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幾種人會用槍殺人。
一種是為了彰顯掌控力，多半是罪犯、幫派份子、恐怖份子、警察或軍人，他們一扣扳機就結束一條生命，目的是為了遵守特定的意識形態或教條，可能是想稱霸街頭、搶劫、維持秩序、想保護國家甚至行使懲罰。
奪走他人性命時當然就成了殺手，但他們通常不是為殺人而殺人，死亡只是權力和控制的副產品。
無數多的擁槍者，槍殺他人以聲張個人權力，他們陷入一時的狂熱、絕望、憤怒或自我防衛，於是用手上的槍來奪人性命，有時他們的行為具正當性，但大多不是，殺人多半未經預謀，而是對威脅、狂熱或恐懼的反應，背後動機非常多樣，想了解到底是什麼原因使這些人殺人，就跟了解人生一樣複雜。
有兩種人因為向黑暗面靠攏而想置他人於死地。殺人不是報復、防衛或欲望的副產品，而是讓自己強大的手段，大規模槍擊事件的兇手就屬這類，他們往往是年輕人，暴怒之下在單一的公開場合殺人，他們不屑一般人為了搶劫、忌妒、不滿而施暴，也無視於正義的基本概念。
或是殺手。這群殘酷的稀有品種為錢殺人，但「錢」不是唯一理由，因為他們永遠都找得到其他謀生方式。
當我把關注焦點從生者與者人轉移到手中握槍的人時，首先想寫的兩種人，是大規模槍擊事件的兇手，以及暗殺者。
2008 年 9 月的某一天，我徒步經過芬蘭西部某小鎮外圍的濃密森林時，雪開始飄落。
我來到考哈約基（Kauhajoki）令人毛骨悚然的外圍地帶，之後被困在無邊無際的樹林，試圖尋找步槍的靶場。幾天前，有個現在已經死亡的人在那裡射靶並被拍成影片，當時他口出惡意話語，預告一個恐怖事件即將到來。
我在十分鐘前就從道路轉進這座令人幽閉恐懼的林子裡，現在已經迷失方向，踩在結冰地上發出的聲響劃破寧靜，一想到樹林深處的狼和熊就令我無法專心，然後就在前方的松樹間，我看見一個木製標靶的輪廓。
男子被踩過樹葉的窸窣聲嚇了一跳，我在他正要轉身之際先注意到他，他的外套與周遭的綠意相當協調，接著我看見他的手臂輕輕拖著一把步槍。撞見一位帶槍的陌生人，還真是天不時、地不利。
幾天前，22 歲的芬蘭人撒利（Matti Juhani Saari）做了一件讓人匪夷所思的事，他走進就讀的大學殺死十人，在距離這裡五英里處的考哈約基塞納理工大學（Kauhajoki School of Hospitality）大開殺戒，他手持華瑟 P22（Walther P22）半自動手槍，頭戴黑色頭套，身穿軍人的黑色工作服，從地下室潛入校園大樓後爬上樓梯，一副在出戰鬥任務的樣子，殊不知他才是芬蘭這座安靜小鎮上唯一的敵人。
當天早上十點半，撒利先走進一間教室開槍，一群同學正在這裡考商業研究，他逐一趨近受害者近距離射擊，接著來到走廊裝填新的子彈後回頭去殺老師。他在教室緩緩繞行，對發出聲音的人送上慈悲的一擊（coup de grace）。
撒利殺了人後，打電話給一位友人吹噓自己幹的事，接著把汽油潑灑在血跡斑斑的地上，扔了一根火柴便走出去，熊熊烈火在他身後燃起，九位同學和一位老師已經沒有氣息，另外十一位在烈焰中受傷，撒利眼看學生們尖叫跑進芬蘭秋天的微光中，之後便對自己的頭部開了一槍。
這是芬蘭史上承平時期最慘重的攻擊事件，共死了十一人，撒利開了一百五十七槍，其中六十二槍在受害者的體內被發現，光是一個人就挨了二十發子彈。
有一發最不令人惋惜的子彈，用在他自己的身上。
他發出的最後一聲槍響，為一場另類的競賽鳴槍起跑，記者競相趕往現場報導當下最熱門的話題：大規模槍擊事件。
當時我正好在奧斯陸，倫敦的新聞採訪部認為挪威跟芬蘭很近，於是打電話給我，要我收拾行李到那裡去，殊不知奧斯陸距離案發現場有七百英里遠，車程十七小時。
事情就是這樣。
當時一起工作的還有前途看好的珍妮．克里曼（Jenny Kleeman），共同為獨立電視新聞（ITN）報導石油為挪威帶來的龐大財富。當我們正在分析奧斯陸的主權投資基金時接獲這通電話，而「死亡」根本不在當時的料想之中。但是一天後的我們飛（不是開車）到考哈約基，那件事不僅永遠在當地留下印記，也在我的心裡留下印記，因為這是我第一次遇到大規模槍擊事件的真實狀況。
