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就是他心中的尺度：哈夫納，一個德國人的故事（下）

哈夫納抵達英倫三島之後開始撰寫《一個德國人的故事》。他才寫了一半，納粹德國就在 1939 年 9 月 1 日入侵波蘭，英國乃對德宣戰。於是哈夫納把這本具有強烈個人色彩的著作永遠擱置下來，改弦更張以政治做為探討重點，寫出一本名為《論德國之雙重性格》的小冊子。英國在 1940 年與德國交火，哈夫納是敵國公民，於是兩度遭到拘留，險些被船運至加拿大集中監禁──依照當時德國潛艇活躍的程度，哈夫納不無永遠消失之虞！幸好就在這個關鍵時刻，《論德國之雙重性格》被邱吉爾規定為內閣人手一本的讀物，哈夫納不但從此躲過牢獄之災，進而在英國新聞界打響名號，並於 1948 年正式成為英國公民。如此一來，哈夫納當初寫下《一個德國人的故事》這本回憶錄，似乎就意謂著自己與德國的永遠告別。

可是在 1954 年的時候，西柏林出現了一位英國《觀察家報》駐德特派員。他很快就成為廣播、電視訪談節目的常客。德國大眾起初覺得奇怪，為什麼那位記者的德語聽不出外國口音？後來人們才逐漸曉得，原來他從前是德國人。那位「英國記者」當然就是哈夫納。

到了 1961 年，哈夫納重新投效德國新聞界，先後為《世界報》和《明星雜誌》撰寫專欄，並從 1970 年代開始著述歷史專論。過去他向英國人介紹德國，此後的職志改為向德國人解釋自己的國家，成為一位特立獨行、無法被歸類為「右派」或「左派」的媒體工作者。他寫出的政論，經常在德國政壇投下一顆炸彈；而他撰寫的歷史書籍，例如《希特勒》或《不含傳說的普魯士》，皆為經典名著。其中《希特勒》一書，更是國際間評價最高、銷路最廣的希特勒專論，曾經連續四十三週在德國暢銷書排行榜名列前茅，讓不少專業歷史學家覺得很不是滋味。

《一個德國人的故事》更是一本不同凡響的作品，集奇人、奇事、奇書於一身。德國《明鏡週刊》即曾表示：「我們彷彿聞到了 1930 年代初期柏林的空氣，當時哈夫納已經預見了希特勒上台後即將成形的災難。」「中部德國廣播電視台」（MDR）表示：「這本青年時代的回憶錄，以難得一見的方式，精確而深刻地描繪出納粹主義崛起的時代氛圍。」英國《泰晤士報文學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的評論是：「哈夫納透過卓越的觀察力與想像力，以生動逼真和令人信服的方式，呈現出德國百姓的心理狀態……其深刻的見解說明了希特勒如何得以大權在握。」美國《密爾瓦基新聞衛報》（Milwaukee Journal Sentinel）稱讚道：「哈夫納就像是但丁的『地獄』嚮導，以詳盡細節描繪出德國逐漸落入納粹手中的經過……全書風格清新、立論直接，而且充滿奇妙的個人色彩，是一本引人入勝的著作。」美國《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譽之為：「第一流的傑出回憶錄。」德國《世界報》則稱之為最偉大的「流亡文學」作品之一。

《一個德國人的故事》在二十一世紀開始不久即已成為世紀經典名著。不過這種空前的盛況起先相當出人意料之外。哈夫納生前從未提及此書──其子奧利佛・普雷策於整理遺物時才意外發現早已泛黃的打字稿。尤其哈夫納自 1987 年以後即因年老體衰而無法繼續創作，逐漸自一般人的記憶中淡出。更何況全書撰寫於六十一年前，完成了一半就因為二戰爆發而束諸高閣，甚至部分文稿已經散失。無怪乎德國 DVA 出版社印刷三萬冊以後，即認為此數量應可綽綽有餘。

結果這本來自一甲子以前、中道而止的遺作，在 2000 年夏末付梓以後立即造成轟動，不但連續數月在德國銷暢書排行榜名列前茅，更成為聖誕節的熱門禮物。一年內僅僅在德國就售出了三十二萬冊。中譯本所採用的最新增訂版於 2002 年中面世時，《一個德國人的故事》已經再刷了十幾次！德國更出現迄今未衰的「哈夫納熱」，其 1930、40 年代為德、英報刊撰寫的論述也紛紛被集結成冊發行。

國際間的反應也頗為類似。本書英文版發行人魏登菲德勳爵（Lord Weidenfeld）曾向「倫敦猶太文化中心」發表演說表示：「《挑戰希特勒》（Defying Hitler）是一本最出色和最富於想像力的書籍，是我們所出版過的最重要書籍之一。」（《挑戰希特勒》為《破解希特勒》英文版書名）。連遠在天涯海角的紐西蘭「旺阿努伊」（Wanganui）圖書館也傳來佳評：「哈夫納撰寫偉大歷史論述，並將讀者身歷其境地帶入當時日常生活的能力令人嘆為觀止。這是一本非凡的著作，值得一再咀嚼玩味，並將書中所述牢記在心。這是每個人都必須一讀的著作──不論是否曾經閱讀過有關納粹德國的書籍。」

