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澤諭吉是日本明治時期的思想家,私立大學慶應大學的創立者,明治六大教育家之一,主張脫亞論。福澤諭吉早年學習蘭學,在他的自傳中曾提到苦讀蘭學就像是吃苦藥,即使不懂藥效如何、病狀如何,勇敢吞藥並苦中作樂,再辛苦也值得。
時值 20 幾歲出頭的福澤,處在當時幕府閉關自守的社會風氣下,學習蘭學是通往學習新知的唯一管道,然而世界日新月異,尤其英國工業革命後,學習英文已經是世界潮流,日本卻依舊遵行舊思想,不過學者許介鱗認為日本蘭學是日本明治維新「開國」後洋學勃興的基礎,而日本西化會如此的迅速,除了大量吸收進步國家的新知識外,蘭學也曾奠下一定的基礎。
不管如何,福澤到了江戶後便大開眼界,江戶是許多外國人聚集的繁榮商業大城,自然吸引了福澤的目光,此時橫濱在安政六年剛對外開放,外國人並不多見,他實地與外國人接觸後卻意外激起了自己學習英文的決心,福澤認識到現在世界上最通行的語言是英語,在門戶開放之際,福澤決心成為一名精通英文的西洋學者,因此他進入了幕府洋學校「蕃書調所」並尋找學英文的夥伴,顯示破釜沉舟的毅力,在蘭學基礎上,福澤學習英語也可謂得心應手。筆者認為福澤諭吉的求知態度足為後人效法,如同前述,學習就像吃苦藥,再怎麼辛苦,苦中作樂並堅持做對的事,這也許也是福澤能成為當代日本啟蒙大師的原因之一。
話說回來,在蘭學基礎上學習英文也只能算是學習西方世界的表層皮毛而已,因為約在 15 年後,岩倉使節團出使歐美各國,原本明治政權想藉此行修改各國對日不平等條約,因前功盡棄才訝異發覺到西方文明的高度成就,大久保利通就曾用著急的口吻形容日本的處境:「到西洋這麼一看,我們不適應這個世界。」
1860 年左右,福澤諭吉訪問美國之際,發生一個趣事,當時福澤以為美國國父華盛頓應該就像是日本源賴朝,是位開國「英雄」也是位大氏族,可是當美國人對華盛頓的冷淡反應卻讓福澤感到不解,福澤心想華盛頓不是偉人嗎?福澤的疑惑看出日美兩國國情的差異,美國是民主制國家,日本則是「神國」國體的國家,萬世一系的「天皇」觀明顯與美國總統制相差甚遠,而美國的民主精神也讓福澤深刻認識到美國社會的殊異性。
這一年,日本爆發「櫻田門事變」,幕府逐步實行開國體制與公武合體,臨海各藩也進行全面改革。 1862 年初,幕府派出遣歐使節,福澤諭吉回國後寫成《西洋事情》,這本暢銷書描繪出不同於過去見解的全新啟蒙觀念的另類西洋見聞記。舉例而言,此趟歐洲行讓福澤對外國人的想法改觀,他體會到世界上其它國家仍有光明正大、處處為人著想的人士。這趟歐陸行,也使得福澤的開放日本理念更加確定。
「櫻田門事變」之後,幕府政權持續的弱化,幕府與雄藩持續的矛盾對立,此時以草莽志士為主的尊王攘夷運動開始蓬勃開展,藩閥政治順勢興起。而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如《日美友好通商條約》、《安政五國條約》等條約使日本淪為各個帝國主義勢力範圍的半殖民地狀態,不平等的貿易關係導致了日本物價飛漲,經濟混亂下滑,甚至也激化日本人對外國人的仇恨與不滿。 1863 年,幕府迫於壓力,開始進行攘夷。由於攘夷論者激進派勢力逐漸擴大,加上政府默許浪人與武士的激進行動,宛如中國義和團翻版。
福澤諭吉是名洋學者,在這波衝突中也受到波及。局勢越演越烈的長州下關攘夷事件導致幕府賠款三百萬圓、外交部長引咎辭職,整個社會秩序幾乎蕩然無存。福澤諭吉身為一名讀書人,為了安全起見,只能求得謹言慎行,並隱居在家置身事外,過著教書、翻譯的低調生活,攘夷事件也是日本社會對知識份子的無知與無情迫害。
福澤諭吉提到他對攘夷論者的看法,他認為洋學者要退縮到何種地步才能消除攘夷者的仇恨呢?也許這個問題的答案是整個社會風氣使然,日人痛恨外國人入侵他們的家園,加上對世界認識不多,並把仇恨情緒轉嫁到西洋學者身上。最終攘夷運動還是失敗了,而攘夷勢力並迅速地轉向尊王派。薩英戰爭結束後,薩摩藩感受到反對幕府已是民心所向,大久保利通與西鄉隆盛等人積極轉向倒幕運動和開國進取,並挾天皇做為自己的政治工具,推翻幕府兩百五十多年的統治。
攘夷運動也反映到福澤諭吉對明治政府的否定態度上。福澤諭吉認為他之所以討厭政府,是因為他覺得明治政府是守舊的攘夷派政府,他三番兩次拒絕明治政府的邀請在政府工作也是因為攘夷派的保守作為,他並認為攘夷派如果執政,國家將無法維持下去,日本會走向分裂。然而,福澤諭吉萬萬沒想到,因為他的脫亞論,
福澤不喜明治政府,不想進入政府當官,但他的思想卻深刻地改變了日本。這個歷史事件可以當成一個省思,筆者歸結為「福澤的堅持」,從中引申也可稱為知識分子的堅持,那就是在政治理念上堅定自己信念,不同流合污。因為福澤諭吉的信念與眾不同,使他能成為日本近代史中的偉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