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英國脫歐絆一跤的「議會至上」原則從何而來？

「英國憲政最基本的原則即『議會主權』，議會可以自行立法或推翻法案。就此方面而言，議會百年來建立的主權不可被王權──即今日的政府──以皇家特權凌駕於議會所行使的法律之上。」11 月 3 日，英國政府啟動脫歐之路上意外殺出了程咬金，高等法院判決：政府不可以繞過國會，直接啟動 Article 50 與歐盟談判。首相梅伊（Theresa May）內閣原定的速戰速決策略，如今受到古老的憲政原則挑戰。

其實，早在脫歐公投結束、英鎊暴跌、工黨內訌、蘇格蘭與北愛爾蘭吵著要獨立、執政黨的軟硬脫歐派（soft and hard Brexit）與留歐派廝殺時，英國上議院（House of Lords）就有一群支持留歐的議員公開聲明將會行使國會的權利阻撓脫歐，如今高等法院的判決結果在法律上印證了他們所言。

但英國作為一個君主立憲的國家，人民公投的直接民主力量竟然到了國會就化成灰？而梅伊在判決出爐後旋即致電歐盟執委會主席容克（Jean-Claude Juncker）表示英國仍會如期開始脫歐談判，似乎不受法院與國會的壓力影響，究竟內閣與國會誰才是主導政治的老大？一切要從議會權力演進的歷史說起。

都鐸王朝是一個王權高漲的時期，這時候的議會除了在亨利八世（r. 1509-1547）的難纏家事中獲得許多磨鍊，更重要的是「王在議會」（monarch in parliament）原則的確立。1534 年《限制任教職者支付首年薪俸法案》中闡明了國王與上下議院之間三位一體的關係：「這項法案由本屆議會中最高統治者國王、教會與世俗兩方的貴族和平民共同行使權力制訂。」換言之，立法權是由國王與議會共同擁有。

然而，王在議會原則不表示國王可以實際參與議會辯論，國王的功能是領導議會，大多是到議會舉行開幕和閉幕，並且接受法案的呈交，以及有權召集與解散議會，還可以透過冊封貴族來改變議會的組成成分。然而，國王本人不直接參與議會、上議院的削權以及下議院地位的上升，使議員的獨立發言權和特權增加，1523 年著名的大法官湯瑪斯 • 摩爾（Thomas More, 1478-1535）就曾在就職演說中強調言論自由的重要。都鐸時期下議院職能的強化，有助於後來「議會至上」原則的形成。

1603 年，伊莉莎白一世（r. 1558-1603）駕崩，由蘇格蘭王詹姆士六世（James VI, r.1567-1625）南下繼承王位，是為詹姆士一世（James I, r. 1603-1625），但在斯圖亞特王朝時期議會的權力卻大受壓抑。詹姆士一世博學但不諳治國之道，仍以蘇格蘭習慣統治，他強調君權神授，而議會的權力來自國王。1605 年蓋 • 福克斯（Guy Fawkes, 1570-1606）等人秘密策劃的「火藥陰謀」（Gunpowder Plot）把詹姆士嚇得半死，但他也藉機為自己樹立了勇敢拯救議會的形象，卻沒有改善他與議會的關係。

長久受到財政問題困擾的詹姆士別無他法之下，只好依傳統召開議會，要求增稅，議會趁機擬了一份文件，試圖為重申議員的特權、言論自由以及免遭逮捕的權利，其中批評國王政策的措辭使詹姆士大為光火，一氣之下在 1611 年解散了議會。往後幾年，每當政府想要籌錢時就不定期召開議會，但是財政困境仍未解決，詹姆士的繼承人查理一世（Charles I, r.1625-1649）與議會的關係更是惡化到極點，查理甚至想透過專賣制度籌措財源，如此就可以永遠不必召開議會。事實上在他統治期間，議會消失了長達十一年之久。然而查理的如意算盤大錯特錯，終究使英格蘭踏上內戰之途。

1688 年的光榮革命後，英國的君主立憲制度確立，「議會至上」原則從此正式主導了英國的政治舞台。經過斯圖亞特時代飽受屈辱、壓抑以及淪為專政工具的議會，此時決定要奪回主權（但我們也不能就此評斷斯圖亞特王朝的君主都是無能的暴君）。議會主權至上的原則也不是一夕之間達成，中間經過繁複的立法過程。1689 年，復辟的斯圖亞特詹姆士二世逃亡，英國迎來瑪麗與威廉共掌君權，為了賦予他們正式的王位繼承權，睽違已久的新議會在倫敦召開。

 

