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 年代初，足球在維多利亞時代的社會依舊小眾，只被一小群社會階層的人當作休閒活動。對很多人來說，這樣的發展狀態已經足矣。踢橄欖球的球會甚至不斷盡其所能把橄欖球限制在菁英圈以內，不發展組織性賽事也反對角逐獎盃，他們對此嗤之以鼻，譏之為「獵盃」（pot hunting）。
足球的統治階級不這麼想，他們雖然社會地位尊貴，但仍保有些許平民氣息。哈洛公學校友兼足協祕書查爾斯．亞考克（C. W. Alcock），把哈洛公學各學院間的足球競賽當成範例，於 1871 年 7 月 20 日宣布：「希望成立挑戰者盃，與足總合作舉辦，所有隸屬於足總的球會都應受邀出賽。」
第一屆足總挑戰盃（FA Challenge Cup）共有 50 間球會夠格參賽，但只有 15 間實際出賽。在國內到處移動開銷大又麻煩，很多球會因此打消念頭。有 3 支球會除了表示興趣以外再無進一步行動，遠道從哈特福郡（Hertfordshire）以北來的只有 2 隊：女王公園隊（Queen's Park），蘇格蘭第一支球會，根據地在格拉斯哥；還有來自林肯的多寧頓文法學校（Donnington Grammar School）。
準決賽第一輪，哈洛公學校友組成的巡遊者隊淘汰了女王公園隊，因為前場比賽兩隊平手，但蘇格蘭人負擔不起回倫敦重賽。另一邊則由皇家工程師隊（Royal Engineers）擊敗南倫敦的水晶宮隊。決賽當天，兩千人來到橢圓板球場（Oval cricket ground）見證莫頓．貝茨（Morton Betts）踢進一球，為巡遊者隊贏下第一座足總冠軍盃。貝茨在比賽中化名「棋格」（A. H. Chequer），因為他曾替哈洛棋格隊（Harrow Chequers）踢球。依照觀眾的社會階級組成，大概絕大多數人都懂這個校友梗。
這些觀眾看到了什麼呢？當時創造的是什麼樣的比賽？也許從球員的社會出身背景，就能瞥見現場觀眾的性質，當時球員無一不是來自於上層階級。往後幾年，足總盃決賽還會看見其他球員身影，包括利特頓家族的兄弟檔，艾弗雷德（Alfred Lyttleton）和愛德華（Edward Lyttleton），他們兩人都是伊頓公學校友。
愛德華後來當上母校的校長，艾弗雷德則入閣出任國會議員，同時也是英格蘭板球國家隊成員。愛德華用饒富古典文化教養的筆法描述弟弟的優異表現，寫道：「局面愈漸刺激，他也激情高漲，迸發出勢不可擋的狂熱，他會挾雷霆之力縱身躍下，鈍重的膝蓋直伸在前，史詩英雄的架式一應俱全。」
另一位足總盃決賽常客，威廉．史蘭尼（William Kenyon Slaney），日後先是當上菁英皇家近衛騎兵團（Household Calvary）上校，之後也出任國會議員及樞密院大臣。昆汀．霍格（Quentin Hogg）曾替伊頓公學校友隊進球，後來是愛德華時代不列顛著名的社會慈善家，他的學弟金納德爵士（Lord Kinnaird）是第一個真正的足球明星，晚年是蘇格蘭長老會（Church of Scotland）的王室高級專員（Lord High Commissioner）。
1873 年，足總盃決賽延期舉辦，好讓觀眾和球員既不會錯過足球賽，又能欣賞好友參加原定於同一天舉行的大學校際划船賽（Varsity Boat Race）。
球場實際有多大，並未留下紀錄，但根據當時的足總規則，最大很可能有 100 碼寬、200 碼長（91~182 公尺），比現代的草地足球場大很多（寬介於 50~100 碼之內〔45.7~91.4 公尺〕，長介於 100~130 碼之間〔91.4~118.8 公尺〕）。球場草地最初沒劃白線，只插旗標記場界。球場兩端分別立著兩根單薄的球門柱，柱子相距 24 英尺（7.3 公尺），中間掛著長布條，離地大約 8 英尺（2.5 公尺）。