飛機一著陸，我們就開始馬不停蹄，因為人在倫敦的編輯急於知道撒利的行兇動機，於是我們很快就獲悉這個有情緒困擾的兇手在事發前幾個禮拜，曾經以 Wumpscut86 的署名在網路上刊登幾段影片，還附上恐怖的訊息：「下一個死的就是你。」影片顯示他在當地靶場用華瑟 P22 射擊。
所以我才會在那座森林中迷路。當時我來到那座靶場，也就是撒利被拍到的最後所在位置時，這個年輕殺手死了。但沒有人知道當時誰在攝影機後面，難不成有共謀者？我低頭看男子的步槍，心裡想著各種可能性。
男子回過頭，狠狠瞪我一眼後「嘖」了一聲，我才明白一開始我以為他在生氣，原來是不高興被打擾。撒利的影片是自己拍的，這名男子也沒打算殺我，只是對我背著錄影機在林子裡亂闖感到不爽罷了。對他來說，我出現在這偏僻省分的窮鄉僻壤清楚說明一件事，那就是嗜血的媒體鏡頭即將到來。
現代的大規模槍擊事件的兇手和媒體彷彿連體嬰， 新聞記者在科倫拜校園事件（Columbine）、鄧布蘭校園屠殺（Dunblane）和桑迪胡克小學槍擊案（Sandy Hook）中大肆報導，讓這些地名永遠留存在大眾心中。
在新聞界「有血就有收視率」的情況下，當晚全世界的頭條都是撒利血洗校園以及考哈約基，新聞快報出現校園外一排排光影搖曳的蠟燭和泰迪熊，而芬蘭的救難隊不知所措圍成一圈的畫面在全世界放送，槍手邪惡的影片和他醜陋的誓詞，重播了一遍又一遍。
這當然是個大事件，不僅因為這是芬蘭在兩年內發生的第二起大規模槍擊，也因為死的都是些前途大好的年輕白種學生。
類似事件在西方新聞界非同小可，因為一則新聞事件要花多少時間報導，取決於偏見和優先順位，也就是「死亡新聞的階級架構」。白種槍手在美國殺死二十名學童，將占據全球新聞的主要版面，二十名成年黑人在奈及利亞的槍林彈雨中喪生，卻幾乎無人一提。若是學校遭到大規模槍擊事件，報導篇幅一律多於其他地方，即使美國企業遭大規模槍擊事件血洗的可能性是其他地方的近兩倍。
換言之，儘管大規模槍擊事件僅占美國所有槍殺事件的 1% 左右，但是就新聞頭條和報導版面來說，衝擊卻相當深遠。
有人說媒體做得太過火，極盡能事報導大規模槍擊事件，反而鼓勵其他人有樣學樣，讓扭曲的靈魂豁出去幹一場驚天動地的壞事，這種看法有其邏輯。
西元前 356 年，希臘人黑若斯達特斯（Herostratus）縱火燒毀以佛索（Ephesus）的亞底米神廟（Temple of Artemis），當時的人寫到他此舉是企圖留名後世，結果還真如其所願，他也是摧毀古代世界七大奇蹟的人，說明犯下重罪也能留名千古；同樣我們也知道蘭薩（Adam Lanza）、趙承熙（Seung-HuiCho）、安德斯．貝林．布雷維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以及可能有一小部份是因為我的報導而認識他們的撒利。
1980 年代維也納地鐵系統突然爆發自殺潮，之後各大報同意配合執政當局改變報導內容，避免對於跳火車的解釋過度簡化，並將類似悲劇事件移除頭版，標題上也不出現「自殺」兩字，結果當地的跳軌自殺率下降 80%，清楚說明了媒體極端行為可能的影響
於是就有人要問了，「如果媒體完全不報導大規模槍擊事件，同樣的事還會發生嗎？」
許多人直言抨擊媒體對某些大規模槍擊事件的大肆報導，一位法庭心理醫師對 ABC 新聞表示，播放維吉尼亞理工學院的殺手影片是社會的大災難，「簡直就是他的公關影片，要將他本人變成昆丁塔倫提諾片中的人物……影片沒有任何教育意義，只是在認可他的行為。」
還有人說，報導槍殺事件令人髮指的細節，幫助「情緒困擾者將抽象的沮喪變成具體的幻想實踐」。
或許這些意見都沒有錯。但媒體的聚焦也凸顯出國家對現行槍枝法律的立法不周全，密集報導考哈約基，促使了芬蘭政府減少核發手槍執照，同時提高擁有槍枝的年齡門檻，這些都是媒體促成的。
