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是如何把「回歸紀念日」，轉化為周年抗議日？

1997 年主權移交的前夕，香港是個怎麼樣的地方？

高官問責制之實行，無助董建華組成其個人的執政團隊。董在商界的盟友多不欲加入政府，這樣他便未能組成完整的團隊，被逼要重新委任原公務員高官。14 位問責高官中，有 6 位為以前的政務官。商共聯盟能合作抵擋民主，卻無法合作組成能共同執政的執政者同盟（Lau 1999）。

主權移交前，縱然殖民地體制偏重商界，英屬香港政府卻會避免偏向某批特定商人，而只會實行重商政策，然後擔任各商人之間的仲裁者。言下之意，英屬香港政府會雨露均沾地親近整個資產階級，但卻與個別財團保持距離（Ngo 2002）。但主權移交後，出任行政長官的董建華卻會向個別財團傾斜，激起未能受惠者之不滿。

1999 年，特區政府為發展資訊科技業，計劃於薄扶林興建數碼港，並在未經投標的情況下將發展權批予李澤楷新成立的盈科拓展。數碼港附設地產項目，亦即是今日的貝沙灣。盈科拓展在數碼港落成後，會將供資訊科技公司使用的部分轉讓予政府，之後可出售地產項目牟利。這優厚的條件令輿論懷疑這決定是否涉及利益輸送。

盈科拓展是新公司，並非資訊科技界之老手，但其主席李澤楷是李嘉誠之幼子。李嘉誠在 1998 年，曾公開批評香港投資環境惡化，威脅要從香港撤資。輿論認為董建華與李氏關係特別好，揣測數碼港合約或為回應李嘉誠暗示之特別關照。不論這揣測是否屬實，各大地產商都認為政府偏袒，包括太古及新鴻基等八大地產商亦發表聲明批評（Lo 2001）。

與中共結盟的商界雖然都抗拒民主，但除此以外，他們的利益並不一致。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財團會委任其他公司的董事及管理層為非執行董事，這樣的董事交織（Interlocking Directorship）能促成資產階級的內部團結（Useem 1984）。

但是香港華資企業卻都是家族企業，強調家族同時要掌管控股權及管理權，不會輕易讓外人介入董事會運作，與英資公司相比，華資公司董事交織之程度明顯較弱。這樣令華資公司之間傾向互不信任，難以建立互惠合作之企業文化，香港商界亦隨着英資淡出而比以前更難團結（Tsui 2008）。董建華政權向個別財團傾斜之作風，進一步加深商人之間的猜疑，商界於主權移交後亦變成山頭林立之鬆散群體（Lui and Chiu 2009）。

據和記黃埔前董事總經理馬世民（Simon Murray）憶述，他上任後接到新世界發展的鄭裕彤邀請，希望二人能約時間面談。馬見其東主李嘉誠常與鄭在哥爾夫球場上談笑風生，未有意識到這會引起甚麼問題。但李嘉誠得知此事後，即嚴厲地訓斥馬世民：

對這些人要很小心，他們幾乎和我們一樣聰明。（Studwell 2007）

而中共對商界的統戰，使個別商人皆以為自己可直接向中共遊說，亦令事情變得更為複雜。在 1998 年至 2002 年的第九屆中共「人大」香港代表中，有 14 位是商人，佔所有代表的四成。而在同屆「全國政協」的香港代表中，有近七成即 79 位為商人。在地區「政協」任職的香港商人，更是不計其數。

不少商人在北平都有非正式的人脈關係，有時他們還會組團北上遊說官員，1998年至 2001 年間，每年都有九至十團商人遊說團。他們會透過這些渠道，通過北平向特區政府施壓。2000 年 6 月，地產商組團訪問北平反映對香港房屋政策之不滿，不久之後董建華即向記者透露，八萬五政策因久未被提及，已經「不存在」了（Fong 2015）。

互不信任的商界精英爭相向中共表示忠誠，藉此換取其寵信，從而影響特區政府的政策。他們對其他商人以至是政府均看不上眼，造成惡性競爭。

商界覺得可靠中共壓倒對手，就難以團結起來組織執政者同盟。他們不肯與競爭對手同負一軛，便不肯加入政府成為問責官員，而在問責制實行後，他們亦進行暗戰。問責制實行後一個月，行政會議成員、來自親商自由黨的田北俊於 8 月即當眾批評問責局長，指局長亂開政治期票，施政既不與行會討論，亦未獲行會授權。

除了非官守成員與局長間的衝突，問責局長本身皆來自不同背景，既有商人，亦有前公務員及媚共工會成員。他們彼此互不相識，有的直到最後一刻才知道同僚之存在。部分局長亦有政治野心，希望能競逐下屆行政長官，令問責局長間常勾心鬥角（Wong and Wan 2005）。

