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入教會的皇帝之槍——首次進入教會的公權力

 

從迫害到干涉：當公權力進入教會中

試想看看，公權力最初是什麼時候進入教會之中的？要追溯教會的起源，得回到羅馬帝國時期。提到那段時期，大多數人第一個印象應該就是「迫害」。但那只能算是利用公權力攻擊教會，不算是真正的「進入」。真正的進入，或甚至可稱為「干涉」的時間點，是始於四世紀初期。

在那時期，教會才剛脫離隨時可能被扔上十字架、火刑台與鬥獸場的恐懼，基督徒終於脫離帝國力量的挾制與壓制。即便公開宣稱自己是基督徒，也不會在某時某刻突然遭到處決。但這代表他們真的獲得自由了嗎？那可未必，因為從那個時刻起，凱撒的公權力不再只歸於凱撒，而是開始進入主的殿中了。

我們都熟悉那段經文：「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馬太福音 22:21）對早期基督徒而言，這個帝國社會沒有太多意義，頂多是提供穩定的治安、優秀的交通。比起地上的宏偉帝國，更重要的是天上的國度。因此，他們即便被迫害或遭逢危險，都能無可畏懼，因為他們知道自己所追求的不是世俗財寶，而是天主的賞賜。但這層關係在四世紀時開始出現變化。

還有另一段經文值得思考：「教會是他的身體。」（以弗所書 1:23）從這個時間開始，皇帝與他的力量進入了教會，權力與政治如同長槍般，深深刺入主的身體之中，使得教會本身的體制、角色深深受到其影響，甚至能說徹底改變歷史，使異教的國度，成為基督教世界。而此事之所以發生，源起於當時的時代背景與情勢，而這個故事要先從君士坦丁這名皇帝開始說起。
 

基督徒皇帝：君士坦丁大帝

在戴克里先分割帝國、君士坦丁再度統一後，羅馬帝國已經證明了陳舊制度無法再支撐如此龐大的領土與人口。與之同時，教會的影響力不斷擴散，帝國各處都能看到教會的存在，並且彼此保持著緊密聯繫。這或許正是君士坦丁選擇改信這個新宗教的原因——他需要穩定、有組織的教會，幫助他穩定逐漸崩裂的帝國，而非他原先相信的無敵太陽神（Sol Invictus）。不過也可能是受到他的母親聖海倫娜的影響，她是名虔誠的基督徒，君士坦丁的皈依或許不完全是功利心態。

無論如何，君士坦丁在帝國時期都展現了對基督教的善意表現。不僅與他的父親君士坦提烏斯一世（Constantius）相同 ，在戴克里先大迫害時，只有實施最輕微的壓迫；311 年，東部皇帝伽列里烏斯（Galerius）因為迫害失敗的緣故頒佈寬容詔諭，撤銷先前的迫害命令；君士坦丁最後在 313 年的《米蘭敕令》賦予其他宗教自由。除此之外，還歸還了之前從基督徒手中所沒收的全部財產，並且成為了慕道友，因為他不願意在洗禮後受到各種限制。

他以皇帝的力量替基督徒做了許多事，也以教義立了不少法案。像是在錢幣上鑄造凱樂（chi-rho）符號，又或者是贈送巴西利卡（Basilica）給教會當作禮拜空間等等。但在這之中影響最深遠的，或許是他對於宗教會議的介入。
    早在他的皈依前，教會內部就紛擾不斷，基本上主要是神學上的爭議，尤其是基督的性質問題，還有其他實質規定等等。只是在帝國的壓力下，就像是鍋蓋般壓制著。一旦教會組織不再被壓迫，那麼鍋內自然毫無顧忌地爆發，本就待解決的問題變得更加急迫。最初出現的，便是大迫害之後的問題，許多人為了躲避迫害而交出經書、或者獻祭給異教神明——也有可能以賄賂取得假證明，不一定真的獻祭——的「以經換命者」（traditores），是否能被允許回到教會呢？對於這個問題，迦太基教會的答案是：否。
 

以血證道：多納圖派（Donatist）

於 311 年時，溫和派的凱希利安（Caecilian）被選為迦太基主教，並由曾交出經書的主教來祝聖，遭到激進的反對者否認這次儀式有效。他們認為：信徒是選民，而聖靈寄宿在主教內部，如果主教不能毫無瑕疵、無可指責，那麼哪來的能力牧養信眾呢？這個反對的派別最初由馬約利努（Majorinus）領導，他本人也被選為主教來與溫和派對抗，後由多納圖（Donatus）接續領導。而「多納圖派」這個反對派正是以他來命名，他們流行於北非各教會，但在這之外的其他地區，則是普遍認定凱希利安才是合法主教。