因此，當新聞記者蜂擁到這處遭槍火蹂躪的安靜小鎮時，他們應該告訴自己，到那裡報導恐怖事件只為了一個理由，就是努力讓類似事件不再發生，不是為了挑起人民情緒，而是告誡世人。
那天晚上，我們在校門外排隊時想到類似事件引起的不同反應，一長串白色轉播車停在滿滿的蠟燭和驚魂未定的當地人面前，接著倫敦方面連線進來，我們上線。
1966 年，25 歲的前海軍陸戰隊查爾斯．惠特曼（Charles Whitman），攜帶三把步槍、三支手槍和一把槍管鋸短的霰彈槍，爬上德州大學的校塔頂端，距幾小時後他被射殺時共開槍射擊四十八人，其中十六人死亡，也將「大規模槍擊事件的兇手」這個獨特的現代怪物介紹給世人。
（Source: AP Photo, File）
當然，校園和辦公室屠殺的恐怖災難不是美國特有的悲劇，死傷最慘重的大規模槍擊事件，要屬 2011 年安德斯．貝林．布雷維克在挪威犯下的案子，六十九人在瘋狂掃射中喪命，另外八人在炸彈爆炸中死亡。在此之前，全世界最慘重的攻擊發生在 1982 年南韓農村，性格孤僻的警察禹範坤（Woo Bum-kon），因為同居女友在他午睡時拍打停在他胸口的蒼蠅而將他吵醒，一怒之下殺死五十六人。
撇開全球各地的殺戮不談，美國發生的事件依舊是媒體最關注的焦點，美聯社列出全世界前二十大「死亡最慘重的大規模槍擊事件」，其中十一起發生在美國，據統計從 2006 年以來，美國發生過兩百多起類似案件。
如果把大規模槍擊事件定義為至少四人受傷而非死亡， 那麼 2013 年美國就有三百六十五起類似事件，等於是每天發生一起大規模的非致死槍擊案，而且情況似乎愈來愈嚴重，聯邦調查局（FBI）表示，致死的大規模槍擊事件，從 2000 至 2008 年間，每隔一個月一件（大約一年五件），增加到 2009 至 2012 年的每個月超過一件（一年近十六件），十幾件美國最慘重的槍擊事件中，半數是從 2007 年起發生的。
媒體除了把焦點放在死亡人數和殺戮的頻率，也在那些揮舞槍枝的人身上，人們問：「是什麼樣的人會做出這種事？」很難給出絕對的答案。美國情報機構觀察大規模槍擊事件的兇手後表示，校園槍手並沒有單一的「性格檔案」，槍手間有諸多差異。
儘管如此，一般認為他們皆存在某種傾向，2001 年的研究觀察了美國四十一位大規模槍擊事件的青少年殺手，發現 34% 是他人眼中的獨行俠，44% 對武器很感興趣，71% 曾遭到霸凌。
此外，兇手幾乎一律為男性，女性只有少數幾位，其中一位是前郵局員工珍妮佛．聖馬可（Jennifer San Marco），她在加州一處郵件處理場殺死五人，又殺死一位以前的鄰居後才舉槍自盡。至於為何大規模槍擊事件的地方幾乎清一色為男性的原因不明，有些人認為男性在遭遇人生不如意事時會採取較為極端的做法，有些人則認為他們的暴行，凸顯男女體內睪固酮含量與心智發展發的差異，可惜這些理由都似是而非，除了禁止所有男性取得槍枝外，幾乎無助於我們想出如何讓類似殺人事件不再發生。
大規模槍擊案的殺手性格孤僻，他們鮮少兩人一起行動，除了瓊斯伯勒（Jonesboro）大屠殺事件外。在這起事件中，13 歲的強森（Mitchell Johnson）和年僅 11 歲的戈登（Andrew Golden）槍殺四名學生跟一位老師，接著又傷害另外十人。但一般而言，大規模槍擊事件的殺手通常單獨行動，且不隸屬任何團體或教派，使當局難以辨識這樣的人並防範於未然。
他們相對年輕，「國會研究服務」（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認為美國的大規模槍擊事件槍手的平均年齡為 33 歲，11 歲和 13 歲的極年輕者屬非典型。青少年不會失控抓狂有各種理由，包括孩童較不易取得槍枝、老師和家長往往能在青少年出現令人擔憂的行為時介入，以及年輕的生命往往還沒有那麼多令他們失望的事情等。
我們知道，大規模槍擊事件的兇手通常不善與人交際，他們很少有親近的友人，幾乎從沒有過親密關係，儘管他們有時候會一時「性」起卻不成功，此外他們沒有酗酒和毒癮的傾向，不但不會衝動行事，而且性格恰恰相反。
