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和《漢書》都記載說，漢武帝於元狩四年（前 119）發行和鑄造了「白鹿皮幣」和「白金三品」兩種特殊的貨幣。無論是白鹿皮幣還是白金三品，它們的材質、形制，都與中國傳統的幣制不相符合。
漢武帝為什麼要發行和鑄造這樣兩種特殊材質和形制的貨幣呢？以往的解釋說是為了填補因征伐匈奴耗空的國庫而採取的一種斂財手段。實際上，除了這一目的之外，老謀深算的漢武帝還有更深一層的政治考量，這是他為了實現集權目的而採用的一種政治鬥爭的手段。
下面我就結合當時的背景，根據文獻並對照遺存下來的實物，來分析漢武帝是如何透過「白鹿皮幣」和「白金三品」斂財並進行政治算計的。
一、「白鹿皮幣」
「白鹿皮幣」是張湯向漢武帝建議發行的，它的式樣以及用途在《漢書．食貨志》中有記載，意思是說宗室王侯朝覲皇帝的時候，必須遵照古代的禮儀用玉璧作為禮品。但是玉璧不能裸送，必須要有包裝，並且只能用「皮幣」做襯墊，而「皮幣」又必須用白鹿的皮來製作。實際上，「皮幣」之稱古已有之，漢武帝只是根據需要又給它賦予了新的內容而已。
據《管子．五行》中的記載，「皮幣」早在先秦時期，就已經用作諸侯進獻周天子時的貴重貢品，或是上層貴族之間交換的禮物，即所謂「出皮幣命行人修春秋之禮於天下諸侯」。
這裡「皮」是指毛皮，比較容易理解。但是「幣」字，後人多望文生義，以為就是指貨幣。 實際上，這種理解是錯的。因為「幣」在這裡指的是布帛，和貨幣幾乎沒有關係。
「幣」字在漢代的字典《說文解字》的解釋是：
幣，帛也。從巾，敝聲。
翻譯成現代文就是：「幣是紡織品，所以部首是『巾』，『敝』表示讀音。」這種紡織品因為通常都是成卷的，所以又被稱為束帛，在先秦時代是貴族之間交往時普遍使用的一種禮品。因此，「皮幣」所指的就是禮品，並且是一種專門用於上層貴族之間的禮品。
當時用作禮品的東西，實際上並不限於帛，比帛更貴重的是玉器。中國自古崇尚玉，玉器有很多品種，小的如玉佩，是貴族們佩戴在身上的。大型玉器則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比如玉鉞就代表統治者的權威，而玉圭、玉璧、玉璋等玉器常用於貴族之間的交往。
西周以及春秋時期，貴族階層之間的交往非常注重禮節。但是到了戰國以後，因為「禮崩樂壞」，諸侯都盤踞一方，互相征戰，再加上秦末天下大亂，各種制度早已被廢棄。
因此劉邦稱帝的時候，當初那些跟隨他起事的開國功臣雖然都封公封侯了，但是因為來自社會下層，都不懂「禮」，在朝堂上說話、行走都和以往一樣，毫無規矩，弄得已當皇帝的劉邦很不爽。直到請了一個懂「禮」的叔孫通制定了規矩，劉邦才得意地說：「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
劉邦的時代畢竟剛剛走出戰爭，百業待興，禮法不夠完備還能理解。到了漢武帝時代，已經立國六、七十年，各項工作都逐漸走上了正軌，很多文臣都認為有必要進一步加強禮制建設，但是漢武帝當時關注的重點是如何抗擊匈奴，確保國家的安全。為此他派遣衛青、霍去病多次統率大軍遠征漠北，消耗了大量的財力。元狩四年（前 119），當衛青再次出征，殲滅匈奴主力，解除漢朝的外部威脅之後，漢武帝這才顧得上關注國內的禮制建設。
鑑於吳楚七國之亂的教訓，當時禮制的核心就是打擊宗室貴族的勢力，以便進一步加強專制皇權。因此，漢武帝接受張湯的建議，以恢復並加強禮制為名，發行「白鹿皮幣」，藉機向宗室貴族以及各地諸侯征斂財富，在充實國庫的同時，打擊了宗室權貴，加強了專制皇權，將「生財」與「復禮」兩件事完美地結合了起來。
