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中全會（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所謂「十六條」)。陳伯達和中央文革小組在七月就草擬這份文件，經三十次易稿，毛澤東才在中全會期間拍板定案。它的主要一段是：
「資產階級雖然已經被推翻，但是，他們企圖用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來腐蝕群眾，征服人心，力求達到他們復辟的目的。無產階級恰恰相反，必須迎頭痛擊資產階級在意識型態領域裡的一切挑戰，用無產階級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來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在當前，我們的目的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型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以利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
決議獲得通過，並不是沒有遭遇反對意見。毛澤東後來回憶說：「經過討論，我才勉強得到過半數代表的支持。用不著說，和以前一樣，許多人不接受這個觀點。」
為了剷除劉少奇人馬的抗拒，毛澤東改組政治局領導機關，拔擢他的親信林彪、康生及陳伯達為政治局常委；林彪更出任唯一的副主席，取代遭到貶抑的劉少奇，成為毛澤東新指定的接班人。為了削弱鄧小平的勢力，黨的總書記一職廢除，中央書記處自此在黨內毫無影響力可言。中全會之後，書記處功能由中央文革小組接管。
八月十八日，中全會落幕後五天，毛澤東、林彪等人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向數十萬名集聚在廣場上的紅衛兵揮手致意。許多學生壓抑不住激動的感情，喜極而泣。「毛主席萬歲！」的口號響徹雲霄，〈東方紅〉、〈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聲縈繞全場。許多男女青年學生在花團錦簇下載歌載舞。紅色大旗在人海中飄揚，領袖的巨幅肖像高擎過頭。
一個年輕的女紅衛兵受邀上台，把繡著「紅衛兵」字樣的鮮紅臂章綁到主席的左臂上，全場歡聲雷動。無數的照相機咔喳咔喳搶鏡頭，電視及電影攝影師忙著錄下這個歷史鏡頭。毛澤東朝這位戴副大眼鏡的瘦女孩笑著問：「妳叫什麼名字呀？」
她僵在那裡，怯生生地答說：「宋彬彬。」
毛澤東揚起眉毛說：「妳應當要武嘛！」說著說著，他大笑起來。
這個羞澀的小女孩窘得完全說不出話來。但是，和偉大的舵手有此歷史機遇的一會之後，她改名「宋要武」。
她的同志們把主席的話奉為綸旨，更堅決投入行動。
同一天，毛澤東接見北京大學附設中學十八歲的女學生彭小蒙。她因為以銅扣皮帶狠打工作組組長張承先而名揚全國。五十一歲的張承先是中央華北局宣傳部副部長，他的年紀、他的職位都不足以讓小女孩打不下手。毛澤東一聽到彭小蒙的「英勇事蹟」後，十分欣賞她的兇狠。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他給清大附中紅衛兵的信中，就提到「小彭」，給她「熱烈支持」。
八月十八日接見彭小蒙時間雖短，意義重大。毛澤東精神奕奕，還會說笑。他逗彭小蒙玩，還揮舞雙手做游泳狀、教她如何游泳。但是當彭小蒙問到今後紅衛兵該做什麼時，他立刻變得很嚴肅。他熱烈地回答：「當然是造反嘍！不造反、改不了壞東西。第一是鬥、第二是批、第三是改造。這一切都要遵守〈十六條〉去做。」政治危機因此更加劇烈，文革愈來愈沾染鮮血。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天安門大遊行之後，紅衛兵從大、中學校園走上城市街頭。
暴力風潮迅速席捲全國。這齣血腥大戲的主角不是大學生，而是青少年，在全面放縱的氣氛中沖昏了頭的中學生、甚至小學生。他們只是還沒長大的小孩，彷彿聞到血腥味的幼狼，這些無知的狂熱分子幻想著自己是除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以及打倒走資派的巨人。全國有一千三百多萬這樣的小孩。毛澤東藉著他們搧起文化大革命的野火。他以他的「指示」、呼籲和大字報毒化這些小孩的心靈，犯下最傷天害理的罪行。天底下還有什麼事比褻玩年輕人更可惡？