這些觀察可能讓許多人以為大規模槍擊事件的兇手都有長年的心理疾病史，其實並非如此。雖然他們對這世界都抱持扭曲破碎的觀點，因而鑄下大錯，但心理健康診斷卻完全不足以用來分析某人日後可能成為大規模槍擊事件的兇手。2001 年針對三十四位美國大規模槍擊事件兇手進行分析，結果發現只有 23% 有心理疾病史的記錄。
撇開這些不談，人們依舊專注在這些情緒困擾者的異常心理，評論寫澳洲亞瑟港（Port Arthur）屠殺的布萊恩特（Martin Bryant）非常喜愛《獅子王》原聲帶；也寫桑迪胡克屠殺多名孩童的蘭薩平日隨身攜帶黑色公事包，其他學生則都是背後背包；我們回想在維吉尼亞理工學院殺死三十二人的變態殺手趙承熙，平日喜歡將手機放在書桌底下拍攝同學的裙底風光。儘管怪異，但這些特質完全無法證明日後將成為大規模槍擊事件的兇手，有位心理醫師說，「雖然屠殺的兇手往往展現異於常人的行為，但多數行為異常的人並不會屠殺。」
儘管如此，我們大可以說，這些槍手往往非常偏執且不合群，著了魔似地計畫自己的行動，許多殺人魔花幾個月甚至幾年來計畫，例如科倫拜槍殺事件的計畫時間長達十三個月，挪威的安德斯．貝林．布雷維克宣稱他策畫行動達五年之久。
這種事前的計畫，反映了他們對世界的仇恨與執念，大規模槍擊事件的兇手希望他們的想法在歷史上留名，而且是透過槍械為自己做出某種辯解。恐怖份子使用槍和媒體來宣揚政治和宗教理念，槍手則是利用槍和媒體來凸顯個人不滿，例如維吉尼亞理工學院的槍手趙承熙，曾經寄給 NBC 新聞一千八百字的聲明，和二十七段他對著鏡頭怒罵的影片。
另外還有其他傾向。許多大規模槍擊事件的兇手會自殺，許多人身穿軍服，他們往往使用火力強大、射擊快速的武器，「瓊斯媽媽」（Mother Jones）網站檢視過去三十年來用在六十二起大規模槍擊事件的武器，發現超過一半為「半自動步槍，具備作戰性能的槍枝，且彈匣可裝載超過十發子彈」。
詹姆斯．荷姆斯（James Eagan Holmes）在奧羅拉（Aurora）射擊七十一人並殺死十二人的槍枝之一是攻擊步槍，具備能裝載一百枚子彈的滾筒彈匣。
(Source: wikipedia)
使用這類致命武器確實令人憂心。FBI 的資料顯示，2009 至 2012 年間，使用攻擊步槍或高容量彈匣犯下的大規模槍擊事件，平均射中十六人，比用其他武器多了百分之一百二十三。
以上發現和統計數據顯示情況不妙且令人不安，但在我分析單獨犯下大規模槍擊事件的兇手時，這些只有些許用處。於是我再度檢視這一長串罪犯，從中尋找最能代表這些傾向的人物。
我要找的是兇手的原型—相對年輕、獨來獨往且不善與人交際、身穿制服、攜帶高容量彈匣的半自動步槍，這個槍手並未被診斷精神失常，是個寫過憤怒宣言的幻想家。結果這群恐怖人物的文氏圖（Venn diagram）出現一個醜惡且熟悉的名字，也是所有大規模槍擊事件兇手中最兇殘者—安德斯．貝林．布雷維克，挪威的右翼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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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擊案發生的幾天前，以 14 至 25 歲為主的六百人，聚集在湖對岸的烏托亞島，舉行一年一度的夏令營，這一群多元且屬於自由派的年輕人，是挪威勞工黨的年輕人當中最被看好的一群，然而來自奧斯陸，32 歲的安德斯．貝林．布雷維克認為他們的包容是背叛，理念是軟弱，於是 7 月 22 日他乘船來到島上，口袋裝著中空彈，心裡滿是殺意。
晚上五點二十分一過，布雷維克開槍射殺第一名被害者，七十五分鐘後向警方屈服時，已經有六十九人喪命。他總共開了兩百九十七槍，其中一百七十六槍是用儒格槍（Ruger），一百二十一槍用格洛克（Glock），此外布雷維克在小島大開殺戒的一個半小時前，先在奧斯陸政府辦公區引爆肥料彈而造成另外八人死亡，兩百多人被炸傷。