發行「白鹿皮幣」能夠一舉兩得，自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去哪裡尋找白鹿呢？其實這並不難，因為皇家禁苑裡就有專門飼養的白鹿。所謂白鹿，實際上是梅花鹿隱性白化基因的突變，發生的概率很小，因此古人就視白鹿的出現為「祥瑞」，發現後必須進獻給皇帝，專門飼養在皇家禁苑，作為皇帝祭祀時的犧牲。所以漢武帝的上林苑就養有白鹿。
於是負責經管皇帝個人財產的宮廷機構「少府」，就將白鹿的皮裁剪成每張一方尺，飾以彩繪，作價四十萬。規定宗室王侯朝覲皇帝時，必須向皇帝的禁苑購買白鹿皮製作的「皮幣」，作為獻璧時的襯墊之物。這哪裡是作為禮品，根本就是強賣斂財。
史書記載最初漢武帝曾經就發行「白鹿皮幣」這件事，向主管農業的大農令顏異徵詢意見，正直的顏異說王侯朝賀時所獻的禮物價值才值數千，但是襯墊卻高達四十萬，他認為這是「本末不相稱」，漢武帝聽後很不高興。
後來顏異因別的事被人告發，由張湯負責審理，張湯因為與顏異有齟齬，就以「腹誹」定罪，即嘴上雖然沒有說出來，但是在肚子裡誹謗了朝廷，這和秦檜陷害岳飛的「莫須有」的罪名如出一轍，張湯假借漢武帝之手，公報私仇將顏異給殺了。後來司馬遷在《史記．平準書》中感慨地說：「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
「白鹿皮幣」雖然本身沒有什麼價值，也不能算是實物貨幣，更沒有發揮貨幣的作用。但是，方尺大小的一塊鹿皮，作價四十萬錢，它雖然不能轉讓，但是與大額虛價的紙幣，實際上並無太大的差異。因此，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白鹿皮幣」是中國古代紙幣的先驅，在中國古代貨幣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可以被看作紙幣的濫觴。
「白鹿皮幣」值四十萬錢之制，不知道是什麼時候被廢棄的。但是，以鹿皮薦璧卻成為後來的一項常典。《後漢書》記載直到曹魏的時候，諸侯朝會時仍然沿用以鹿皮薦璧的制度，只是沒有再明確必須要用白鹿之皮而已。
二、「白金三品」
與只能憑藉文獻資料才能了解的「白鹿皮幣」不同，漢武帝隨後鑄造的「白金三品」有實物留存。「白金三品」在兩千多年之後能夠再次引起世人的關注，是因為一次重要的考古發現。
這次考古發現發生於 1976 年，地點是位於西北的甘肅省靈台縣蒲河川康家溝的一座漢代遺址，共出土了兩百七十四枚金屬圓餅，這些實物目前都保存在甘肅省靈台縣的博物館。這是一次重要的出土發現，一經報導立刻就引起了收藏界以及學術界研究西域歷史的學者們的極大興趣。
大家最初關注的重點主要聚焦在兩個方面：
一是這些金屬圓餅的成分。有人認為它們是鉛質的，但是經過測定後發現其中含有一部分的銀，並鑄有一圈像是文字的符號，也可能不是文字而是圖案，據此推測可能是錢幣。但是又因為這些鉛餅的形制、材質以及重量都與中國古代的幣制完全不符而被質疑。
另一個關注的焦點是這些金屬圓餅的來源。多數研究者認為它們不像是中國境內的東西，可能是伴隨絲綢之路由境外流入的。有一種觀點認為這些金屬鉛餅應該就是貴霜帝國在中亞使用過的一種貨幣，西元二世紀貴霜帝國崩潰之後，被一部分返回故鄉的大月氏人帶回來的。
隨著社會上關注的人愈來愈多，疑問不但沒有解決，反而變得更為複雜。這是因為這種鉛餅後來在陝西扶風、長安，安徽壽州，甘肅河州，河南洛陽、開封，以及長沙等地又陸續有多處出土發現。
不但數量不少，地域也不再限於西北地方，說明這些鉛餅與流寓中國的大月氏人應該沒有直接的關係。更重要的是除了圓餅形的鉛餅之外，又新發現了橢圓形以及方形的，並且上面還都分別鑄有龜和馬的圖飾。受此啟發，大家回頭再審視此前的圓餅，似乎發現上面也有一個形似龍紋的圖案。
至此，錢幣界有人將陸續發現的這些圓形、橢圓形以及方形的三種金屬餅，大膽地認定就是《漢書．食貨志》中所記載的漢武帝時期鑄造的「白金三品」銀幣。於是，這些金屬餅又一次吸引了社會上更多的關注者。
