傳統知識又將如何永續發展？且讓我們一探鄒族的金草蘭世界。
 

一、阿里山鄒族的社會與文化

根據考古學與民族學資料顯示，鄒族是最早到達臺灣的原住民族群之一。距今約 4 千年前，鄒人便從島外移居臺灣。鄒族居住在臺灣中部，自稱為「Tsou」（意思是「人」，亦即「我們這群人」），目前總人口約有 7 千人，一般分為南鄒與北鄒。南鄒有沙阿魯阿（Saarua）和卡那卡那布（Kana-kanavu）兩群，分別居住在高雄縣桃源鄉和三民鄉境；北鄒又稱阿里山鄒族，居住在嘉義縣阿里山鄉境內的特富野群（Tufuya）和達邦群（Tapang）（王嵩山 2021: 1）。
 
鄒人山居聚落的高度，大約在 400 至 1200 餘公尺之間，鄒人過去的居住地非常廣大，東部與布農族（Bunun）接壤，西與嘉南平原的漢人村社為鄰，南方面對魯凱族（Rukai）的下三社群，對於鄒人（the Tsou）而言，與周邊「非人」（non-Tsou）外族因彼此密切互動，對政治界域、宗教信仰、經濟活動均產生影響（王嵩山 2021: 2）。
 
鄒族有極為特殊的創生神話，老一輩的鄒族人相信，人類都是由鄒的天神（Hamo）運用不同的樹葉所創造出來：天神在較高的山區，以楓樹的葉子造出鄒人；天神又到較低的丘陵，以茄苳樹葉造出漢人，天神是人類的創造者，鄒族對自然世界的認知，顯示出鄒族的宇宙觀架構（王嵩山 1990: 129; 2021: 1）。
 
鄒族部落分為大社（hosa）和小社（denohju），傳統的大社有：特富野、達邦、魯富都、伊姆茲等，現僅存前兩者。在鄒族部落社會大社建立最主要的象徵物為男子會所庫巴（kuba），是部落內部宗教、政治、經濟、教育、行政的中心，為男性學習文化知識與狩獵、戰鬥訓練的地方。小社無獨立自主的權力，無論在軍事、政治、經濟與宗教儀式上，均依賴有會所的大社，每到儀式舉行之際，所有附屬的小社均須回到大社，因此大社與小社在結構上呈現出階序（rank）關係。（王嵩山 1990: 45, 120）
 

二、鄒族神聖植物：赤榕與金草

鄒族男子會所建於部落的中心，為長方形無壁高架干欄式建築，會所的建築材料以樺木、杉木為主要柱子，再用杉木板及竹材鋪設為地板，屋頂鋪覆五節芒茅草，屋面為長方形，縱深兩面為出入口，東向為正門。鄒族人會在會所旁及會所屋頂種植金草蘭，這是天神認得族人的標誌。
 
會所前有一廣場，廣場上會所左側種植赤榕（jono）一株，樹前有一火爐，作為移至廣場舉行儀式之用（王嵩山 1995: 84-86）。一個完整的男子會所必須建置 3 個象徵物，包括：入口左側為敵首籠（Ketpu no hagu），右側為火具箱（Ketpu no popususa）和盾牌，火具箱中置火具（popususa）和護身符（fuku'o由山芙蓉皮剝製再染成紅色）。
 
赤榕亦稱鳥榕、山榕、鳥屎榕、大葉榕樹，屬落葉性植物，每年落葉 2 至 4 次，落葉期不定，舉行戰祭（Mayasvi）儀式時必須修剪一次，僅留下主幹與數支分支，鄒人相信儀式時天神與戰神（I’afafeoi）是經由神樹降臨凡間享受饗宴。通過人神力量的交融，使得鄒族的部落生命力得到保障，藉此不但預期日後所有戰爭均獲得勝利，更對生命的繁衍有所期望。換言之，男子會所與赤榕樹合起來被視為鄒族政治單位的象徵。
 
除了赤榕樹之外，保護鄒人生命與男子會所的作用物另有金草（fiteu），會所正門前的土墩以及屋脊上兩側，各植兩株金草，只有在進行戰祭儀式時，才由鄒族勇士入山採擷新株更換。若是栽植的神花生長狀況不佳，則被族人視為不祥之兆。
 