北京市，光是八、九兩個月內，瘋狂的年輕人就殺害一千七百七十三個有走資派之嫌的人。同一時期的上海，有一千二百三十八人喪生，其中七百零四人因不堪年輕的紅衛兵羞辱而自殺身亡。公安部完全不介入。公安部部長嚴格遵守偉大舵手的指示，告訴他的部屬：「最後分析起來，壞人就是壞人。因此他們被打死了，也不是悲劇！」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通過一項決議，禁止公安部干預「革命學生」的行動。解放軍總參謀部和總政治部在同一天也對軍隊下達同樣的禁令。
年輕人迫害的首要對象是他們的老師。某些學校的紅衛兵把教室改為牢房，把所謂「資產階級反動當局黑幫」分子的老師抓來羞辱。這些老師被羞辱、毆打、動刑，許多人差點就給活活整死。中南海對面、北京第六中學的音樂教室就是這樣一處牢房。他們在牆上用老師的鮮血寫上：「紅色恐怖萬歲！」年輕人對這個口號的瞭解就是如此。「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我們學校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控制的現象，必須完全改過來。」
受到免責權的鼓舞，從一九六六年九月起，首都和其他城市的紅衛兵開始分散到全國各地去，到處播撒不幸和恐怖。他們在旅行中無可避免會到韶山沖、井岡山、遵義和延安等「聖地」朝覲。他們在開導落後的群眾、拔除走資派大毒草之餘，到處發現目標。毛澤東非常高興聽到這些「革命創舉」：
「讓他們去嘛，留些人輪流看家就行了。他們要開介紹信，就統統開，管他是左派、右派。文化革命委員會的人要去，也可以讓他們去……對外來的學生，要給他們搞伙食。有人說沒有房子住，哪裡沒有房子住？房子多得很，這是藉口[不讓學生去]。」
受到好消息激勵，毛澤東在八月底向《人民日報》同仁提到：「不需要在年底結束文化大革命。我們先讓它持續到農曆年[即一九六七年二月初]，然後再說。」
「革命學生」對於偉大舵手的支持十分熱切。有個參與者回憶說：「我們不是遊客……我們是上戰場和舊世界作戰的士兵……從現在起，我們不必再羨慕我們的父母參加革命戰爭的英勇事蹟，遺憾我們出生太晚……我們將要啟發、組織群眾，挖出潛伏的敵人，為文化大革命的最終勝利流血、犧牲。」
一九六六年，寫下這段回憶的作者年僅十五歲，我們不可能懷疑她青少年的純真熱情。可是，她不必像那些被她和她的同志掃進走資派行列的人一樣，她不需要流自己的血。這些被打為走資派的人，和那些「死守舊文化」的人，求饒也沒用。這些宣揚「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的「傳教士」引以為傲的，正是他們的革命比他們父母的革命更無情。
全國各地城市與農村，紅衛兵發動教育性的表演，主角就是他們逮捕的「走資派」。被恐怖擊倒的老人家，雙手已被打斷，被帶上街在群眾叫囂狂罵聲中遊行。他們有如一九二○年代被農村極端分子凌辱的對象一樣，頭戴尖筒帽、脖子上掛的紙板書明「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某某某」、「反黨黑幫分子某某某」，臉被墨汁或煤炭畫髒、衣服撕破，被迫向「革命群眾」低頭，坦白交代犯的過錯。同時，圍觀的民眾齊聲痛罵，握拳高喊：「打倒某某某！」
那些被「紅色巨輪」壓倒的人心中充滿恐懼。如果那些慘遭折磨的人大難不死，這些公審的可怕景象一定永遠烙印在心頭：
火紅的紅色臂章燃燒起年輕人胸中熊熊之火。響亮的口號鼓舞著孩子們戰鬥。衝、打、砸，跟著紅色走，打造一個紅色新世界。但是，他們仍然不曉得敵人是誰……
「快說！你恨黨，是不是？你做什麼樣的夢想想要恢復失去的樂園？」
「快說！你在醞釀什麼樣的反革命陰謀？你現在預備怎麼樣推翻黨？」
「快說！你保留什麼樣的舊文件，還想拿回你的舊財產？你想要蔣介石回來當政，你才好報仇、殺光全黨，是不是……」
皮鞭一抽、鐵鍊叮噹響，有人哀號。
「快說！快說！快說！」
「我愛黨呀！」
「胡說！你怎麼會愛黨？你怎麼可能愛黨？你竟敢說你愛黨？你怎麼配愛黨？你是腦筋死硬的笨驢！」
鞭子抽動、鐵鍊叮噹響；皮鞭與鐵鍊，火與冰，血與汗。
搶劫也是這些「落後」教師和「黑幫」黨官遭受的紅色恐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有能移動的財產都被搬出這些「壞」分子的家，不能移動的則統統搗毀。光在北京一地，從八月底至九月初，紅衛兵抄了三萬三千六百九十五戶民家，拿走五．七噸黃金、十九噸以上白銀、大約人民幣五千五百五十萬元和六十一萬三千六百件玉器。