2001 年下半年，情況一度有所改變，德國報刊突然出現攻詰《一個德國人的故事》的文字。哈夫納一生充滿爭議，為右派眼中的「左派」和左派眼中的「右派」，幾十年來得罪了不少人。其身後所獲得的熱烈讚揚，更令那些人由妒生恨，想利用他無法還手的機會，一舉將之徹底擊垮。率先發難者是一位退休的藝術史教授──保羅（Jürgen Paul）。他在 8 月 10 日公開表示，《一個德國人的故事》只可能完成於二戰結束後，理由是書中出現一些此前沒有的用語，例如「最後勝利」（Endsieg）是二戰末期的用語，而柏林地鐵站在三〇年代還沒有「電動手扶梯」……。他的說法很快即遭駁斥：一戰時德國已在談論「最後勝利」，柏林地鐵站於一九二七年即已使用電動手扶梯。

但「柏林自由大學」歷史系教授科勒（Henning Köhler）六天後向保羅提出聲援，發洩鬱結已久的悶氣。他表示：許多事情是哈夫納當時根本不可能曉得的，所以文稿偽造於六〇年代或更晚，然後放置於身後可被人「意外發現」之處，藉以展現自己的「過人才智」並「製造賣點」。「專家」言之鑿鑿如此表示之後，德國新聞界對本書的評價暫時變得比較保守，甚至有些不知所措。

哈夫納之子於是寫下出書的來龍去脈，將之收入 2001 年增訂版（〈後記〉的部分）。同時他主動將原稿交付「德國聯邦刑事局」鑑定。「聯邦刑事局」依據紙張的同質性（特殊英國規格：19.8 × 25.2公分）、紙張的水印及年代（1936 年開始出現）、所使用的打字機（分別為德國 1929 及 1928 年的機型）……，在兩個月後提出鑑定結果：「原稿完成的時間絕不晚於 1939 年。」新聞界並發現，許多哈夫納「當時不可能出現的觀點」，在 1940 年出版的《論德國之雙重性格》早已白紙黑字表達出來。整場鬧劇自此落幕，哈夫納的聲譽更是如日中天。接著 2002 年 3 月又發現兩份遺稿，於是《一個德國人的故事》出現了最終的版本──最新增訂版。

攻訐哈夫納的理由雖然五花八門，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哈夫納打破了一個歷史神話。

希特勒雖然是被探討得最頻繁的二十世紀歷史人物，可是「希特勒現象」始終無法被完全解釋清楚。某些新聞界和史學界人士甚至在有意無意之間，將希特勒及納粹時代「淡化處理」，並把大多數德國人呈現為純粹的受害者。許多經歷了納粹時代的德國人，更可在後生晚輩質問的時候，堂而皇之表示：「當時的許多事情我們根本就不曉得。」哈夫納卻在《一個德國人的故事》裡面，從 1930 年代一個平凡德國人的角度，點出了即將成形的災難。這只能表示，當時凡是還沒有閉上雙眼或者視若無睹的人，都不可能看不見納粹的暴行和集中營，以及即將出現的戰爭與大浩劫。

本書的價值不在於做出了預言，因為那些都是我們今天已經曉得的事情。其真正的意義就是，哈夫納入木三分地描繪出他那一代人在兩次大戰之間的成長過程、心理狀態和社會變遷。同時他以最生活化、最直接的方式告訴我們，納粹的「世界觀」如何一步步滲入每個德國人的私人生活領域，最後演成千古悲劇。納粹在本書撰寫時仍為「現在進行式」，使人產生身歷其境的感覺，閱畢以後不覺驚呼：「難怪會變成那個樣子。」美國「亞馬遜網路書店」的書評即表達出各國讀者的普遍反應：「想知道希特勒為什麼有辦法上台嗎？答案就在這裡！」本書也聯帶使人對二十一世紀的時局進行省思。除了德國以外，許多歐美國家的讀者均表示：「同樣的事情今天也可能在我國重新發生。」德國《明星雜誌》甚至在 2000 年非常露骨地表示：「哈夫納的作品提出一個很簡單的問題：當我們面對下一次考驗的時候，果真會有把握做出較佳的表現嗎？」

哈夫納在《一個德國人的故事》的序幕指出，書中有一個「密而不宣的道德寓意」（啞謎）。哈夫納戰後的作為，似乎就為這個道德寓意做出了最佳的解說：納粹其實並沒有那麼可怕，真正可怕的就是當時德國人的集體軟弱和集體精神錯亂──他本人也不例外。如果不在事發當時立即提出異議，日後將不再有置喙的餘地；他在希特勒上台的時候也曾採取「置身事外」、「事不關己」的做法，最後只得期待外國用武力來拯救德國。當他流亡英國撰寫本書的時候，還想「打自己一記耳光」。因此哈夫納在德國新聞界重新起步以後，採取了類似「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做法，對當政者的不當措施立即嚴辭批判。他思慮周密、直言無諱，成為令任何政治人物頭痛的對手。

例如 1968 年一年之內，就發生了兩個著名事件，充分展現了哈夫納敢做敢當的行事風格。當時西德政府準備查禁極右派的「國家民主黨」（NPD），他立刻提出反對意見：「黨禁意謂議會民主因為畏懼死亡而進行的自殺！」（雖然他反對該黨）。西德政府稍後也對左派學生的「議會外反對運動」（APO）進行鐵腕鎮壓行動，他這個 61 歲的老頭子於是和學生一起走上街頭！

時人對他的評語是：「哈夫納從不向威權低頭屈服。他經常以絆腳石的姿態出現，有時更完全棄自己的前程於不顧。」他去世的第二天，《柏林晨間郵報》（Berliner Morgenpost）更發表了一篇名為〈良知即為其心中之尺度〉（Sein Gewissen war sein Maßstab）的專論：「隨著哈夫納的去世，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不但失去了最嚴厲的批判者，同時也失去了最聰明的捍衛者！」

（本文作者為《一個德國人的故事》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