313 年，君士坦丁下令對這場爭議進行仲裁，任命由羅馬主教米爾蒂亞德（Miltiades）擔任領導的混合委員會裁定凱希利安無罪。多納圖派不滿這結果，上訴至君士坦丁，因此皇帝在帝國西部省分的阿爾勒召開會議討論。就立場而言，他偏向於羅馬教會，因為多納圖派的那種聖潔選民思想，並不利於帝國的廣闊；只有相信教會這個組織本身即是聖潔所在，才能接納每位願意成為基督徒的人。因此就算不斷上訴，316 年的最終結果仍對凱希利安有利——判定當時舉行的聖禮有效。多納圖派仍然不滿並持續反抗，君士坦丁這時也嘗試用國家暴力來壓制來維持帝國穩定，但結果證明完全無效。因此在 321 年，皇帝最終放棄迫害，改為不情願地接受、容忍他們。之後「多納圖派」的勢力不減，甚至能與五世紀的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 of Hippo）展開辯論，一直等到七世紀時才徹底消亡。

這是帝國西部所發生的事，我們可以清楚看到皇帝的力量與態度如何影響教會事務。本來的教會事務加入了帝國意志，使其更切合皇帝個人的願望與期待，在有人不願意服從時，就毫不猶豫地以權力或者武力介入。但這只是開端，多納圖派的問題與教義與神學沒有太大關聯，只涉及信徒的標準以及該遵行的準則與實踐，君士坦丁之後要面對的，是已經爭論數百年的重大議題：耶穌的神性。
 

第一次的普世會議：尼西亞大公會議

在現代人眼中，神學爭議可能有些荒謬且無趣。有時只是些微用字的不同，都能耗費數個月的會議討論。但這點對古代基督教世界是極其重要的（直到現代，對神學家們和部分信徒當然也是），因為對基督徒而言，得救不是在乎外在儀式，而是在於個人信念。因此哪怕是極為細微的信仰差異，都可能影響一個人能否上天堂、得到救贖。

神學爭議本就難以解決，希臘文在文字上的特性又使得討論的難度雪上加霜。拉丁文並沒有創造新詞的傳統，一字多義也很常見，因此有著拉丁母語人士學習希臘文寫作的傳統。而希臘文使用者能藉由揉合舊詞，來創造出有細微差異的概念與新詞，所以極其適合哲學討論。但希臘文的這一特點一旦應用在神學中，只會讓討論變得複雜，且幾乎無法讓信念徹底統一。同時間，相較於西部教會，東部教會受到迫害的時間更長、力道更大、影響人口更多，也讓這片區域面臨比西半部更難以處理的境況。

318 年，亞歷山卓（Alexandria）教會的長老亞流（Arius）提出有別於主教的觀點，他主張耶穌不是神，而是受造物，因為神性與人性差異之遠，如果耶穌是真神，那他所做的事，就並非凡人可以效仿，因此也就沒有任何意義。救恩確切的意思是模仿耶穌、順服於神。相對的，亞歷山卓主教則堅持原先的教義：基督是上帝的道成肉身（Incarnation），做為恢復人神關係的橋樑，我們才能獲得永恆生命，並得到赦罪。這個觀點與現今主流基督教的信念幾乎一致。

兩派人馬不斷發生爭執，321 年時亞歷山卓的主教會議上，決議褫奪亞流派的長老資格、開除其教職。但這起衝突不僅限於當地，而是擴及到帝國東半部的各個教會，爭議不斷延燒，以尼科米底亞的優西比烏斯（Eusebius of Nicomedia）為首的眾多學者支持亞流派，他們致函給亞歷山卓教會施壓，各地教會也開始互相攻擊，整體教會出現嚴重分裂。

君士坦丁聽到這則消息後，決定一併處理這個主要問題與其他次要爭議。這次介入比起前次處理多納圖派時更加勞師動眾，因為影響擴及了整個帝國。325 年，他聽從顧問的建議，於尼西亞（Nicaea）運用皇帝權力召集第一次大公會議，並給予參與的主教住宿費與車馬費，還讓他們於宮殿中討論。他自己則因為不是主教，所以沒有參與實際討論，而是偶爾旁聽兩派人馬爭論。參與者有 318 名主教，又因為路途遙遠，羅馬教會只有派兩名代表前來。
  這場會議可以分成三派：以亞他那修（Athanasius of Alexandria）為代表的亞歷山卓派、亞流派、以凱撒利亞的優西比烏斯（Eusebius of Caesarea）為首的中間派。當會議陷入僵局時，便採用中間派的凱撒利亞式的信經為藍圖，來起草尼西亞信經。接著君士坦丁受到顧問建議，提議再加上本質相同（homoousion）這詞，並要求每個人都簽署。當時沒有太多人敢違抗皇帝的意願，即便是亞流派也有大部分的人同意，只剩亞流本人和兩名主教拒絕，也因此，竟在君士坦丁一聲令下，被放逐到遠方。這次會議同時制定了以帝國行省來劃分教區的規則，也開啟了由皇帝舉行大公會議的首例。