同一時期，上海的「新文化旗手」抄了八萬四千二百二十二戶民家；除了大量的寶石、金銀之外，他們沒收美金三百二十四萬元、三百三十萬元其他貨幣、二百四十萬元國民政府發行的法幣，以及三億七千萬元人民幣。
以全國而言，到了一九六六年十月，總共沒收約六十五噸黃金(當然，這些數字並不代表劫掠的全貌；它們只代表紅衛兵繳交給中國銀行的數量。沒有人曉得他們自己中飽了多少。縱使如此，報繳的財物之數字仍令中共領導人咋舌。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盛讚這些「梁山泊新英雄」)。
不僅是普通老百姓被抄家，國家機關也逃不過紅衛兵的毒手，博物館、圖書館和展覽館等文化機構，首當其衝。只要有可能，歷史古蹟無不遭到破壞。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北京師範大學學生跑到山東曲阜孔子老家，搗毀約七千件石碑(其中有一千件古石碑)，並且破壞了兩千個墳墓。他們褻瀆至聖先師的出生地。
三個月後，山東一群紅衛兵也褻瀆了十九世紀興學辦校的武訓的墳墓。他們把武訓的遺體挖了出來、付之一炬，群眾在旁歡呼、鬼叫。海瑞葬於海南，他的遺骸也同樣遭到破壞。
並非所有的黨領導人都歡迎紅衛兵。許多人都很不安，其中不少是中央委員。黨領導圈內的鬥爭持續到九月。那些還保持理智的人設法遏抑混亂，冀望經濟不再陷入危機。
九月中旬，腦筋清醒的中央官員以周恩來為首，說服毛澤東批准一道禁令，不准工人及農民加入紅衛兵運動。但是，正宗毛派分子旋即對劉少奇集團又祭出重擊。十月中旬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林彪點名攻擊劉少奇和鄧小平，指控他們走「壓制群眾、反對革命」的路線。
他的發言明顯是得到毛澤東的核可。江青雖然不具中央委員資格，也參加了會議。從八月底起，陳伯達工作繁重，分身乏術，江青已經形同中央文革小組組長。
劉少奇必須做自我批評。十月二十三日，他在工作會議上發表談話，結束了他的政治生涯。鄧小平隨即跟進，也承認錯誤。
毛澤東沒有出席頭兩個星期的工作會議，但是他透過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和康生，掌控會議的發展。直到十月二十五日，也就是劉少奇和鄧小平自我批評之後兩天，他才出現在議場。他開始迂迴地、甚至溫和地批評自己因為不在第一線、而待在所謂的第二線太久了，以致「沒有注意日常事務」。接下來，他發動攻擊：
「這次會議兩個階段，頭一個階段，大家發言都不那麼正常，後一個階段經中央同志講話，交流經驗，就比較順了，思想就通了一些。運動只搞五個月，可能要搞兩個五個月，也許還要多一點……五個月文化大革命，火是我點起來的，時間很倉促。與二十八年民主革命和十七年社會主義革命比起來，時間是很短的，只有五個月。不到半年，不那麼通，有牴觸情緒，是可以理解的……我看衝一下有好處，多少年沒有想，一衝就想了。」
隔了一陣子，在會議結束後，毛澤東顯然很欣喜他贏了緘默不語的中央委員會，他又說：
「娃娃要造反—我們必須支持他們。讓他們自己走；我們不應該怕他們會犯錯……如果我們不開始向「小將」學習，我們就完了……群眾一上場，妖魔鬼怪就會消失。嚴格講，天底下沒有妖魔鬼怪；它們只存在於某些人腦子裡，這個妖魔鬼怪的名字叫作「害怕群眾」……亂是人搞起來的，製造騷亂的人並沒犯罪……年輕人創造世界大事。」
本文作者分別為美國俄亥俄州首都大學歷史學教授美國蒙大拿大學高級研究員
作者：亞歷山大‧潘佐夫、梁思文
譯者：林添貴
出版日期：2015/05/04
出版社：聯經
潘佐夫與梁思文利用共產國際所保存的毛澤東私人信件、他和史達林、赫魯雪夫的會談速記記錄、蘇聯醫生彙整的毛澤東病歷、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KGB）和共 產國際特務的秘密報告、毛澤東妻兒子女的個人資料，包括早先大家都不知道的第九個小孩於莫斯科出生的出生證明等珍貴史料，以全新視角重新解讀毛澤東的一生。
《毛澤東：真實的故事》內容豐厚紮實，全書共分36章，呈現毛澤東的多樣性面貌——他是革命家、也是暴君；是詩人、也是專制者；是哲學家、也 是政客；既為人夫、卻又四處留情。毛澤東盡全力繁榮國家、鞏固國際地位，卻又自陷於政治和意識型態的死巷，並沉浸在個人崇拜中。作者潘佐夫與梁思文將毛澤 東從聖人及惡魔的刻板印像中解放出來，還原為歷史上一個有血有肉、複雜多變的人物，重新評價他的政治功過和私人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