為了回應社會上的關注，並進一步探討這些金屬餅的來源及其屬性，中國錢幣學會於 2003 年八月與陝西省錢幣學會合作，在陝西省漢中市召開了一次有關「白金三品」的專題學術研討會。我當時在中國錢幣學會祕書處工作，直接參與了這次專題研討會的籌備組織工作。會上專家們進行了充分的交流，雖然還有很多的疑問有待進一步印證，但是，錢幣學術界已經基本上認定陸續發現的這三種含銀的鉛餅就是《漢書．食貨志》裡所記載的「白金三品」銀幣。
所謂的「白金三品」，指的是用銀錫合金鑄成的三種不同面額的貨幣。第一種是圓形的龍幣，每枚值三千枚銅錢；第二種為方形的馬幣，值五百枚銅錢；第三種為橢圓形的龜幣，值三百枚銅錢。當時使用的銅錢是四銖半兩錢，元狩五年（前 118）才改用五銖錢。
因此，上述三種白金幣都是對四銖半兩錢作價，當時的本位貨幣是銅錢，所以說「白金三品」本質上是一種虛幣，明顯是為了斂財而實行的一種通貨膨脹政策，這與當時漢朝政府拮据的財政狀況有關。
而導致財政枯竭、經費短缺的原因，又正好與漢武帝對外大興兵戈、開拓疆土，積極推行「外事四夷，內興功利」的擴張政策有直接的關係。因此，我們要想了解「白金三品」的鑄造背景，首先應該從漢武帝討伐匈奴說起。
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曾經派大將軍蒙恬北逐匈奴，並將原來戰國時期修築的長城，加固延伸，形成後來的萬里長城，暫時解除了匈奴的威脅。但是好景不長，到秦末漢初的時候，因為中原發生內亂，先有陳勝、吳廣起義，後有楚漢相爭。匈奴又乘機崛起，重新占據了河套地區。
劉邦稱帝後，為了抗擊匈奴的入侵曾御駕親征，但是在山西大同的白登山被匈奴的騎兵包圍，史稱「白登之圍」。危難之際採用陳平的建議，透過賄賂匈奴單于之妻閼氏的辦法，才得以解圍逃回。隨後透過談判，漢朝同意嫁公主給單于為妻，並且每年向匈奴贈送絲綢、米、酒等實物，匈奴這才答應不再入塞搶劫，這就是歷史上漢與匈奴之間的「和親」。
但是，因為漢朝軍力不如匈奴，即便嫁了公主，餽贈了物品，仍然被匈奴輕視。劉邦死後，匈奴單于甚至派人送信給呂后說，「我沒了妻子，你也沒了丈夫，我們不如就一起過吧」。臨朝稱制的呂后，面對匈奴單于的公然調戲，也只能以「我已經是個老太婆了」而回信婉拒。
強勢的呂后對於匈奴單于的侮辱為何如此軟弱？唯一的解釋就是因為當時漢朝的國力還比較弱，沒有實力與匈奴對決。因此，後來的文帝、景帝，也都只能繼續依靠「和親」的辦法來維持與匈奴之間屈辱的和平。這一切要到漢武帝即位之後，才發生根本性的改變。
西元前 140 年漢武帝即位，他憑藉「文景之治」所積累的財富和國力，決定改變對匈奴的政策，不但要一洗劉邦白登山被圍之恥，更要為呂后討回尊嚴。因此，他首先在北方派大將軍衛青、驃騎將軍霍去病對匈奴發動了大規模的武力討伐，收復河套地區，設立朔方郡。
後來匈奴西邊的昆邪王來降，又設武威、酒泉、張掖、敦煌四郡，不但解除了匈奴的威脅，還打開了與西域的交通線。在此基礎上，漢武帝又在西北、西南、東南以及東北等方向，採取了積極的進攻政策。
西北方面，透過張騫兩次出使西域，打開了與西域交往的大門，開通了絲綢之路；西南方面，出兵平定了南越、閩越，將廣東、廣西以及福建納入了版圖；西南方面，擊敗夜郎和西南夷，將四川以西及雲南、貴州納入版圖；東北方面，發兵滅衛氏朝鮮，設置樂浪等四郡，將朝鮮半島納入了版圖。漢武帝透過這一系列的積極開拓，基本奠定了中國古代的疆域範圍，是中國古代歷史上不多見的可稱為雄才大略的皇帝。
漢武帝透過這一系列的征伐活動，雖然消除了匈奴的威脅，開拓了疆域，奠定了歷史上中國的版圖範圍。但是長年的戰爭也耗盡了國力，導致民生疲敝，怨聲載道。為了緩和社會矛盾，晚年的漢武帝不得不頒布《輪台罪己詔》。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份記錄在案的皇帝檢討書，反映了漢武帝晚年時深刻反省、體恤民生、黯然罪己的一面。