輝格黨人大多支持瑪麗與威廉，但托利黨看到瑪麗對其夫君百般順從，為了提防威廉三世，便聯合輝格黨通過了《權利法案》（Bill of Rights），其中重申了幾項重點：

1. 議員在議會中有演說、辯論以及立法自由，且在議會之外不得被隨意彈劾或偵訊


2. 未經議會同意，國王不得廢止法律


3. 未經議會允許，國王不得非法徵稅


4. 未經議會允許，國王不得擅自招募或維持常備軍

 

且在威廉三世每次遇到財政困難時，議會趁機「勒索」國王，通過新法案限制王權，在 1694 年議會為了防止國王在議會中培植黨派和親信，通過《三年法案》，規定議會每三年至少召開一次且每屆不得超過三年，國王也不能再隨意吃香喝辣享受揮霍。1697 年，議會通過《年金法案》，規定王室花銷每年由議會固定撥款。

瑪麗與威廉沒有子嗣，議會通過新的《王位繼承法》讓安妮女王繼位，但這之後的漢諾威王室受到議會愈來愈多限制。光榮革命後，貴族寡頭制使得上議院的土地貴族掌控政治大權，這些人是當初革命的發動者，革命打破了舊的土地制度，讓他們掌握國內多數的土地，從中央到地方、樞密院到議會都在他們的控制之中。我們可以說這段時間在議會眼中「王權必須死，議會主權才能生」。

就這樣，議會得意了很久，直到十八世紀初喬治一世的時代，內閣制誕生才削弱了托利與輝格兩黨在議會的氣焰。事實上，中世紀的一些小議會、諮議會，以及十六、七世紀的樞密院都可視為內閣制的前身。在瑪麗與威廉共治時，由於威廉常常出國打仗，國內事務都由樞密院處理，後來的安妮女王能力平庸，也需要樞密院協助，「內閣」於是逐漸成長。

喬治一世（George I, r. 1714-1721）是德國人，英語不太好，對議會與內閣中冗長的討論與辯論感到煩躁，於是 1718 年起派人代替他出席，通常是財政大臣。羅伯特 • 沃波爾（Robert Walpole, 1676-1745）此時愈來愈受器重，到喬治二世（George II, r. 1727-1760）時，由於國王沉迷酒色又喜歡回德國玩耍，長期指定王后攝政，沃波爾成為王后的心腹，國家大事幾乎都已經由他全權做主了。國王在政府中的實際執政角色，於是由英國史上第一位首相取代。

沃波爾穩健的帶領內閣許多年，在外交政策上的成功使議會對他頗有好感，但是 1730 年代由於對外戰爭失敗，反對沃波爾的勢力強大，他被迫於 1742 年辭職，這也是責任內閣制的形成（但此時的責任內閣仍與今日的兩黨制責任內閣不同）。1740 年代，喬治二世面臨憲政危機的過程中，更進一步確定了內閣對議會負責的原則。內閣制的出現讓王權與實際的政治場域越來越遠，國家的最高行政部門與議會的關係則越來越密切。 

1780 年代的憲政危機，造就了英國史上最年輕的首相——小威廉 • 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 1759-1806）。小皮特重新制定了不少議會的遊戲規則，使得內閣與議會的互動多了一些選擇。1770 年以來，諾斯 （Lord Frederick North, 1732-1792）內閣時期英國對北美殖民地政策屢屢失利，美國獨立戰爭挫敗使內閣在議會中失勢，喬治三世（George III, 1760-1820）多次經歷組閣困難，最後任命年方 24 歲的小皮特擔任首相。

小皮特憑藉國王的喜愛與支持，正面迎擊下議院的反對派，打破憲政慣例解散議會，1784 年舉行大選，創造新的原則：內閣在失去議會多數支持時可以不用總辭，轉而直接由人民處獲得認可，如果新政府獲得人民支持，表示下議院不支持政府之舉就是違背人民意志。小皮特之舉使內閣施政時可以同時維持權力，並與議會相抗衡。

「根據英國憲政的法律制度，政府是否有權行使皇家特權而在未經國會附議的情況下啟動 Article 50 脫離歐盟。這純粹是法律的問題。本法庭對於是否脫歐不予置評，因為這是政治的問題。」長久以來，許多歷史學家認為英國之所以沒有像法國一樣發生顛覆性的革命，原因在於議會制度的良好設計，使得所有問題都可以在議會中獲得討論與解決。

現在梅伊內閣、高等法院、國會正在上演的脫歐劇碼，無疑再現了議會史上經常發生的問題——主權爭奪戰。然而，梅伊領導的政府該如何在古老的憲政慣例與當代民主間尋求平衡，或是敢大膽無視法院判決、背棄英國人引以為豪的歷史產物，只有時間才能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