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蘭人已敗壞了我王國內的人心；我們可不能讓下一代人暴露於被其語言引入邪路的危險。──路易十五
和英國人提起戰爭，他會勇往直前，一個英格蘭士兵能擊敗十個法國人；縱使吾人將豪誇之物由劍尖轉為筆鋒，我們的勝算仍然更高，更高啊我們……莎士比亞與彌爾頓一馬當先，有如戰爭中的神祇，令法人全本劇作與史詩逃竄……還有詹森，彷彿往昔之英雄，已經打倒四十個法蘭西人，接下來還要再打倒四十個！
──大衛．蓋瑞克，〈論詹森字典〉（On Johnson’s Dictionary）1756年
七年戰爭期間，似乎能算是英語開始成為第一種世界語言的時間點，雖然法語在歐洲仍占據主導地位。伏爾泰沒有說錯：莎士比亞的語言並不優越於拉辛的語言。但語言的傳播不是憑藉文學、甚或是時尚，而是靠權力與金錢。
法語甫在十八世紀初確立其作為外交語言的地位。《烏特列支條約》（1713 年）以法文寫就。使用拉丁文的舊習仍持續了一段時間，西班牙、日耳曼與義大利地區的政府仍短暫使用本地語言。但在十八世紀的頭幾十年間，法語因其重要性與便利性，逐漸成為國際交流的媒介──尤其是因為英國人只能說一點法語，別的都不行。這種習慣大致上延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
歷史學家尚・貝昂傑（Jean Bérenger）與尚・梅約（Jean Meyer）指出，法語霸權確立之時，恰好是法國霸權正要開始衰落之時。大衛・休謨在七年戰爭後自滿預測道：「所以，就讓法國人在當前其語言的傳播上取勝吧......。我們在美洲穩固、逐漸發展的基礎......將為英語許下更優越的穩定性。」不過，英語後來雖然傳播到世界各地，但鮮少有地方是因為受到美國直接影響。反而是因為法國戰敗、英國海外帝國隨後的擴張，以及英國貿易與交流的相應宰制，才確保了英語能在大半個世界成為實用的溝通媒介。
長久以來，作為文化與社會上層語言的法語，可謂難逢敵手。有人把高乃依的劇作《熙德》（Le Cid）英譯本送給高乃依，高乃依覺得這語言相當古怪，把書跟另一種奇特語言──土耳其語的譯本擺在同一個書架上。
1680 年至 1760 年間，法國是最大的書籍出口國。斯圖亞特宮廷的常客文人夏爾・德・聖艾雷蒙（Charles de Saint-Évremond），在他待在倫敦的四十年間都沒有學英文──此番豐功偉業，幾乎可以跟二十世紀長久出任大使的保羅・康朋（Paul Cambon）相提並論。有個故事說，1740 年代的凡爾賽宮除了一位出身加萊的滑膛槍手之外，就沒有人有能力翻譯英語文件。路易十五反對讓英語進一步推廣。
在英國，通法語始終在一般受人稱許的修養中占有一席之地，直到二十世紀亦然。旅遊作家葛羅里甚至認為英格蘭會重新使用法語，一如諾曼人統治時代；當時也確實有股流行，將詞彙與拼法加以高盧化（較古老的拼法如「honor」、「center」仍流傳至今，或是在美洲重新開始使用）。
學法語是「壯遊」中重要的一面。多數英國知識分子多少都能來點沙龍對話，即便這相當費勁（如大衛．休謨與亞當．斯密的例子）。安東尼・漢彌爾頓與威廉・貝克福特（William Beckford）更是以法語作家身分聞名。十九世紀中葉，有志成為家庭教師的年輕女子，通常都會到法國學校裡學如何教書，因為英格蘭上流家庭對「在法國學到的法語」有高度要求。
出於時尚與價值觀因素而對英語有興趣的法國人，在十八世紀期間變得愈來愈多。伏爾泰對於法語在歐洲的普及貢獻良多，而對於英語在法國的流行，他也扮演重要的角色。他主張自己是法蘭西學院中第一個學英語的人，這話應該不假，但孟德斯鳩旋即跟上腳步。
沙特萊侯爵夫人（Marquise du Châtelet）是伏爾泰過從甚密的贊助人，她把英語學到好得足以翻譯牛頓得著作，而且還能跟伏爾泰用法腔英語吵架。由於學校裡不教英語，愛爾蘭與蘇格蘭裔的詹姆斯黨人便開班私人講授，許多語言教材因而出版。