但是，早年的漢武帝卻完全是另一種面孔，那時的他年輕氣盛、意氣風發，為了推行他對外的積極擴張政策，不惜民力，不顧百姓死活，拚死要與匈奴一搏。
因此，當元狩四年（前 119）衛青北擊匈奴，勝利回朝後，因為戰爭的費用浩繁，造成國庫虧空，為了籌措經費，漢武帝便重用張湯、桑弘羊等專講聚斂之術的酷吏。除了實行鹽鐵國家專營，新增苛捐雜稅，並制定賣官贖罪的法律之外，還在鑄造貨幣方面想出了許多斂財的辦法。這就是在發行「白鹿皮幣」之後，緊接著又鑄造了「白金三品」銀幣的原因 。
如果說，漢武帝發行的「白鹿皮幣」在增加中央財力、打擊諸侯王勢力的鬥爭中，還曾起到了一定作用的話，那麼，發行「白金三品」卻是完全失敗了。
根據漢武帝的設計，「白鹿皮幣」征斂的對象是王侯宗室等上層貴族，而「白金三品」征斂的對象則是社會上的大商人。它們針對的都屬於有錢的群體。普通的老百姓使用的都是銅錢，因此，他們基本上不受「白鹿皮幣」和「白金三品」的影響，即便有影響，也非常有限。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讓漢武帝始料未及的是「白金三品」銀幣因為與銅錢之間比價過於懸殊，導致社會上的官員以及民眾都大肆盜鑄，因此而犯法者不可勝數。
《史記．平準書》記載說，因為犯法的人太多了，官府殺都殺不完。《漢書．食貨志》也記載說，雖然盜鑄屬於死罪，但是因此犯法的官吏和民眾還是不可勝數，從而引起整個社會的動盪不安。
漢武帝沒有辦法，在使用三年多後，於元鼎二年（前 115）被迫廢棄了「白金三品」。另外，文獻中記載說白金三品是「銀錫白金」，即銀錫合金。但是出土發現的實物中鉛的含量卻比較高，這可能是文獻的記載有誤，也可能是因為銀少，又添加了鉛。實際上，民間盜鑄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
漢武帝鑄造「白金三品」主要是為了斂財，用來填充因討伐匈奴而耗空的國庫。但是因為大範圍的盜鑄，僅僅三年便被迫廢棄。從發展經濟、促進貨幣流通的角度來看，「白金三品」不但沒起到任何的積極作用，甚至可以說是一場災難也毫不為過。但是，我們如果換個角度，從中國古代貨幣史的視角，特別是貴金屬金銀的貨幣化方面來看，「白金三品」的鑄造，卻又有其特殊的意義。
漢朝政府在用度不足的時候，首先就想到了白銀，並鑄造了以「白金三品」為名的銀幣。這從一個側面說明，秦朝統一之後，雖然法律規定，白銀只能用作器飾寶藏而不能作為貨幣使用，但是，白銀因其貴金屬本身的優勢，其貨幣的職能並沒有因此而消失，甚至比黃金還發揮了更多的貨幣職能。史料記載，漢代白銀以半斤為單位，稱為一流。
據彭信威的《中國貨幣史》記載，曾有紀年為東漢光武帝中元二年（57）的兩種銀錠出土，一種是船形，略像後來的元寶，另一種是條形。這兩種銀錠的中央，都有一行陰文隸體字，記作「中元二年考公所造」。
因此，「白金三品」雖然不是純銀，但是在一定的意義上，可以被認為是最早有記載的、政府鑄造的、用於正式流通的銀幣，是法定銀幣的濫觴，在中國古代白銀的貨幣化過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但是，「白金三品」在形式上卻又與中國傳統錢幣的風格完全不符，這可能是受了西域貨幣的影響。
貨幣是全民通用的交易工具，公信力、信譽是它能夠被大家接受的前提。只要是以斂財為目標，不管憑藉多麼強大的政治力量，也不管理由如何堂皇、道理多麼充分，老百姓一定不會接受，失敗是必然的！這應該就是漢武帝發行「白鹿皮幣」和「白金三品」給我們的最大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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