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動搖的命運，已經動搖了：英國離開後的香港民主

2019 年 10 月 1 日，中國國慶日，香港警察沿著海港的街道到處抓人，任何穿黑衣的人都成了他們逮捕的目標。我一直跟在他們後面，但他們的攻擊已經到了難以控制的邊緣，我開始害怕起來，決定離開現場。在途經某個地鐵站的時候，我放慢了腳步，我瞥見藍色的牆面被人用粉紅色噴漆塗寫了一串句子：
 

現在，香港人要自己治理香港。這是承諾，也是不可動搖的命運。

Now, Hong Kong people are to run Hong Kong.
That is the promise.
And that is the unshakeable destiny.

Chris Patten’s farewell speech from 1997 quoted in graffiti: "Now Hong Kong people are to run Hong Kong. That is the promise – and that is the unshakable destiny." pic.twitter.com/2gg6rjw45Y

— Richard Pyne (@richardjpyne) October 1, 2019

我立刻認出，這串句子正是出自 1997 年 6 月 30 日香港準備回歸中國主權，港英最後一任總督彭定康（Chris Patten）發表演說的最後幾句話。

這串句子讓我回想起另一個完全不同的時代，那個回歸以前的香港，那個我才剛剛成為記者的日子。當時我是編輯部資歷最淺的記者，總是被安排做一些最不重要的報導；我的第一篇報導寫的是假的金莎巧克力，這篇報導我至今仍覺得相當滿意。

但是隨著 1997 年的最後期限慢慢逼近，緊鑼密鼓的節奏成了香港生活的主旋律，身為記者的我們成了最前排的觀察員，見證一場前所未見的政治實驗，看著一個殖民地如何從一個主權國家放給另一個主權國家。
 

一份模糊的民主承諾

香港能有多少民主，這個問題落到了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肩上。這個委員會於 1985 年成立，負責為《中英聯合聲明》這個框架填補內容。

中國要求，這個委員會的成員只能是中國人和香港人，其中 36 人是來自大陸的官員和學者，香港代表則有 23 人，包括企業巨頭、出版商、學者，還有律師李柱銘和司徒華這兩位著名的民主黨人士。李柱銘和司徒華後來與另外兩位委員在 1989 年北京鎮壓學運之後離開了委員會。

1989 年，上百萬香港人走上街頭支持中國的民主運動，但隨後而來的血腥鎮壓也促使香港在回歸中國之前引爆一波移民潮。
  委員會在 1990 年完成任務，制定出被人稱為「迷你憲法」（mini-constitution）的《基本法》，預計在 1997 年香港回歸中國的時候頒布。

這份文件在民主問題上含糊不清。條文規定，行政長官的產生方式應當「根據……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目標是由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委員會按照民主程序提名後，以普選方式產生行政長官，但法律並沒有提供更多細節，例如提名將如何進行、委員會的規模多大，以及如何組成。同樣地，關於立法會的部分，法律規定最終應由普選產生，但並沒有進一步提供最關鍵的時程資訊。

在彭定康上任港督之前，鍾士元（故事編按：曾任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是港英時期職位最高的香港人）接受了曾銳生（故事編按：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歷史教授）的採訪，他很早就注意到這些關鍵缺漏將帶來很嚴重的危險。他告訴曾銳生，他不知道政治改革的僵局該如何解決：
 

中國人解決不了這個問題；政治制度依然是一個主要問題，而我最擔心的是，現在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如何維持其他制度不變，如果我們不能設計出正確的政治制度，那麼香港可能無法生存下去。如果香港無法生存，中國大陸就會出手介入。

他的擔憂後來果然又應驗了。

這些都是 1992 年彭定康上任之前發生的事情。彭定康上任之後，掀起一股政治變革的旋風。 1992 年，彭定康以保守黨主席的身分帶領保守黨贏得了大選，但他本人卻丟掉了自己選區的席次。首相梅傑（John Major）似乎為了「慰勞」他，便安排他出任香港總督。
  彭定康是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政治家出身的香港總督，與以往外交部務實的官僚作風有所不同。這次的任命出乎許多人的意料，香港人最初也對此持保留態度。