百科全書作家德尼．狄德羅設法用拉丁─英語字典學英文。但一直要到 1770 與 80 年代，英文才搭上「盎格魯狂熱」的其他面向，變得足夠流行。在小姐們心中，英語取代了義大利語，成為高雅的文化素養。比索先生（M. Pissot）因為「近年來英語在法國如此普及」，開始出版低價版的英語經典作品。1770 年代，一位諷刺作家嘲弄那些能「糟蹋幾個字」的人：「O di dou miss, kis mi」（噢，小姐打哪兒來啊，吻我）。
來到宮廷裡，普羅旺斯伯爵（Comte de Provence，後來的路易十八）決定學英文──法國大革命期間，他長期流亡在外，證明這個決定的好處遠比他過去所想像的更多。對英格蘭又愛又恨的路易十六，則是自學英語，違逆母親的意願──她認為這是種煽動叛亂的語言。他譯過幾段彌爾頓，而他翻譯何瑞修．沃波爾所寫的理查三世聲明，則在他死後出版。他等待上斷頭臺之前，還研究了斯圖亞特王朝的歷史。
用盎格魯化的表達方式或字詞成為一種流行，甚至連國王都這麼做：site（所在）當作situation，用prononcer（表達）取代exprimer。此舉惹惱了純粹主義者，尤其當這類用詞具有社會或政治意涵時更是如此：tolérance（寬容）、budget（預算）、vote（投票）、opposition（反對）club（俱樂部）、pétition（請願）、constitution（憲法）、législature（立法機構）、convention（協議）、jury（陪審團）、pamphlet（宣傳小冊）。
人們難免比較起這兩種語言。有些啟蒙哲士對英語表示讚賞──伏爾泰則是一改早期的稱許，轉為挖苦：
英語之靈魂在於其質樸，但免不了最卑下或最荒謬的思想；其靈魂在於其活力，但其他民族或許認為那是粗野；其靈魂在於其勇氣，但對於異國語法不習慣的人，恐怕會當那是胡說。
盧梭的影響多少扭轉了人們的價值觀。優雅的法語交談開始遭受批評為過度矯飾、話多、不真誠而「缺乏男子氣概」。此前人們抨擊為英式淺白與沉默的對話，如今則能詮釋為真誠與質樸。也有人有意採取措施，讓這兩種語言淺明易懂。塞繆爾・詹森在他的《詹森字典》（Dictionary, 1755）裡努力收錄流行於社會上層的「高盧語法結構與片語」。詩人克里斯多福．斯馬特（Christopher Smart）則希望「英格蘭人之語言」有朝一日能成為「泰西之語言」。
1783 年，一份備受矚目的法語跨國保證書出爐了──柏林的皇家科學院舉辦一場論文比賽，題目為〈法語何以如此普及？它何以得享如此特權？其地位可能保持嗎？〉主辦單位只接受以拉丁文、德文或法文（當然囉）提交的論文。來自各國的參賽者大致同意法語有獨特的吸引力、廣受歡迎、偉大的文學成就，其優越地位歷久不衰。
獎項的共同得主之一是安東萬・里瓦羅（Antoine Rivarol）──「當代髮型最好看的人」──斷言德語太多喉音，西班牙語太過嚴肅，而義大利語不夠陽剛。至於英語，除了會讓說英語的人自己感到不快之外，英語太近於野蠻、對歐洲來說太邊緣、其文學缺乏品味、文法「古怪」，發音更是低人一等。法語不只有文學上的豐功偉業，還有某種獨特的「靈魂」：其他語言也許更具詩意、更富音樂性，但法語的客氣、邏輯、清楚皆獨一無二，因而帶來舉世無雙的「剛直」。更有甚者，法國知識領袖維持法語的地位，近年的美國獨立戰爭為法語加冕，讓英語文學和英格蘭人的力量黯然失色。
里瓦羅以精妙的方式總結早已廣為人所接受的看法，將這種語言與生俱來的美德確立為固定的看法。用他最有名的話來說：「如果不清楚，那就不叫法語。」對於馬克・弗馬洛里來說，這種語意上的精確，與他形容為「柔弱的透明」的二十世紀全球英語大相逕庭──英語只能在缺乏風格的情況下傳達大致意義，無以為二十一世紀帶來一種文雅的全球語言。英語的角色確實與盛極一時的法語難以相比，當時的法語讓人聯想到影響力與高雅文化。法語始終是獨特的標誌；英語呢，則是「自我進步的手段」。
作者羅伯特與伊莎貝爾分別來自英、法兩國，這對史家夫妻檔走筆寫過海峽兩岸三百年來的生死貧富、勝敗興衰，字裡行間結合英式幽默與法式瀟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