而問責局長之工作表現亦令人失望。問責制實施後不足一個月，香港交易及結算所發表諮詢文件，建議將股價連續 30 個交易日低於港幣五毫的股票除牌，令市場恐慌性拋售細價股，香港股市於 7 月 26 日損失 109 億港元市值。港交所與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只得狼狽地放棄相關建議。財政司司長梁錦松與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馬時亨成為眾矢之的，雖然港交所與證監會的運作相對獨立，二人均被指監管不力。馬時亨於立法會上指他新上任，是以未有時間細看相關文件，此說令輿論譁然。雖然馬之後就仙股事件九十度鞠躬道歉，但公眾對問責制之信心已受到打擊。

梁錦松於 2003 年 3 月 5 日公佈財政預算案，增加汽車首次登記稅，但傳媒隨即揭發他曾於 1 月 20 日購買新車，有利益衝突之嫌。梁向公眾解釋，他買車是因為妻子伏明霞臨盆在即，希望能換大車接載妻女，而他又因公務忙碌而未察覺出現利益衝突。

此說未必能令人信服，但梁仍具有政治觸覺，於 3 月 10 日便向董建華提交辭職信，但董建華卻毫不敏感地堅決挽留梁錦松，並指梁情操高尚（Cheung Chor-yung 2005）。這樣令公眾產生問責制不問責之惡劣印象。2002 年 4 月，有 38% 受訪者期望問責制能促進高官問責，但到次年 6 月，只有 12% 受訪者相信問責制達成此一目標（DeGolyer 2005）。

連番施政失當重挫特區政府民望。滿意率減去不滿意率之特區政府滿意度，自 1998 年起皆為負數，到 2002 年末跌至 -31.2%。港大民調於 2002 年起開始統計支持行政長官續任之比率，其支持淨值在年底跌至 -25.1%。但是低處未算低，特區政府在 2002 年末繼續挑戰香港底線。

9 月 24 日，特區政府發表《實施基本法第 23 條諮詢文件》，建議依《基本法》二十三條訂立《國家安全法》，但其建議卻極具爭議。建議中「國家」與「政府」不分。諮詢文件主張立法禁制危害國家安全之言論，以言入罪，危害香港人珍惜的言論和出版自由。

建議亦主張可不經法庭審訊查封被中共定性為危害國家安全的組織，亦授權警方在無搜查令的情況下到私人地方搜證，侵害香港人結社、集會和人身自由。香港被中共併吞，香港人一直不情不願，只是基於五十年不變之承諾而忍氣吞聲，如今特區政府要香港人為中共政權犧牲其一直重視的自由權利，令香港人覺得欺人太甚。

但是相關局長卻只為中共極權體系護短，無視香港人之顧慮。律政司司長梁愛詩直言二十三條為香港人頭上的一把刀，叫香港人無謂逃避。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則要市民放長雙眼，聲言二十三條立法不會損害自由，但她未有提出理據釋疑，只大言不慚地說自己不會欺騙市民。到 2003 年 2 月特區政府再推出諮詢文件，態度強硬地堅持要在立法年度內完成二十三條立法，令香港民憤滔天（Wong and Wan 2005）。

此時另一場危機亦悄悄侵襲香港。

在 2002 年末、2003 年初，中國爆發奇怪的肺炎疫情，中國人聽信煲醋可殺菌的流言，爭相走上街買醋。香港人多嘲笑迷信偏方的中國人，豈料一場席捲港中兩地之疫症即將爆發。

2003 年 2 月，一位中國醫生來港參加朋友婚禮，但此時他身上帶着致命的冠狀病毒，並將之傳至酒店其他住客。一些染疫者出現病徵後到公立醫院求醫，令疫症於院內大爆發，大批醫護人士染病。而疫情亦同時在社區擴散，淘大花園 E 座因排水渠設計，令病毒急速擴散，有逾 130 位住客染疫。最終政府要將全棟大廈之居民送往鯉魚門度假村及麥理浩夫人度假村隔離。

威爾斯親王醫院為非典型肺炎疫情重災區，大批病患、醫護人員、教授及醫學生染疫，形勢危急。醫院管理局行政總監何兆煒到現場視察後亦不幸染病（Abraham 2004）。令香港人擔心的是為何早前中國傳出疫情，但當局一直未有通報。他們亦對香港的檢疫措施未有阻止大爆發而擔憂。

雖然市面人心惶惶，但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仍指非典型肺炎未有在社區擴散。之後中文大學醫學院院長鍾尚志含淚向傳媒披露真相，證實香港已有逾百宗案例，其中有十餘人是在社區受到感染。楊永強被輿論猛烈抨擊，指他隱瞞疫情，理當問責下台。受疫情影響，香港百業蕭條，其中旅遊業、零售業和餐飲業所受打擊尤其嚴重。

