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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年代的臺中，住著一名正值桃李年華的女子，名叫「定森芳野」。
在當時自由戀愛風氣漸開的社會中，她偷偷地愛上了一位商人，並瞞著父母開始交往，但小孩的這點心思怎麼可能逃得過父母的法眼，在父母逼問下，女孩供出了實情。接著就是一場父母禁止情侶交往，並且強迫拆散的臺灣戲劇 SOP 戲碼。
某個下午，定森芳野趁家人不注意時從家裡逃了出來。逃出來後，她不知道該往哪裡去，走著走著不自不覺就走到了臺中公園的湖邊，她蹲在湖邊，沉默了一會兒後，心中抑鬱的再也壓抑不了，最後忍不住放聲大哭。哭聲持續一段時間後，突然間斷了，取而代之的是群眾的尖叫聲。
女孩跳湖自殺了。
她想不出其他辦法，只好用這種方式表達抗議。
幸好，湖並沒有很深，加上附近又剛好有位正在巡邏的警員，聽到呼救聲，立即衝到湖邊，連泳褲都沒換，就直接神勇地跳到湖裡將女孩救了上來。
很幸運地，女孩最後沒死，但這件事也上了新聞。
接下來幾年，臺中公園又陸續發生一些自殺事件，1927 年一位林玉嬿的女傭在臺中公園裡尋短；1930 年 6 月一位精神異常的少女跳水自殺。為何這群人要選擇在公園結束生命呢？
當時有一個說法是：在公園自殺可以引人注意，這種說法似乎有些武斷偏頗，但若反過來思考，臺中公園確實是一個人潮眾多、容易引起關注的地方。那麼，曾幾何時這裡變成一個公園？而人潮又是如何變多的呢？
若回溯都市公園的發展過程，在德國，公園原本僅是歐洲貴族專屬的私家園林，十八世紀以後，伴隨啟蒙運動與浪漫主義之影響，專家逐漸開始設計對一般民眾開放的公園，甚至希望在園內設置雕像以培養民眾的愛國精神。十九世紀以後，公園越設越多，腹地也逐漸廣大。此時，適逢日本人到歐洲留學或進行考察，日本人便將這些設園的理念引進國內。而最後，這個公共空間的概念也伴隨日本的統治來到了臺灣。
1895 年日本來臺後，12 月將臺灣民政支部從彰化移到東大墩（約為現在的臺中市）時，據當時的人表示，「東大墩的街道不僅狹窄潮濕，溝渠設備不全且汙水四溢，一旦有傳染疾病，容易流行。地面大多是石礫，以致舉步維艱。而且境內的萬春宮過於突出，阻礙了行人在街道上行走，此外，花街柳巷穿插街道之中，也嚴重影響市容觀瞻」
為了改善骯髒不堪的市容，1896 年巴爾頓（William Kinninmond Burton）與濱野彌四郎二位技師提出了都市計畫。1900 年進行第一期的「市區改正」，而臺中公園就是都市計畫的重點項目。1903 年，臺中公園落成於火車站東北方的新高町，鄰近繁榮的商業地帶（至今仍是），正好供民眾或旅客在消費之餘可來此處休息。總之，這是個結合休閒、娛樂和消費的絕佳設計。
至於公園內，除了於 1911 年興建神社之外，亦將劉銘傳興建的北門遷入公園內保存，同時設立後藤新平、兒玉源太郎等人雕像，頗具教化意義。1908 年為了接待來臺主持縱貫鐵路全線通車大典的載仁親王，還特地興建了「御休憩所」作為休憩場所，這裡後來被稱作「池亭」，也就是現在的「湖心亭」。
臺灣總督府銳意經營臺中市，多次實施都市計畫，重整並擴大了臺中市的規模，使臺中市變身成一個現代之都，特別是縱貫鐵路通車後，臺中市不僅成為農產品（例如稻米和香蕉）的運銷中心，甚至成為中部的商業中心。受益於此，臺中市人口快速成長，在 1905 年到 1943 年之間，由 15,003 人增加至 102,083 人，足足增加了 6.8 倍。人們豐衣足食之餘，漸有閒暇時間從事休閒活動，當時的臺中公園正好提供人們一個休閒的好處去。
臺中公園裡有一大水池，水池能做什麼呢？不外乎釣魚和划船吧！
水池內原本已就有鯉魚、鰻魚等魚，當時或許是有人見著一堆魚在水池裡游來游去，一時手癢開始偷偷釣魚，漸漸地釣客越來越多，最後政府禁不住這陣釣客潮，終於在 1919 年起正式開放民眾釣魚。當時的收費是開幕的五天內一小時收費 50 錢，開幕的一個月內降為每小時收費 25 錢，七個月後又再降至每小時 10 錢。隨著釣客逐漸增多，政府甚至還在 1929 年舉辦了釣魚比賽，可見當時盛況。
此時，眼尖的人見有利可圖，於是動了做生意的腦筋在此地設立養魚池，目的在出租魚池讓民眾釣魚，甚至還有一家料理店向臺中市役所租用水池，除了用來養魚外，也供民眾付錢釣魚，而釣來的魚也可以到這家店進行料理，又可再賺一筆料理費！如此一來，可養魚、又可賺小錢，可說是一兼兩顧，摸蛤仔兼洗褲，跟臺北外雙溪的那堆釣蝦場有異曲同工之妙。
至於划船約莫始於 1927 年，該年已有業者與政府接洽，5 月 1 日起開始營業。當時準備了大、小兩種船隻，大船每半小時收費 40 錢，小船每半小時 25 錢。想像著你在船上悠閒地划著船，觀賞著這湖光瀲影，以及水下悠悠的魚兒。這般情景很容易讓騷人墨客詩興大發，1936 年一位名叫高文淵的文人便題了一首詩，「小亭休憩爽吟情，一艇悠然水上行。閒話不知歸去晚，驚看樹外夕陽明。」
除了釣魚和划船之外，許多公共活動也會借此地舉辦，像是類似臺灣夜市的「納涼會」，年之初在公園內的神社舉辦「新年祭」、紀念天皇誕生的「天長節」，紀念白川宮能久親王的「臺灣神社祭」等等，舉辦的活動相當多元，可看出日治時期的臺中公園在臺中人的日常生活中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特別是 1926 年時舉辦的「中部臺灣共進會」，這個用來展示臺中市政成果的活動，將第四會場的「林產館」設於臺中公園，當時還在園內興建「演舞場」，以供表演者跳日本舞蹈或者演一些臺灣傳統戲劇。
若走入現在的臺中公園也許會發現，日本的印記已因政權更替而淡化許多，一些象徵日本的名稱、雕像和碑文都已被改名、更換或撤除，化為歷史的一部份，唯一不變的是當時刻意營造的休閒與教化功能，從戰後的幾次更名、拆換可看出，對統治者來說教化功能也許是最重要的，但對人民來說，休閒才是公園存在的本質吧！
參考資料
- 陳靜寬，《從省城到臺中市：一個城市的興起與發展(1895-1945)》，臺南市：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2。
- 陳靜寬，〈日治時期公園的設施與都市發展：以臺中公園為例〉，《歷史臺灣：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刊》，1(臺南，10)，頁32-61。
- 白幡洋三郎，《近代都市公園史の研究：欧化の系譜》，東京都：思文閣出版，1995。
- 陳毓婷，〈日治時期臺灣的納涼會：以《臺灣日日新報》為主之探討(1902-1940)〉，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