他穿警察制服做出這些恐怖的事，將挪威人心中對政府的信賴玩弄於股掌間，他也戴上耳塞以阻隔槍響。兩個醜惡的事實，讓你對這個人了解許多。
他的殺戮是無差別而且殘暴的，他通常只在有把握射中目標時才開火，他殺人不求快而講求方法，會在很近的射程內對著頭開槍，他對那些躲在樹叢後的人說，「別害羞」之後便射殺他們。還有些人彼此抱在一起被殺，有些被困在島上的學生勇敢忍受冰冷的湖水想游泳到安全的地方，但他們就像白色的海鷗般被從岸邊的硬礁拉回來，將湛藍的湖水染紅。
在六十九名死者中， 六十七位被射殺、一位溺死、一位跳崖死亡，其中三十三位不到 18 歲，最年輕的受害者是來自德拉門（Drammen）的雪若丁．思維巴克邦恩（Sharidyn Svebakk-Bohn），年僅 14 歲。
(Source: telegr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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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沿路繼續開，來到一處露營地，在營地管理中心附近停車，刺骨的寒意迫使我把能穿的衣服全都穿上。我鑽出車外，搖搖晃晃走去按門鈴但沒人應門，正當我打算掉頭時，一位身穿藍色厚羽絨衣、頭戴黑帽、腳踩厚底靴的男子，冒著當天早上冰凍的毛毛雨朝我走來，他叫布雷德．強柏拉登（Brede Johbraaten），是營地主人，我表示想租一條船划到小島，但他說現在還是冬天，一般人不會在冬天租船。
不過他倒是願意回答問題，於是我們來到一處用木頭搭建的小型工廠，躲避愈來愈大的雨勢。這位先生年約 65 歲，有三名孫子女，一開始蠻沉默的，後來他開始講起如何在那可怕的日子幫一群全身濕透且飽受驚嚇的年輕人從湖裡爬上岸，我們的對話也變得陰鬱起來。他從 1990 年代起經營這處營地，有來自挪威、德國和荷蘭的常客，這場槍擊事件嚴重影響他的生意。
「我真是受夠了。」他用挪威人一貫含蓄的說法說道。
他的語氣也變得尖銳，首先他責怪警察，如同一般人在發生壞事時會找的出氣對象，他說他們反應太慢而且亂無章法，但是挪威太少發生大規模槍擊事件，也難怪當時會亂成一團了。
他又說，記者來這裡只想談論那天發生的事，而不是發生在這一帶住民的事，於是我開始問到他的生活，但我有點掙扎，這裡發生過的事讓我幾乎想避而不談，我對談論曾發生的恐怖事件有些遲疑，便問他房價是否受影響，但這話題只談了一會兒，因為這是我們都了解的事。
接著，他彷彿覺得有義務似的，開始談起布雷維克。
「他是個愚蠢的傢伙，他們不該用名字稱他，應該叫他殺人魔。」最簡單的解決方法，就是有人在殺人魔的腦袋送上一槍。
現在的雨勢開始變大，雨滴在湖面閃爍，能說的也就這些，或者有些話不該說出。於是我們握手道別，我離開他，也離開他所在的島嶼永遠留在世人心中的景象，我不知道每天一早醒來就想起這裡發生的事，會是什麼感覺。
我沿湖岸繼續開了一陣子，將車子停在一塊朝島嶼方向突出的細長岩石邊，政府在這裡樹立永久的紀念，這是切成銳角的玄武岩，象徵曾經吞噬此處的人禍，我坐在車子裡，透過蒙上一層薄霧的擋風玻璃觀看白色雲朵從四周的山飄下，籠罩住烏托亞島。
我到過全世界幾個發生過類似重大槍擊事件的地方：英國和美國的校園屠殺，索馬利亞和菲律賓的萬人塚，還有亞美尼亞和德國的種族滅絕屠殺現場。那些地方也有種讓人不知所措的寧靜，感覺你問任何問題都是隔靴搔癢且裝腔作勢，對發生過的事沒有簡單的解釋，這些地方永遠具備這樣的特點。這裡也是如此，一朵朵雲飄過來，逐漸縮小天地之間的距離，之後雨勢漸歇，剩下的只有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