但是彭定康下定決心，打從一開始他就要走跟以往不同的路線。他拒絕穿上傳統的殖民地總督服飾，部分原因是他擔心那頂鴕鳥羽毛的帽子會讓他看起來很可笑。他發揮自己擅長的政治能力，精力充沛地在殖民地裡到處走踏，親吻嬰兒，品嚐大量當地名產蛋塔。他驚人的胃口很快為他贏得了一個親切的綽號「肥彭」，唸起來很接近他的姓氏發音。很快地，他成為香港有史以來最受歡迎的領導人，後來的繼任者幾乎沒有人能超越他。
 

北京眼中的「千古罪人」

彭定康新官上任，馬上面臨相當棘手的挑戰：他該如何提升香港的民主，避免英國日後承擔讓香港失去普選權的罵名，同時避免跟北京關係破裂？一個多世紀過去了，英國顯然沒有讓香港變得民主。二戰的爆發，打壞了先前總督楊慕琦爵士（Sir Mark Aitchison Young）所做的努力。自那之後，來自英國的港督如麥理浩（Crawford MacLehose）更在意如何才能有效的治理、推動強大的社會服務，以及進行表面的協商，而不是那麼關心如何擴大民主授權。

彭定康上任時，香港的選舉制度是一個令人困惑的大雜燴，它的設計主要用來確保親政府的勢力能一直控制立法機構。

立法局的成員有三種類型，各以不同方式產生：第一類是由港督直接任命；第二類是由各選區直接普選產生；第三類被稱為「功能組別」（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也是最有爭議的一類。「功能組別」是由單一職業決定的選舉團體，少數持有執照的會計和房地產經紀人會選出一位從業者，成為他們行業的代表。雖然直選的席位主要是由與民主派結盟的勢力所主導，但功能組別則有意傾向選出親政府、親中的候選人。

在彭定康看來，功能組別是一項令人憎惡的設計，設計者「可能相當熟悉英國十八世紀議會歷史充滿各種糟糕的濫權行為，並且認為這樣的系統會吸引香港商業大亨。」

但是《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限制了任何選舉改革，使得彭定康在改革上窒礙難行。在仔細研究相關文件細節之後，他注意到功能組別的籌組方式上有一個可以鬆動的機會。他的計畫是大幅擴增功能組別的類別，引入「新九組」，其中一類是「金融、保險、地產及商業服務界」，涵蓋了大量以前無法投票的專業人士。

儘管彭定康一再形容他的改革「溫和到令人尷尬」，但這樣的改變已經使得功能組別的選民人數增加了五倍，在全香港 600 萬人口中占了高達 270 萬人。雖然離真正的普選還有很長一段距離，但它確實提升了選民的代表性。

可想而知，這讓北京氣得跳腳，連番對彭定康丟出一連串罵名，比如「妓女」、「跳探戈舞者」，甚至「千古罪人」，為新聞編輯室專門寫頭條的人帶來了許多吸睛素材。同時北京還公開了時任外交部長錢其琛和外交大臣賀德（Douglas Hurd），在 1990 年的一系列祕密外交通信。這些信件總共七封，內容明確規定只要選舉安排仍按規定進行， 1995 年的立法局可以搭乘「直通車」過渡九七年的回歸，同一批立法局成員可以繼續任職，直到下一屆 1999 年的選舉。

彭定康急得找各種掩護，聲稱他沒有看到這些協議，他的改革並沒有違反這些協議。但北京認定彭定康的做法是「三違反」，不僅違反那七封信的協議，還違反了《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並且警告，倘若彭定康一意孤行，北京將會推倒立法局的直通車。
 

北京翻桌不認，民主派大勝無用

彭定康雖然已經準備好應對北京充滿敵意的反彈，但其激烈反應依然讓他不安。他不僅承受北京官方的謾罵，還被香港內部的敵對勢力攻擊，包括前港督衛奕信（David Wilson）和麥理浩，他們認為這樣硬幹並不符合香港的長期利益。但彭定康依然堅持自己的方案，並且取得首相梅傑的支持。他的基本假設是，中國的經濟改革將不可避免地導致政治自由化，長期下來會逐漸走向有利於他的方向。

