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如何定義世界史上的「內亞」？

所謂的「內亞」是英文 Inner Asia 的中譯，亦有人譯為「亞洲內陸者」，而日文作内陸アジア（ないりくあじあ）。這個詞最早是美國蒙古學家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在其 1940 年的名著《中國的內亞邊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一書中開始使用，之後才在學界開始普遍流行。[1]

有關內亞的定義，以匈牙利突厥學家、美國印第安納大學特聘名譽教授塞諾（Denis Sinor）的定義最廣為學界所接受。他在《內亞：歷史－文明－語言：課綱》一書中認為內亞很難用地理領土來定義其範圍。

內亞基本上是位於歐亞大陸定居文明以外的部分，而由於這些文明在歷史上的領域時有變化，因此內亞的範圍也會隨之改變，而真正的文化邊界則是藏在這些人的心中。

他基本上將內亞視為 Central Eurasia（一般譯為內陸歐亞或中央歐亞）的同義詞，但後者較為清楚。另外也有學者使用內陸歐亞（Inner Eurasia）之名，範圍與意義差不多，不至於產生歧義。

從內亞所涵蓋的文化和語言區來看，基本上包括了阿爾泰語系中的滿通古斯語族、蒙古語族和突厥語族，以及芬匈語，印歐語系中的波斯語族與漢藏語系中的藏語群。

在地理上則包括了北方西伯利亞針葉林地帶，而其南部又可分為東部的蒙古高原、西部的天山南北麓。而在更南方則是西藏高原。

至於，歐亞大陸的西半部南端則包括了阿姆河（Amu Darya）與錫爾河（Syr Darya）之間的河中地區及其西邊的伊朗高原，甚至可以遠及兩河流域與北非。北端則是西北歐亞大草原，東側起於哈薩克大草原，並向西延伸至喀爾巴阡山脈東麓。

這個地區的共通點就是氣候乾燥，且在風景上具有一致性。一般而言，人們對這個地區的印象就是絲綢之路，或是文明的十字路口。而將此一地區概略分為草原、綠洲與沙漠。

草原上的人群以遊牧民族為主，綠洲則以灌溉農業社會為主。而其中遊牧民族則扮演連結區域內部的角色。

所謂的遊牧，實際上並非漫無目標的移動，而是帶著牲口隨著季節而有大致固定移動路線的系統性移動。但是由於遊牧生活無法完全自給自足，且易受極端天氣影響，生計不穩定，因此造就了遊牧民族與定居社會共生的結構，並且具有機動遷徙、群居與擅長騎射等特點。

而擅長騎射也使得遊牧民族成為在現代槍砲出現以前、最為優良的作戰部隊。但是這些遊牧軍團或國家基本上都不是由單一民族所組成，而是由多種民族組成的群體。[2]

一般人常常會問的一個問題是，內亞跟中亞是不是同義詞？這裡也順帶解釋一下。中亞是英文 Central Asia 的中譯，日譯為中央アジア（ちゅうおうアジア）。

俄國學界對於中亞有兩種說法，一種是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也就是 Central Asia 的音譯；蘇聯時期一般傳統用 Средняя Азия（中部亞洲 Middle Asia），差不多是今天中亞五國去掉哈薩克斯坦的區域，要加上 Казахстан（哈薩克斯坦）才等於今天的我們一般所說的中亞。

至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出版的六卷本《中亞文明史》對中亞的定義則接近內陸歐亞，但範圍仍然較小。[3]

關於內亞與中國之間的關係，在這裡我想以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羅新的一段話作說明。他在最近發表的一篇文章〈內亞視角下的北朝史〉中說道：

在他看來，華北其實在南北朝時期就是內亞的一部分。因此內亞與中國史之間其實並不是完全割裂的。缺乏了內亞視角的中國史、與缺乏中國視角的內亞史，都是片面而不完整的。

在過去的世界史研究中，內亞的地位一直是被忽視的。但是自 1990 年代以來，這個問題開始得到注意。這裡我想以兩位世界史家的研究做為引子。

首先是以研究現代世界體系聞名的德國歷史學家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1992 年他發表了一篇論文，名為〈中亞的中央性〉（The Centrality of Central Asia）。[5]他所談的中亞其實在範圍上跟內亞很相近。

在這篇文章中，他談到過去的世界史家一般都將中亞視為某些定期移民或攻打周邊文明之侵略者的起源地；而藝術史與宗教史家則視中亞為各個文明之間彼此交流文化成就的移動空間，或是宗教人士來往留下足跡的地方。

雖然作者認為中亞就像是個黑洞一樣廣大而黑暗，但是它也是周邊民族與文明連結與互動的重要地區，是歐亞史與世界史的「失落環節」。弗蘭克認為應該改變這種情況，並應分析中亞在世界體系中的地位。

