擺盪在過去與現代的《綠搖椅之夢》：菲律賓的尋根之旅

一般人大概很難想像，菲律賓曾有過一套現在幾乎沒有人在使用的書寫系統——貝貝因文（Baybayin）。這套書寫系統在西班牙殖民之初，曾廣泛地被修士拿來當作是傳教的重要媒介，因此直到拉丁字母完全取代之前，有過不少詳實的紀錄。許多人認為這是菲律賓人重要的文化遺產，表示他們在被殖民以前就擁有屬於自己獨特的文化。

直至今日，不少菲律賓人努力透過各種途徑想要復振這套書寫系統，比如今年國際紀錄片影展即將上映的《綠搖椅之夢》，講的就是導演羅克斯李（Roxlee）試圖要找回貝貝因文的一趟旅程。事實上，導演要找的絕對不只是逝去的文字而已，還包括前殖民時期那些仍未受侵擾的傳統與根源。

為什麼追尋這些逝去的過往如此重要呢？我很喜歡舉的例子來自於人類學家雷納多・羅薩多（Renato Rosaldo）的一個小故事。當初他決定要做菲律賓研究時，老師勸他改去馬達加斯加，「因為菲律賓已經是個沒有文化的地方了。」這句話說對，卻也不太對。對的是菲律賓經歷西班牙與美國約莫 400 年的殖民歷史，價值觀與生活方式往往被認為是無異於殖民者；至於不對之處則在於文化從來都不是單向的被影響與接受，即便可能有權力不對等的因素，卻一直是雙向互動而來的改變過程。相互對照之下，學術界便有一支研究傳統，嘗試揭開殖民化與基督宗教化的表象，並找到菲律賓人深層的文化特性。

不同時期的菲律賓政府都曾經遇過類似的問題，使得他們不得不想盡辦法回答「菲律賓人是什麼」的難題。最顯著的例子莫過於 1960 年代末上台的馬可仕前總統（Ferdinand Marcos）。他在實施長達 10 年的戒嚴期間，推動以菲律賓語及菲律賓國族主義為核心的「新社會運動」，藉此回應民眾批評國家無法和前殖民母國理清關係，而讓失根的菲國人民無以為繼之聲浪。（詳見拙作：動盪中的弦外之音：從音樂認識菲律賓的戒嚴時代）

在這波新社會運動浪潮下，人民不僅是透過使用菲語等去殖民化手段重塑屬於菲律賓人的認同，他們也逐漸留意到國內的原住民族，認為這或許將是尋找菲律賓人文化特性的可能途徑。原因是菲國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皆為南島語族，其差異和族群分類是前者於西班牙殖民時期不被降伏所導致的結果。即便後來還是有美國等外來文化的劇烈影響，原住民仍被視為保有許多「傳統」文化的遺存。

有鑑於此，菲律賓的本土化歷程迎向了另一個里程碑。1975 年，菲國民族音樂學家荷西・馬賽達（José Maceda）在〈東南亞音樂思源〉為題的演說中表示，亞洲作曲家應當要由其傳統音樂根源尋找出路。他因此致力於民族音樂的採集工作，主張有朝一日這樣的累積將使菲律賓人能以自己的元素創作音樂。民間也有像是喬伊・阿雅拉（Joey Ayala）這樣的流行音樂歌手，他在 1970 年代末期開始以原住民的音樂風格融合環境議題創作。其作為除了掀起一股另類音樂運動的熱潮，更試圖藉此說服大眾貼近土地與文化才是認識自己並向前邁進最好的方式。

當然也不只有音樂的領域是如此，許多菲律賓人皆嘗試以名為傳統之物要抓住不可回逆的過往。比如《綠搖椅之夢》的導演，他在片中找到菲律賓民多羅島的孟恩族（Mangyan），注意到他們至今仍繼續使用貝貝因文、傳統樂器 git-git，以及被稱為是菲律賓魔杖的傳統武術。透過影像紀錄的過程，過去與現在、真實與虛幻都給混淆在一塊，觀者藉此回到了那個還沒有殖民者進駐的菲律賓社會，而那樣的過去實際上真實地混雜於當前的日常生活之中，彷彿從未遠離過。

奠基於此一立場，影片中被高舉的 K.K.K. 紅色旗幟恐怕是導演更加強而有力的宣稱。首先，這面旗幟代表菲律賓於西班牙殖民時期成立的一個秘密革命社團卡蒂普南（Katipunan），他們主張要以激進武力手段脫離殖民統治而獨立。相較之下，當時能夠受教育並躋身政界的菲律賓人多半呼籲以和平的議會改革路線與西班牙人合作，包括後來遭西班牙人處決的菲律賓國父黎剎（José Rizal）也是如此。

面對抗爭策略的歧見，後世的批評者認為正是那些中產階級的和平路線倡議者出賣了自己的國家，使得美國後來得以承接西班牙的殖民事業，繼續統治菲律賓。這也是為什麼美國殖民時期的虎克黨（Hukbalahap），以及獨立之後的菲律賓共產黨（CPP）皆自詡為卡蒂普南的繼承者——他們宣稱自己將站在底層人民的立場捍衛自由，這就好比當初原住民族在抵禦西班牙人那般，人們終將留下自己所珍愛的那些價值與信念。

既然如此，為何導演還要以追尋貝貝因文來貫穿整部《綠搖椅之夢》呢？

在我看來，這或許更能夠呈現出不同立足點在追尋傳統與根源時候的張力。方才提到政府的新社會運動，延續至今我們或許能夠在菲律賓的鈔票和護照上面看到貝貝因文的蹤跡，也可以見到有國會議員於 2011 與 2013 年分別推動國家書寫體法案（National Script Act）以及貝貝因文法案（The Baybayin Act）。除了在戒嚴時期還有強烈地要消解反叛勢力之目的，實際上這些舉措都是為了要建構大一統的國族主義而來。

批評者便認為，就好比菲律賓政府自 2013 年推動的教改，強調要在小學 1 至 3 年級以各地方言做為教學語言，看似立意良善，卻讓菲律賓未來的孩童不見得能夠熟稔做為國語的菲律賓語。這是因為英文會變成是接替著方言的重要教學媒介，而這樣的改革最終目的其實是要讓下一代更有餘裕的做為出口勞力的一份子。在這樣的世道裡，他們終將成為世界的菲律賓人，而非菲律賓的菲律賓人。

「不懂得珍惜方言的人，比腐爛的魚更臭。」當《綠搖椅之夢》的紀錄片出現這句話的時候，我想到那些我在菲律賓認識的左派運動者。他們認為現在的菲律賓彷彿從未脫離殖民、從未脫離戒嚴，他們依舊是被囚錮的菲律賓人，被層層的標籤與外來文化掩蓋住真實的自己。追尋過去與根源的他們，就像是在尋夢一般，實際上也只不過是要追求不再陷入窠臼的自己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