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國際書展】家，是臺北最私密的名字：李修鑑Ｘ水瓶子Ｘ李律鋒，重新以「家」為名談論臺北

在以臺北為主題的書寫中，多數以描寫臺北的景點、飲食或生活為主，像是街區如何形成、產業如何延續、飲食如何轉變等。然而，在這些被反覆描繪的城市風景之外，有一個最日常、卻也較少被書寫的空間，那就是「家」。這個每個人每天生活、往來與居住的空間，因為有其私密性，反而長久以來缺席於城市的書寫裡。

2025 年年底出版的《家是臺北的名字：從我到我們的城之記憶》一書，正是從「家」這個最私密的角度出發，重新觀看臺北的形成。書中收錄十處對臺北與臺灣歷史有特別意義的家屋，包括仁安醫院、李臨秋故居、新芳春茶行、萬華林宅、巫雲山莊、殷海光故居、紫藤廬、化南新村、蒲添生雕塑紀念館與孫運璿科技人文紀念館，這些私宅如今大多已轉型為半公開或公開營運的文化場所。

2026 年臺北國際書展現場，《家是臺北的名字》邀請本書作者之一、同時也是臺北城市研究者李律鋒，以及本書重要受訪者、臺灣傳奇作詞家李臨秋之子李修鑑，與資深文史工作者水瓶子，三人一同展開對談。
 

 

晚飯後響起的歌聲

「如果要為『家』寫一本書，大家應該都會感到為難吧？」

一開場，主持人李律鋒便點出這本書的挑戰與困難。不是每一個家都適合被觀看，也不是家中的每一段生活都願意被攤開於公眾視野中。正因如此，當私宅因歷史人物、文化事件，而逐漸轉變為公開的文化場域時，家屋所承載的記憶，反而顯得格外珍貴。而「李臨秋故居」正是一個由家轉為公共空間，甚至誕生了一代音樂文化的代表性案例。

身為李臨秋的六子，李修鑑回憶起，小時候家中經常有親友來訪，父親喜歡邀請朋友來家中吃飯、聊天與演奏唱歌。大夥吃飽飯後，便拿出樂器，有人領唱起頭，其他人跟著和唱。有時唱的是當時流行的旋律，有時是記憶中的老歌。

唱錯了也沒關係，「當時隔壁鄰居還會一起站在門外聽。」李修鑑笑說。
 

酒家文化撐起的時代

李修鑑還記得，自己從小就常隨父親出入酒家。當時有名的酒家「黑美人」、「東雲閣」、「五月花」等他都去過。當時的酒家並非色情場所，而是文人雅士、名流仕紳交流的聚會場所。當時李修鑑年紀還小，進了酒店坐在大人旁邊，聽得懂大人們把酒言歡的氣氛，卻不完全明白內容，「長輩還會交代『回去不要講』。」李修鑑笑說。

在酒家文化裡，酒該怎麼喝、話該怎麼說，一切都有其不明言的秩序。酒要喝得剛好，聲音才出得來，唱歌要等氣氛對了才唱出來。就連稱呼也有講究，小孩子不能亂叫人，「要叫阿姨，不能叫姐姐」。

撐起酒家文化的還有「酒家菜」。提起酒家菜，李修鑑如數家珍般地介紹起來。「酒家菜不是隨便煮就上桌，第一道一定是『炒三脆』。使用腰子、油條、魷魚等食材大火快炒加勾芡，顏色要亮，香氣要立刻衝出來。要炒到花花、亮亮的，看起來就知道這一桌不是普通吃飯，是要開始一場盛筵了。」

接著是桂花魚翅金錢蝦，這道菜吃的是刀工與火候：「魚翅與蛋花要勻，蝦片要內鮮外脆不能老；但火候不夠，香氣又出不來。」再來是火鍋湯，魷魚螺肉蒜。李修鑑強調湯一定會很燙、很鹹，喝的時候父親會一旁提醒：「湯不能一次喝完，先喝一點，再加湯。」用以延續整個夜晚。

隨著酒家文化式微，這套飲食邏輯逐漸消失，現在真正還留著傳統酒家菜精神的地方，已經非常少了。「很多人不知道那卡西（ 流し，Nakashi）時代的酒家菜是什麼。」李修鑑感嘆。過去許多重要的臺灣歌手，都是在酒家對著現場觀眾唱出來，「那種聲音，有一個『香頭味』，很重。」那味不只來自酒，也來自餐桌上的鍋氣、湯氣。

後來，他也將這些酒家記憶寫成一首詩〈酒家覓蹤〉，把早年大稻埕的著名酒家一一點名：「江山萬里五月花 東雲八仙蓬萊閣 白玉孔雀月世界 杏花滿翠美人座」——順著這首詩，我們看到的其實是一張昭和年間的臺北夜生活地圖，也是一整個世代生活經驗的集合體。

也正因如此，李修鑑認為李臨秋故居所保存的，不只是李臨秋的個人家族歷史，而是一整個時代的生活方式與文化誕生過程。「如果只是讓它荒廢，最後大家拍張建築照就走，那就太可惜了。」李修鑑表示。

比起單純參觀景點，他更期待透過導覽與介紹，讓遊客認識音樂背後的生活背景——1930年代的臺北文化生活。
 

家屋保存的城市尺度

若以更廣的視角來看，水瓶子更指出，李臨秋故居所在的大稻埕，還有一個「文化轉譯」的重要意義。在1920年代後，大稻埕已是國際性港口，當時外國電影、音樂被引入臺後，因為那時多數臺灣人只懂日語或臺語，因而在此出現了替外國作品「轉譯」的角色與流程。

在過去在沒有字幕的年代，如果要讓觀眾理解電影內容，就必須有人在臺下唱、講、翻譯，唱片公司也會將外國歌詞翻成臺語，結構與節奏都具在地化的語言特色。因此，當講到大稻埕的文化時，不能只談一座老屋或一棟建築，而是需要看到背後連結世界與在地的文化歷史意義。

回過頭來說，歷史建築或家屋該如何保留？長期從事老屋研究的水瓶子認為，家屋保存從來不是單純「保留或不保留」的選擇，而是在歷史價值、使用彈性與實際經營之間反覆協調的過程。他坦言，站在文史工作者的立場，自然希望文化資產愈多愈好；但站在經營者角度，法規限制確實會帶來現實挑戰，例如施工方式、使用機能與營運形式都受到約束。即便如此，水瓶子認為保存與使用不一定是對立面，文化資產同樣可以被妥善利用，透過經營創造收入，形成支持保存的正向循環。

在長期調查過程中，水瓶子也發現，許多家屋並非孤立存在，而是與整個街區、時代背景密切相關。例如古亭一帶的住宅群，源自日本時代大型家族的出租住宅規劃，戰後又延續為學者與官員居住使用，使得少數得以保存的建築，成為理解整體歷史結構的重要線索。透過研究與實際經營，這些零散留下來的家屋，如同一塊塊拼圖，逐步拼回臺北城市發展與生活史的樣貌。

《家是臺北的名字》所關注的，正是這些看似微小、卻最貼近生活的歷史片段。當我們以「家」的角度來看這些故居時，故居就不再只是「名人住過的地方」，而是一個文化誕生、保存時代生活精神的空間。那些曾在屋內發生的日常往來、飲食習慣、音樂與人際互動，構成了臺北城市歷史中最不易被記錄、卻最真實存在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