他告訴自己的傳記作者強納森．丁伯白（Jonathan Dimbleby）：「我不認為你可以一邊打通中國經濟，一邊還能嚴格控制政治結構。」他相信，如果香港能夠向北京證明自己的價值，它就安全了。

至於那些離北京比較近的人，看法則悲觀許多。「如果你以為他們不會殺雞取卵，這誤解可大了，」瑞安集團創辦人兼香港商業總會主席羅康瑞（Vincent Lo Hong-shui）對丁伯白說，「今天我會說，我們需要中國，多過於他們需要我們。」

在談判停滯了好幾個月之後，彭定康決定單方面推進。 1995 年的立法局選舉照著他的改革進行，產生了香港歷史上第一個完全由選舉產生的立法局。與民主黨結盟的泛民主派陣營在選舉中大勝，獲得了最多的席次， 60 席總議席中占了 19 位*，其中20席的地區直選議席中就占了 16 位。

（*故事編按： 19 席只包含民主黨及其結盟政治人物；如果加上民協等政黨，以及其他無黨籍的泛民主派政治人物，一般會計算為 31 席，多過親中派和商界的 29 席）
  果不其然，這對北京來說已構成威脅。北京採取了行動，設立一個影子機構取代「直通車」。這個立法機構名為「臨時立法會」（簡稱臨立會），在邊界另一頭的深圳舉行會議。臨立會總共有 60 名成員，皆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精心挑選出來的政治人物，等日後主權回歸之後將取代民選的立法局。民主派陣營拒絕加入這個影子機構，但不少親中的政客是同時身兼立法局議員和臨立會議員，「港深兩邊走」（按：「深」指深圳）。

直通車被取消，深深打擊香港人的信任，幾乎到再起不能的地步。雖然立法者擁有的權力相當有限，最多就是否決法案，或是決定何時提出法案，但是用一個親中政客組成的機構，去取代一個代表性模糊的機構，不僅確保了短期的服從，還在人民與那些該代表他們的人之間，劃下了不可彌補的裂痕。
 

人們曾經以為，那是「不可動搖的命運」

到了 2019 年，彭定康的時代彷彿是上一輩的事了，但是顯然香港人並沒有忘記。因為抗議者直接把他告別演說的語句塗鴉在牆上。在看到那句牆上塗鴉之後過了一個月，我有幸採訪到彭定康本人，他正好來墨爾本大學發表演講，主題是政治領導力。他現在是巴恩斯的彭定康男爵（Baron Patten of Barnes），也是牛津大學的名譽校長。他在卸任之後被冊封為有爵位的貴族，澳洲人對他畢恭畢敬的，看得我尷尬不已。雖然他變得有些駝背、頭髮都灰白了，但他的聲音聽起來跟以前一模一樣，話語間依舊帶著我們熟悉的機智和溫暖的幽默。

我在遠處觀望了他好幾天，看著他在台上發表油腔滑調的演說，還有在晚宴上講些逗人開心的話。雖然他早已退出政壇，但他骨子裡仍然是一個政治家，很了解如何拉攏群眾。我獲得半小時的時間可以採訪他。這麼多年來，我一直都在遠遠的地方看著他，這是我第一次面對面與他對話。我知道他很懂怎麼跟媒體打交道，所以我最大的挑戰，就是要怎麼從他那裡挖出新東西。

他一坐下來，我就知道不妙了。他伶牙俐齒、自信滿滿，一開口就談起他最喜歡的趣聞軼事，談起托克維爾，至於我問的問題，他都以我所熟悉的敏銳機智繞開了。

他就這樣滔滔不絕地講了八分鐘，我決定鼓起勇氣打斷他，因為我不能因為不好意思就錯失這個唯一的機會。我想知道，如果能夠重來，他會不會有不同的做法。他回答我，他希望自己在選舉改革上能更加快腳步：
 