香港要到初夏才能控制疫情，於 5 月 24日再無發現新個案。疫潮中有 1,755 人染疫，299 人死亡，死亡率為 17%，當中有幾位是殉職醫護人員。隱瞞疫情的楊永強非但未有受罰，還於 28 日獲任命為調查疫情的專家委員會主席，香港人怨聲載道（Wong and Wan 2005）。

而特區政府亦未有意識到民怨沸騰，竟提前將二十三條立法定於 7 月 9 日表決。民主派及社運團體組織民間人權陣線，計劃於 7 月 1 日主權移交7週年當日發起遊行抗議。當時民主派卻已處於劣勢，早前未能藉特區政府施政失誤取得支持。他們於 1990 年代多次勝選後貪勝不知輸，投入議會政治後疏忽在社區根據地。

「民建聯」等媚共政黨獲「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居中協調（Kwong 2004），得到商界及中共之物質支持，於各社區發放福利、舉辦聯誼活動，並聘請地區助理解決街坊的民生問題。這樣他們便能買到市民的友誼，使市民較易接受媚共派的保守觀點，甚至在選舉時投媚共政黨一票（費臣 2007）。

媚共政黨以資源和人脈，與地區團體建立利益交換恩庇侍從關係（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甚至吸引部分民主派團體倒戈，使它們成為替媚共建制動員的地區樁腳（Wan 2003）。各傳媒東主均為中共統戰，報導多自我審查，偏袒中共及特區政府（So and Chan 2007）。民主派在選舉中亦逐漸失利。

民主黨於2000年立法會選舉中所得票數比1998年少17萬，跌幅為8%（Ma 2001）。而主權移交後立法會選舉中採用最大餘額法，除了減少民主派可取得的議席，這種對小黨有利的制度亦令民主派內部分歧浮出水面，民主黨內非主流派往往會選擇分裂自行組黨參選。這樣再加上殺局後失去議員津貼，令民主派陷入內憂外患（馬嶽、蔡子強 2002）。

但此時互聯網日趨普及，使七一大遊行能在民主派勢弱的情況下成功動員。香港人此時已開始於網上電台、新聞組（Usenet Newsgroup）、網上討論區以及個人網站月旦時事，且特別受教育程度較高、從事專業及管理的市民歡迎。部分如高登討論區的網站之後亦一直為親民主派網民討論及作社會動員之場所。這種新動員方式對組織能力的要求較低，亦能作即時而互動之消息傳播，是以當民怨累積到一個程度，反政府的資訊就可以得到廣傳。

最終於 7 月 1 日出乎意料的，有逾 50 萬人上街抗議，規模僅次於六四慘案前後的社會動員。參與者大多不屬任何團體，只是自律自發地參與。調查指大部分遊行人士是因家人朋友的鼓勵而上街，其次是受傳媒啟發。有一半受訪者認為，網上訊息是促使其上街的重要因素。

與此相比，只有 43.9% 受訪者認為政黨號召重要，而認為所屬社會團體重要的更只有 34.3%。有 45.2% 受訪者與朋友一起參加遊行，與家人及伴侶同來的亦為數不少，但與所屬團體一起遊行的只有4.7%。這次大遊行之動員是靠快速的訊息傳播，而不是靠社會組織。傳媒對二十三條立法之報導，再加上民間自發之議論，營造了一種「自燃」的動員狀態。

參與遊行的市民大多是要反對二十三條立法，但他們亦是要趁遊行表達其他訴求。有 91.9% 的受訪示威者對政府整體表現失望，有 82.6% 董建華應該下台，而有 83.5% 贊成要以民眾力量發起倒董之社會運動。反特區政府之香港人集體表態，令當局方寸大亂。

董建華於7月5日答允修訂二十三條立法草案，但次日與政府其他成員素有積怨的田北俊辭任行會成員，並公開表示會帶領自由黨提倡延遲立法。最終特區政府只得讓步，政務司司長曾蔭權於7日宣佈暫緩二十三條立法，並不設立法時間表，而楊永強亦於同日宣佈辭職。

到 16 日梁錦松與葉劉淑儀亦相繼辭職。原定於 9 日在立法會外舉行的反立法集會，改為乘勝追擊地爭取於 2007 及 2008 年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並有5萬人出席（Chan 2005、陳韜文 2006）。七一大遊行之經歷，成為香港民族集體充權之體驗，令香港人成為重拾政治主體性之公民。民主派隨後於 11 月的區議會選舉中大勝，令他們及其支持者士氣大振（Cheung Anthony 2005）。不過，可惜的是，這次勝利令民主派繼續忽視地區基礎不穩之毛病。

本文選自圓桌文化《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

出版社專頁：http://www.red-publish.com/big5/book/2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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