掛布條是晚近才想出來的主意，這是因為一場在來蓋特（Reigate）的比賽上，足總委員看到一顆獲判得分的進球雖然確實越過了門柱，但卻是在將近 100 英尺（30 公尺）的高空。往後幾屆足總盃決賽的忠實觀眾，一直要等到 1882 年才會看到球門增設固定的橫樑，球門網則要等到 1892 年。
球門柱起初是方形的，一直維持到二十世紀初才由圓柱或橢圓柱取代。1882 年也引入了固定劃記的場界線，並增劃一條中場線，用來標記開球位置，以及兩隊守門員可以持球的明確範圍。要到了 1912 年才會限制守門員只能在自己的罰球區內持球。
雖說如此，1872 年的時候還沒有罰球區也沒有罰球。12 碼罰球線出現在 1887 年，此後遇上對手犯規，總算能在這個關鍵進攻範圍內判罰點球。中場的圓圈也出現在相同時期，強迫敵隊在開球時保持距離。1831 年，距離球門 12 碼和 18 碼處分別增劃橫線，前者標示的範圍內只要犯規就會判罰點球，後者在 1920 年變形成一個 18 碼等距的方框，後來口語俗稱為「禁區」（the box）。
至此，球場標線已經呈現出現代的型態（至於罰點球的時候，其餘所有球員必須站到禁區頂端的半圓弧線之外，這條弧線 1937 年才加入）。球一直多少維持著熟悉的樣貌，過去規則只規定球必須是圓的，直到 1872 年才限制球體直徑須介於 27~29 英吋之間（98.5~73.6 公分）。
兩隊的球員人數現在聽來應該耳熟能詳，這個時候差不多已經固定 11 人一隊。不過裁判只有 2 名，稱為裁判員（umpire），由兩隊各推舉一人擔任，活動範圍限於邊線之外。
規則中首度提到裁判是在 1874 年。1870 年代末又增加了第三名裁判，萬一 2 名裁判員意見分歧，可以由他做最後裁定。這名第三人不久即被稱為主裁判（referee），並於 1881 年寫入足總的規則手冊。
但一直要到 1891 年，主裁判才成為比賽的固定配置，獲得管控整場比賽的權力。然而，糾舉犯規或吸引主裁判注意對手違例依然是球隊隊長的職責，而不是裁判的基本義務。這項權力到 1898 年才終於交給主裁判，球會推舉的裁判員也由中立的邊審取代。
足球員的服裝截至此時都以板球裝為準：長褲、法蘭絨上衣、附邊軟帽和厚重的短筒靴。
1870 年代，長褲逐漸改為燈籠褲，褲頭多半繫皮帶固定，上衣也漸漸多了顯眼的顏色和圖案—不過最早的工人球隊基本上穿的就是家裡的衣服。球衣當時沒有背號，守門員也還不必穿特殊顏色的球衣。1909 年才規定守門員的球衣顏色須和其他隊員不同，到了 1912 年他們才獲准穿現在隨處可見的綠色守門員球衣。
球衣背後要再過 15 年才會出現。1928~1929 年，英格蘭率先實驗性地附上背號，但一直要到 1938~1939 年賽季，球衣背號才在聯賽固定下來。球員要讓隊友和觀眾認得自己，在球帽上做文章是一個辦法。
令人難忘的一次是 1875 年足總盃，女王公園隊與巡遊者隊踢成平手的那場比賽，哈洛公學校友肯德瑞克（D. N. Kendrick）秀出櫻桃紅配法式淺灰的帽子，同隊的邊鋒西朗（Heron）則戴著橘、紫、黑三色的帽子。金納德爵士這時個性還比較內斂，戴的是藍白相間的帽子。亞考克的則是黑白格紋。早期的球衣設計有時也一樣浮誇，博爾頓流浪者隊（Bolton Wanderers）創隊時，穿的是白底紅點的球衣，據說可以讓球員看上去比實際高大。
艾佛頓隊後來固定穿皇家藍色，但起先穿過黑底配緋紅腰帶，此外各種棕色、粉色、紫色都有人穿過，直到各隊陸續定下來，確立了現在足球球衣最主要的視覺語言：球衣以紅、白、藍三種單色為主，偶爾可見黃、綠或黑色，再利用環紋、條紋、雙邊撞色或格紋拚色，讓不同隊伍能有所變化。相較之下，球靴無甚可提，以硬皮革製成，鞋頭多半外包金屬，鞋底當然也有鞋釘。