如果故事到此結束，可能以為這問題順利解決。雖然三位一體的核心概念此時還未出現，但至少有了雛形，不是嗎？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就像多納圖派的事件，即便是世俗權力也沒辦法徹底解決信仰上的爭議，內部紛沓的意見並不會因為單一會議就能快速統一。更不用說之後的發展也更加曲折：君士坦丁的想法改變了。可能是受到他姐妹的影響，他竟轉而支持亞流派，會議中尼西亞信經的效力幾乎消失，亞他那修等支持的主教同樣遭受革職、流放（當然也有政治因素在內）。就連皇帝死前的洗禮，也是由尼科米底亞的優西比烏斯來負責——他雖然同意尼西亞信經，但認為父與子應是「相似」（homoios）而非「本質相同」，對手同樣視他為亞流派。他的子孫與繼任的皇帝君士坦提烏斯二世（Constantius II）堅定支持著「相似說」，一直到 381 年時的第二次大公會議，亞流派才真正失勢，並轉往東方發展。當然，這場會議也是由當時的皇帝召開。
 

當皇帝進入祂的院，然後呢？

我們姑且先不論君士坦丁是不是真正虔誠的基督徒，至少能看出他不在乎神學爭議，只關心帝國能否維持公共秩序。這樣的要求符合帝國的傳統，在他之前的所有皇帝，也幾乎只在意一件事：秩序穩定。正如異教徒皇帝為了維持社會安寧，會將不願意敬拜帝國諸神與皇帝——那象徵著帝國的繁榮、階級與秩序——的基督徒丟去鬥技場，來展示權威一樣。基督徒皇帝自然也能干涉教會，將不願意滿足皇帝願望的異議者扔出去。而這完全取決於他的個人意志。

在這之前，不論神學家的意見如何，所有派別都同等地遭受來自帝國的暴力；但在君士坦丁皈依之後，那股暴力開始有了偏顧，它只眷顧某部分人，而將另一些人排除在社會之外。我們可以看到，皇帝既能在 317 年用武力讓多納圖派屈服，也能在 325 年的大公會議上讓教會接受特定觀點。

神學問題本就難以處理，但原先還有機會透過討論與談判來達到某種妥協。但當政治、派系問題加入其中後，便使得達成一致幾乎成了天方夜譚。主教們渴望透過皇帝與人際網絡，來達成他們的目的——不論是宗教上，或是政治上，雖通常兩者難以分開——也不吝惜動用自己教區的力量來完成。

這樣的情況，甚至比先前的大迫害還更加危險，因為異教徒皇帝只是要求行為本身的順從；但此時的國家與教會，所追求的是人們腦中的信念必須正確，至少要與皇帝所相信的相同。為此他們不惜投入大量政治、經濟資本，但每當解決一個問題、裁定某些人為異端後，就會有新的另個問題產生。

一旦決定正統或異端，必然有官方力量介入其中，君士坦丁很明顯將自己視為上帝在人間的代理人。教會本身就像是切蛋糕般，慢慢地削去不要的部分。要說是真理越辯越明？或許是可以，但說到底，所謂的「正統」也只是相對的概念，沒有人會自認是異端，大體上都認為對方才是偏離了原先的教義。這樣所謂的「正統」，受到官方力量影響的比例又有多少呢？

從此開始，我們可以窺見往後的歷史走向與轉變，神學爭論中時常有暴力介入；政權與教權彼此交融、互動，有時合作有時對抗，而誰高誰低又取決於地點與時代。尤其是帝國的東半部，甚至可以說教會成為了帝國的有機成分，這點可以從人們世界觀的改變中看出。而這一切，都源起於君士坦丁，自首次伸出他的手干涉開始，皇帝的權力如長槍般刺入了基督的身體——教會，這種種事件徹底改變了教會史與世界進程。從此，凱撒的不再只歸凱撒，而世俗權力與宗教權力的糾葛，也成為往後千年西方歷史的重要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