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戰後遣返日軍檔案中的「印度尼西亞」人從何而來？

1945 年 8 月 15 日中午 12 時，日本帝國昭和天皇透過全國廣播播出「玉音放送」（又稱《終戰詔書》），宣佈日本接受同盟國《波茨坦宣言》（Postdam Declaration）停戰和投降。9 月 2 日，日本外務大臣重光葵在美國戰艦密蘇里號（USS Missouri）簽下《降伏文書》，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落幕。

戰後須接收和重整的事務繁多，遣送大批日人和戰俘回國成為當務之急。臺灣的行政長官公署成立戰俘管理處，負責處理日俘遣送事宜，1946 年 2 月至 4 月底就進行了第一批遣送作業，且遣返日人的速度極快。

特別的是，在臺灣警備總部檔案有關遣送日人的檔案中，意外出現了 95 名服役於日本陸軍和海軍的「印度尼西亞人」，於高雄集合等待搭乘引揚船泰安丸（實為大安丸音譯，S.S TAIAN MARU）遣返的文件，這些「印度尼西亞人」究竟何許人也？為何此時此地會逗留在臺灣？

美軍參謀長、騎兵上校洛倫·D·佩格（Loren D.Pegg）於 1945 年 12 月 23 日致函臺灣警備總部稱，臺灣日軍中 95 名印度尼西亞人將被安排搭乘停泊在高雄的大安丸前往新加坡。

然而，大約一個月後仍無下文。1946 年 1 月 26 日，陳儀致日本官兵善後聯絡部部長、前臺灣總督安藤利吉，要求在三天內盡速將印度尼西亞人的集中情形具報。

五天後，陳儀再度致函安藤利吉表示，根據美方的通知稱英國即將派船前來高雄港（即大安丸），把 95 名印度尼西亞人遣返新加坡，並附上一張〈遣送回國戰俘運輸列表〉，列明目前位於臺北、隸屬日本陸軍的 52 人，務必於從士林街出發前往臺北市車站搭乘 2 月 4 日 10 時半的火車；以及隸屬日本海軍的 42 人，於基隆車站搭乘 2 月 4 日 6 時半的火車，兩批印度尼西亞人將於三天後抵達高雄集合。

次日，安藤利吉回電，為耽誤報告道歉，闡明 12 月 19 日已收到日方第二復員省總務局來電，大安丸將於 1 月從吳港出發，先於基隆港讓遣返臺灣人下船，經過與中國交涉和美國了解後，將於高雄接送印度尼西亞人復新加坡港。但美國方面及第二復員省 1 月 5 日再復電，稱由於大安丸需要進行維修，待 2 月底修復完工，戰俘即可為乘船和檢疫作準備。來電清楚列出印尼人的隸屬單位和集合位置：

次日，陳儀的回電顯示或許原記載有誤，日本海軍所屬的 52 名戰俘已更正為 53 名（不過日方自始並未改變 52 名之人數）；並且改由英國派船過來迎接這些戰俘，火車出發的日期未改，僅時間上作出調整，臺北市車站出發的海軍戰俘改為 8 時半出發，基隆車站的陸軍戰俘則是 7 時半。

2 月 4 日，兩批印尼戰俘（日方記載仍為海軍 52 人）已抵達高雄市，陸軍方安置在船舶丁兵第三十聯隊，海軍方則是南部臺灣船舶救難修理部，由於日軍食糧問題不足，呈請轉屬到高雄港口運輸司令部指揮下宿營給養。

2 月 28 日，臺灣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向基隆港口運輸何司令（希琨）報告後，突然「特急」電告高雄港口運輸毛司令（應章），盡速將在 3 月 6 日將印尼人調集到基隆港，待大安丸於 3 月 8 日經基隆將臺灣人卸下後，再把 95 名印尼人遣返回籍。3 月 1 日，陳儀再將該消息電告安藤利吉，命令集中高雄港口的印尼人輸送至基隆港口集中。

由此看來，整個過程著實匪夷所思。不過，據日本外務省終戰連絡中央事務局致駐日盟軍司令部（GHQ）3 月 1 日的報告指出，抵達基隆的宗谷丸和正航行中的大安丸都分別出現天花患者，因此必須進行兩個星期的檢疫，只好無奈在基隆港滯留，因此，在高雄等候許久的印尼人，又得回到基隆港集中待命。

約一個月過去的 4 月 9 日， 安藤利吉寫信給陳儀討論關於管理這批印尼人的事，懇請在基隆港集中的 94 名印尼人依照基隆乘船地聯絡支部管理，安排於該月中旬遣返。警備總部有關印尼人戰俘遣送的全部檔案亦到此為止，至於這批印尼人去向如何，是否順利遣返本土，後續行蹤皆成謎，僅有大安丸的後續報告顯示，大安丸從越南西貢乘載 2000 餘日本人引揚回到日本，約在 5 月中旬時抵達日本吳港。

根據《戰史資料調書》，第一批印尼人 42 名所屬的船舶工兵第二十八聯隊（曉16757）是於昭和十八年（1943）8 月 16 日編成後，隨之出發至臺灣，於同年 9 月下旬於臺北州淡水集結，後歸第十方面軍（1944 年 9 月 22 日由臺灣軍改編，負責沖繩、臺澎防衛）。

