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戛爾尼雖然出訪中國失敗，卻留下英國第一部中國旅行圖冊

當我們出門旅遊時，總是會提起相機將所見美景記錄下來，有些人還會進一步將相片洗出，並放進相簿。然而在照相機發明之前，往往只得訴諸文字記載或是速寫畫出。

尤其在十八世紀末的人們，可能會因為政治或技術等因素，而不像現代人可以在世界各地自由移動。因此一旦到達了一個難以到達的地方，當時的人們便會透過上述方式記錄並出版，這個模式也正是第一個實際到達中國的英國使節團－－馬戛爾尼使節團所採用的方式。

1792 年，英國國王喬治三世（George III, 1738-1820），為拓展並改善當時中英兩國貿易上的種種不平等現象，遂派遣以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 1737-1806）為特使的使節團前往中國，並以補祝皇帝八秩大壽的名義謁見乾隆皇帝。

未料，由於雙方在晉見禮儀上產生齟齬，以及中英貿易觀念差距甚遠，所以使節團並沒有為中英貿易達成任何具體的協議。乾隆皇帝以下列說辭，拒絕了馬戛爾尼親手交至乾隆手中之信件當中所提出來的要求：

天朝撫有四海，惟勵精圖治，辦理政務，奇珍異寶，並不貴重。爾國王此次齎進各物，念其誠心遠獻，特諭該管衙門收納。

其實天朝德威遠被，萬國來王，種種貴重之物，梯航畢集，無所不有。爾之正使等所親見。

然從不貴奇巧，並無更需爾國制辦物件。是爾國王所請派人留京一事，於天朝體制既屬不合，而於爾國亦殊覺無益……（〈奉天承運皇帝敕諭英咭利國王，1793〉）

即便使節團在拓展貿易的任務並不成功，這段在中國的旅程卻成為了一個相當熱門的出版題材。許多使節團的核心成員或是船隊水手紛紛在使節團回國後，將自己出訪時的日記或是見聞錄加以出版。

例如副使斯當東（George Leonard Staunton, 1737-1801）於 1797 年出版了《大英國王派遣至中國皇帝之大使的真實報告》（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Emperor of China），總管約翰．巴羅（John Barrow, 1764-1848）在 1804 年出版了《中國之旅》（Travels in China），船隊大副愛尼斯．安德森（Aeneas Anderson）更搶先在使節團核心成員之前，在 1795 年出版了《1792-1794年英國至中國使節團之敘事》（A Narrative of the British Embassy to China, in the Years 1792, 1793, and 1794）。

眾多出版品的問世，宛如用文字揭開了那遙遠而閉鎖東方國度的神祕面紗。

除了眾多的文字紀錄外，使節團中的製圖員（draughtsman）威廉‧亞歷山大（William Alexander, 1767-1816）也在回國後，將在中國時所創作的手稿加以整理，並先後出版了《1792-1793 年沿中國東海岸之旅途中各海岬、海島之景貌》（Views of Headlands, Islands &c. Taken during a Voyage to, and along the Eastern Coast of China, in the Years 1792 & 1793, etc.）、《中國服裝》（The Costume of China）以及《中國人的服飾和習俗圖鑑》（Picturesqu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Dress and Manners of the Chinese）等三部圖冊。

亞歷山大出生於肯特郡的梅德斯通（Maidstone, Kent），畢業於皇家美術學院（Royal Academy of Arts）。在學期間，亞歷山大勤奮不懈地對院內所收藏的古物與石膏像進行素描練習，這種勤勉的態度，為皇家美術學院創辦人雷諾茲爵士（Sir Joshua Reynolds, 1723-1792）所稱道。

正因為能夠對物象做出頗為精準地描繪，亞歷山大在畢業後，隨即受到恩師朱利烏斯‧伊伯森（Julius Caesar Ibbetson, 1759-1817）的推薦，而進入馬戛爾尼使團擔任製圖員。當時使節團的肖像畫家（painter）另有其人，是馬戛爾尼的同鄉托馬斯‧基希（Thomas Hickey, 1741-1824）。

然而基於不明原因，基希在整個中國行旅中，幾乎沒留下什麼作品。因此目前有關馬戛爾尼使節團的圖像紀錄，絕大部分都出自亞歷山大之手。

1804 年出版的《中國服裝》，除了在題材上較亞歷山大所出版的其他兩部圖冊多樣化，其藝術價值以及寫實程度，也被認為高於其他兩部圖冊。

《中國服裝》一共含有 48 幅圖版，為圖文並列編排的圖冊。每幅圖版除了以銅版印刷並用水彩填色外，同時還搭配一頁的說明文字來加以補充圖版細節。

此外，從《中國服裝》圖版的題材選擇上，反映出了西方人（或是亞歷山大本身）對中國感到新奇，進而想要特別了解的部分。題材上大致可分成船舶、水利、建築以及人物等方面。

正因為《中國服裝》是基於亞歷山大的直接觀察，使其成為十九世紀中期攝影術進入中國前，西方國家所流傳的中國圖像的典範，體現在諸如書籍插圖以及室內設計等層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