金草與赤榕均有一種特殊的特徵而為鄒人取用，即每年一次在花開前必落葉殆盡，待花開之後復枝葉繁茂，基於這種特質，鄒人在戰祭儀式中，便象徵性的砍修赤榕樹，代表生命的更新；金草則表面作為避邪除穢的功能，更象徵了生命再生的力量，而為鄒人在儀式中所配戴（王嵩山 1990: 120-121; 1995: 84-86）。
 

三、鄒族戰祭儀式：力量與重生

鄒族傳統戰祭（Mayasvi）以部落為單位，因此一會所成為一個獨立的場所，整合了大社與眾多小社之間的關係。戰祭表面涵義在彰揚戰士的武勇，擢升社會地位及權威，而潛在訴求則在為無形的鄒人生命世界，加入新成員，呈給天神，甚至在未來引出更多的生命來增補部落的力量（將獵頭來的靈納入），保證部落生生不息。因此，Mayasvi 儀式本質上是「對外」性質（王嵩山 1990:133）。
 
會所本身象徵了一個整體的生命，不容許稍有缺漏、殘破，這是由於在會所舉行的戰祭儀式，本身即具有生命生生不息有關的訴求（王嵩山 1990: 90, 169）。而與會所有關的赤榕與金草，每年一度的葉落再生，象徵新生命力的更新勃發。因此，在儀式中修砍赤榕、重植金草成為必要之工作，自然的更新被以人為的方式取代，是為重整社會認同與地位階序的重要象徵（王嵩山 1990: 170）。
 
戰祭可視為袪除外來威脅，並且與生命相關之儀式。這個儀式本身所具備的重生及再添新興力量的功能與現象，亦可見於鄒人對赤榕及金草的理解，及其力量比擬的過程（王嵩山 1990: 131）。換言之，會所、赤榕、金草、天神、軍神（iafafejoi）、男人、火爐等，勾連在一起並互為彼此，戰祭成為鄒族政治社會整合社群關係的內在訴求，同時反映戰祭對外關係之性質（王嵩山 1995: 88）。
 

四、氣候變遷挑戰

依據研究報導，鄒族「神花」的臺灣山區金草蘭，正面臨氣候變遷而引發的生存危機。這種花朵鮮豔的黃色蘭花，曾經在臺灣中海拔山區盛開，但現在因為氣候暖化，鄒族人必須更深入阿里山鄉深山林野中，尋找這種神聖植物。由於金草蘭在鄒族文化和宗教信仰中扮演重要角色，它的消失對鄒人來說意義相當重大（高詩豪 2023）。
 
金草蘭與鄒族戰神密切相關，這些神花通常被放置在男子會所（Kuba）的屋頂上，象徵著神靈的存在。鄒族長老憂心忡忡地表示：「我們部落的儀式必須要有神花，否則天神將無法找到我們。」
 
為了讓金草蘭花蕾維持在春天綻放，冬季的理想溫度應低於 12°C。然而，目前由於氣候變化，鄒人居住的地區溫度正在上升。目前阿里山 11 月的平均溫度大約 12 至 14°C，預計到 2050 年將升至 14 至 16°C。然而，金草蘭並不是唯一因氣候變遷危機而受影響的花卉，全球因氣候變化將改變植物花期提早綻放，甚至因紫外光色素變化而改變植物花瓣顏色，未來野外環境可能會減少很多花朵。換言之，全球氣候變遷不僅可能影響生物多樣性，是否更進一步影響族群儀式之傳承維繫，值得我們持續觀察。
 

結語

臺灣原住民鄒族的「神花」fiteu，該種植物在鄒族神話與儀式中具有重要性，鄒族人相信金草蘭生長於天神（Hamo）的居所，戰神以金草蘭作為其冠帽配飾，鄒族男子也在 mayasvi 儀式中必須於頭飾插戴金草蘭，此外，男子會所（kuba）正門前石墩及屋脊兩側種植金草蘭，與赤榕樹同為保護鄒族人及會所的神聖植物，具有避邪除穢的功能。
 
在舉行鄒族 Mayasvi 戰祭，鄒族勇士們上山採回金草蘭株，在儀式中戰士們會佩戴金草蘭，將金草蘭插於帽子上或腰帶上，可拔除邪靈並驅避不潔，並修砍赤榕樹，重新植上新的金草蘭株，表示重整社會與地位階序之意。這是由於金草蘭在每年開花前，必會先落葉重新長出新芽，因此象徵生命獲得再生、源源不絕之意。鄒族的金草蘭作為人神之間的連結象徵，不僅反映鄒族人對於神聖空間與力量的認知，也構築鄒族人的宇宙觀及生態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