昭和十九年（1944）11 月自第一船舶輸送隊脫出，屬船舶司令部直轄。經幾次改編，最終該聯隊負責臺灣局地運輸作戰工作，1945 年 2 月至終戰，參加臺東廳紅頭嶼（即蘭嶼）南端線的局地起重運輸作業，以及石垣島運輸等。終戰後軍事接收時，第二十八船舶工兵聯隊的 1200 名和 900 名工兵分別從基隆港遣返，3 月 7 日聯隊本部待殘物整理完畢後撤出。

第二批 52 名（或 53 名）印尼人所屬的基隆海軍運輸部，則是於 1945 年 4 月 15 日由高雄海軍運輸部基隆支部改編後設立。二戰時間，在臺的日本海軍單位中，只有基隆地區有運輸部，主要功能是供應物資和運送軍隊。

中國海軍第二艦隊司令部作為接收委員海軍組，負責解除以陸戰隊和特務隊為主的基隆、高雄、左營日本海軍之武裝，12 月 11 日海軍組接收宣告結束。基隆海軍運輸部於終戰時的人員有 29 名，於 12 月 6 至 8 日完成接收。但根據統計顯示，基隆地區的海軍軍人有 808 名、軍屬 615 名，共計 1423 名；細分開來，基隆海軍運輸部本部則有軍人 80 名以及多達 600 名軍屬。

無論是哪一方面的資料，都沒有出現、或留下任何有關外籍或印度尼西亞人的紀錄，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們都隸屬於負責運輸作業的軍人。奇妙的是，這批「印度尼西亞人」在早前佩格上校的原文電報中，被稱為是 Indonesians（印度尼西亞人），卻又同時指出是 Malay Peninsula（馬來半島）的居民。

若我們仔細考察「印度尼西亞」這個名稱，會發現「印度尼西亞」大約遲至 1945 年 11 月才出現，在此之前仍通稱「荷屬東印度」，1945 年 1 月至 8 月為止則譯為「印度納西亞」，可見「印度尼西亞」是在日治時期末大張旗鼓推行獨立運動後，才獲得廣泛認知的稱謂。即便是美國外交文件（FRUS），也遲至 12 月 16 日後才有 Indonesia 和 Indonesians 等字眼出現。

而馬來半島之前為英殖民政府統治的領土範圍，基本都統稱為英屬馬來亞（British Malaya）。日本戰前檔案中，一般將荷屬東印度表稱為「蘭領東印度」或「蘭印」，英屬馬來亞稱為「英領マレー」（英屬馬來），佔領時期改稱「マライ」（馬來），可見針對兩地的區分是非常明確的，絲毫不模糊。

即便兩地的民族主義者有構建一個「大印度尼西亞／大馬來由」夙願，但印尼獨立前夕的「獨立準備委員會」卻只著重解決荷屬領土，並未將馬來亞版圖納入商議，印尼也因随即獨立而確立了政體和主權觀念。

1943 年，隨著戰局逐步惡化，日本陸軍省開始著手動員「非日本人」增補日軍兵力，南方軍總部於 4 月 22 日擬定兵補（Heiho，輔助軍）規程，正式實施南方佔領地針對在地住民青年系統性、大規模的軍事動員。

日軍招募以馬來人為主的「兵補」、「義勇軍」（志願軍）和「義勇隊」（志願團）等，以壓制抗日游擊隊活動，和抵禦盟軍對馬來亞的作戰。不過，無論是陸海軍之兵補或義勇軍，都以在地的本土防衛戰為主；印尼的兵補的特例則有派往南太平洋前線，甚至緬甸和泰國之記錄，沒有編入其他總軍或他域作戰者，義勇軍則不允許輸送海外。

惡名昭彰的是，日軍因戰略急需大量人力，於是從荷屬東印度各地強擄勞工（勞務者）來補充人力。當時為了修築有「死亡鐵路」之稱的泰緬鐵路，日軍從馬來亞半島徵調了 70000 名勞工，這些勞工的死亡率高達 41%。此外，日軍也因各地的不同需求，分別從爪哇島征召 20-30 萬勞工派往東南亞各地。

然而，這些「勞務者」在某些情況另有相對中性的詞語「工員」（Koin）來稱呼，像是第二復員省總務局致 12 月 19 日安藤利吉的電報中就稱這些「印度尼西亞人」是「工員」，第二復員省又專門處理戰後海軍的復員工作，因此那些屬於要被遣返的印尼戰俘，很可能是海軍或陸軍征召而來的工員（軍夫、軍屬）。

綜合上所述推論，早前佩格上校的原文電報中指稱，將這些「印度尼西亞人」遣返回「馬來半島」，確實合情合理。

但離奇的是，日治時期的馬來亞甚至東印度，即便日軍動員當地原住民參與作戰，迄今為止並沒有將這群人調往東南亞地區之外的作戰紀錄。耐人尋味的是，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檔案有一筆題為〈巨港防衛司令部──「大安丸」乘船名簿〉的類似文件之封面，卻因為檔案公開法之故而不對外公開，說不定裡頭就暗藏著解開以上種種謎團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