1866 年規定，除了守門員之外，不論什麼情況，只要用手接球都算犯規，單論這方面，這時的球賽已看得出現代足球的輪廓。但其他方面依然存在差異，例如每一次進球得分，兩隊就會互換進攻方向。而且除了守門員沒變之外，當時球隊的陣型和打法與現代足球風格都還有一大段差距。
大多數球隊會安排 2 名後衛、1 名中後場、7 名前鋒。雖然後衛常常大腳往前場推進，但大多數時候，球都在單一球員腳下，單槍匹馬把球帶進對手球門。傳球是最後不得已的手段，象徵著失敗甚至是不光彩。
1877 年，英格蘭對蘇格蘭的比賽當中，艾弗雷德．利特頓傳球失誤，遭到雖是隊友但社會地位較低的比爾．莫斯佛思（Bill Morsfoth）質疑，利特頓回答道：「我踢球純粹是為了個人樂趣可以嗎，這位先生！」高吊球和頭槌也不在球員的技能項目當中。
因此，場上行動都集中於主要帶球的球員，其他一大票爭球的球員往往擠成一團，像一群小學生一樣互相推擠衝撞。把對手撂倒並不會招惹不滿，甚至還是當時足球的必備要素，就算撂倒對方守門員也沒關係。
晚至 1888 年，阿斯頓維拉隊（Aston Villa）對上哥林斯人隊（Corinthians）的比賽，賽中一記進球都還有這樣子的描述：「球飛快轉移到哥林斯人的半場，經過一陣激烈爭搶，最後由亞契．杭特（Archie Hunter）強勁的一腳把球送進球門柱，同時艾倫也用最省事、最粗魯的動作把守門員撂倒在地。」
橫衝直撞和撂倒對手有好一陣子始終是當時足球的特色，相對地，著重於傳球的踢法一出現，很快就超越了帶球原本的地位。實施越位規則想必助長了這一點，謝菲爾德的足球聯會在 1860 年代首度想出越位規則。面對前傳（forward passing）和攻方球員守在球門前「等球來」（goal hanging）引起的問題，橄欖球的處理方式是乾脆禁掉這些動作，但如此一來，比賽也或多或少失去了靈活性、立體感和深度。前傳有助於推進步調，使陣型流暢變化，足球留住了這種打法，但立下規則，規定接球者與球門線之間一定要站著三名對手才不算越位，藉此避免球賽演變成接連不斷向球門開大腳的窘境。
保住了前傳的打法，團隊合作取代單槍匹馬把球帶向球門，很顯然也是遲早的事，只不過是誰最先倡議的，這一點還有爭議。
亞考克曾寫到，「稱得上精妙的傳球，最初是經由倫敦與謝菲爾德早期的比賽，由北方人帶來的」，1870 年代，短傳是女王公園隊和列文谷隊（Vale of Leven）這兩支蘇格蘭球隊的特色，布萊克本奧林匹克隊（Blackburn Olympic）與蘭開夏棉紡工業帶其他工人球隊則習慣「在長傳與猛衝之間切換」。
相反地，後來接替亞考克擔任足總祕書的費德烈克．沃爾（Frederick Wall）則寫下，「團隊合作的好處……勝過個人至上的舊習」，而第一個制定出團隊打法的是皇家工程師隊，他們在 1870 年代初把這種打法帶到了鄉間和北方。不管傳球的打法源自哪裡，總之都徹底改變了足球風景。流浪者隊奪下足總冠軍盃的 10 年後，1882 年足總盃決賽，伊頓公學校友隊戰勝布萊克本巡遊者隊（Blackburn Rovers），將是帶球為主的隊伍最後一次勝過傳球為主的隊伍。
除此之外，伊頓公學校友隊可能也是最後一支端出 2-1-7 陣型的隊伍。
此後幾乎每支球隊都改採新的 2-3-5 陣型，多分配兩名隊員擔任防守。球現在會在球員腳下，也會滾過球場，可能從空中來，也可能從地上來。球隊開始更有組織地探索兩翼的位置，不再只擠在球場中央。等到球賽引入邊鋒的概念以後，橫傳和頭頂球更成為常態。
做為一種運動、一種文化風景，足球漸漸換上新的面貌；同樣地，在表面看不到的地方，足球員、足球觀眾和足球組織也悄悄發生了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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