我希望我沒有花那麼多時間和那些不會改變的人爭論。我認為，如果我們在討論中愈早確定中國不會採取行動，然後就去做安排，情況可能會更好。

我追問他，他所謂不會改變的人指的是誰？是中國那一方，還是英國那群有影響力的批評者，比如柯利達爵士？他回答主要是北京，但他接著不以為然地談到了柯利達，他說：「這是港英故事的另一面，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官員推動的，部會首長只提供最微不足道、最隱晦的意見。柯利達那群人和其他人，他們不聽香港人的話。他們知道香港需要什麼，他們以為只要找到讓中國能接受的方法，香港就可以繼續平靜過生活。」

我問他，如果當時給予像鍾士元這類的香港顧問更多關注，事情會有所不同嗎？「其實，我認為這可能已經發生了，」他回答，「每當有人表現得好像香港應該在這些議題上占據更重要的位置，或是香港的利益應該獲得更公開的處理，柯利達爵士那群人就會迅速採取行動，把這些想法都壓制下去。」

我其實真正想知道的是，當年非官守議員曾經懷疑麥理浩和鄧小平在 1979 年達成祕密協議，準備把香港當作某種人力工廠歸還給中國，彭定康怎麼看待這件事。因為如果當初真有這樣的祕密協議，照理來說彭定康最有可能是唯一知情的人。

我問他，非官守議員之所以抱持這樣的懷疑，是否其來有自？彭定康直直地看著我的眼睛，「我認為沒有，」他堅定地說，「我是說，如果真有這樣的協議存在，那麼現在很多事情也更好解釋了，而且也更合理。」至於說到那些轉而效忠北京的非官守議員，我很意外他對他們表示同情。「他們認為英國會對他們置之不理，我很難說他們想錯了。」

最後我還有一件事要做。我拿出手機，滑出那張引用他告別演說語句的塗鴉。他瞇起眼睛，抬了抬眼鏡。我擔心手機螢幕上的字太小，他可能看不清楚，所以便開口補充說明，「這是您那場告別演說的內容，可能字太小了看不太清楚，上面寫著……」

他唐突地打斷我的話，「這些話我很熟悉。」

我繼續說，「現在，香港人要自己治理香港，」

他接著說，「這是命運……」

我糾正他，「是不可動搖的命運。」

他搖了搖頭說，「不幸的是，它已經動搖了。」

我繼續追問，「看到這張照片，您感覺怎麼樣？」

突然之間，原本對答如流的談話陷入了停滯，他沉默不語，頭垂得很低很低，過了一會他才回答，「很糟。很糟。很糟。很糟。」不一會，他馬上又振作起來，開始談起中國的行為對國際社會造成的挑戰。

我曾看過這個姿勢。我在二十年前英方舉辦的那個盛況空前的告別儀式上，曾經看過這個姿勢。那天彭定康在發表完告別演說之後，轉身背向早已被雨浸濕的麥克風，走回座位席，在查爾斯王子和首相布萊爾（Tony Blair）中間的位子坐下。他靜靜聽著觀眾席爆出的如雷掌聲，慢慢垂下了頭，過了一會，他站起身來，舉起雙手向拍手歡呼的群眾點頭致意。

在人群安靜下來之後，艾爾加《謎語變奏曲》的輓歌和弦輕柔地飄揚起來，彭定康再次低下了頭。作曲家情感綿長豐沛的悠揚樂章，想必打動了彭定康，他幾乎快把頭垂到膝蓋上，顯然他的內心相當激動。當鏡頭移開，群眾也不再觀看的時候，那一刻或許才是真實的。這不禁又令我想起彭定康那晚的演講。他的講稿中有兩句話可能很多人都不會記得，但對我來說，象徵意義更加深遠。
 

歷史不僅僅只是一連串的日期，真正的歷史，是我們所有人記得的那些日期之前，和在那之後發生的事情。

History is not just a matter of dates. What makes history is what comes before and what comes after the dates that we all rememb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