從世界體系的角度來看，資本積累是世界體系發展的主要力量，而弗蘭克認為中亞也確實加入到這個資本積累的行列中，而這些資本主要是從周邊定居文明所得到的。世界體系中存在著核心與邊陲，核心透過與邊陲之間的剝削性結構關係而得以積累資本。

過去認為中亞雖然在軍事與政治上有優勢，卻還不足以建立與維持一個經濟上的中心與邊陲的關係，但弗蘭克認為，至少在十三世紀成吉思汗至忽必烈汗統治期間的蒙古帝國以及其首都喀剌和林，就已經透過來自周邊文明的貿易與進貢，成為一個體系的核心，只是蒙古人無法以其不合適的經濟機制來維持這種核心與邊陲的關係。而弗蘭克主張過往世界體系的中心在十五世紀時經歷了一場巨變，海權與海上貿易的興起，加上其核心從東方往西方移動的重力，使得中亞陷入黑暗之中。

另外一位則是以研究大歷史（Big History）聞名的美國歷史學家大衛．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他在 1994 年發表了一篇〈作為世界史單位的內陸歐亞〉（Inner Eurasia as a Unit of World History）的論文。[6]

他認為民族國家並不適合做為世界史分析的單位，而帝國只在某些時期有用。宗教、語言、文化與生活方式則過於多樣而易變，因此都不適合。然而世界體系作為一個分析單位又嫌過大，難以操作。

他認為以一個基於地理學的大型區域作為世界史分析的單位是比較妥當的，而內陸歐亞正符合這樣的需求。內陸歐亞的地理構造缺乏對軍事擴張的屏障，因此在軍事政治上可以視為一個自然單位。

內陸歐亞的大陸性氣候相對乾燥，且溫差較大，自然生產力也相對較低。但是它位於歐亞陸塊的中央位置導致它成為各種交流的場域，例如絲綢之路。而這種低落的生產力與歐亞中央位置的結合，導致了內陸歐亞社會得以極度集中與動員稀少的資源，這使得它的歷史發展軌跡與外部歐亞不同。

克里斯蒂安並且提出了形塑內陸歐亞歷史的五種適應模式：

1. 狩獵（距今 4 萬年前）。


2. 畜牧業（新石器時代起，西元前 4000 年，出現次級產品革命），農業約起源自西元前 6000 年。


3. 遊牧（西元前 3000 年出現，西元前 2000 年成為重要的歷史動力，遊牧民族的移動力是其軍事成功的關鍵，自西元前 1000 年至西元 1500 年左右，遊牧生活方式主宰了內陸歐亞的歷史）。


4. 農業獨裁（西元 1000 年，斯拉夫農民在森林草原地區發展起來，與遊牧民族有共生關係，其代表為基輔羅斯與莫斯科大公國）。


5. 蘇聯計畫經濟，史達林主義能夠有效動員資源，不過在使用資源上缺乏效率，也因此無法面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挑戰。如今工業技術的發展已經能夠彌補內陸歐亞的低度生產力與地理中心位置，也因此內陸歐亞失去了在世界史上作為獨特單位的地位。

前述兩位世界史學者的研究大致上反映了 1980 年代末至 1990 年代初期、冷戰末期時，世界史學界如何看待內亞在世界史上的地位。當時的內亞處於共產主義陣營控制下，確實隔絕於外部世界，對於世界史的發展進程影響不大。

但是在冷戰結束過後，內亞再度向世界開放，如今在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倡議下，內亞也獲得了新的發展機遇。在這樣的情境下，重新審視內亞在世界史上的地位，應當有助於我們理解未來內亞史的發展。

[1]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New York: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1940）. 中譯本參見唐曉峰譯，《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

[2]杉山正明，《遊牧民的世界史》，黃美蓉譯（第四版，新北：廣場出版，2018），第4-20頁。

[3]A. H. Dani, eds.,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6 vols. （Paris: UNESCO Publishing, 1992-2005）. 中譯本參見芮傳明等譯，《中亞文明史》，6卷（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2-2013）。

[4]羅新，〈內亞視角下的北朝史〉，收入氏著《黑氊上的北魏皇帝》（北京：海豚出版社，2014），第90-91頁。

[5]Andre Gunder Frank, “The Centrality of Central Asia,” Studies in History 8, no. 1 （1992）: 43-97. 中譯文參見袁劍譯，〈中亞的中央性〉，《全球史評論》第11輯（2016）：第16-74頁。

[6]David Christian, “Inner Eurasia as a Unit of World Histor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5, no. 2 （1994）: 173-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