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開袁世凱的百年之冤──他才是中國近代史上「創造第一最多的人」

西儒恆言：立憲國重法律，共和國重道德。顧道德為體，而法律為用。今將使吾民一躍而進為共和國民，不得不借法律以輔道德之用。—袁世凱

「竊國大盜」是百年之冤

長期以來，「竊國大盜」四個字幾乎成為袁世凱的另一個名字，「賣國賊」、「大獨裁者」、「復辟狂」等惡名緊緊跟上，袁世凱堪稱近代史上的「百年罪人」。

然而，在甘肅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學者張永東，冒著巨大的風險和壓力，致力於「替袁世凱翻案」的工作，在北美出版了五十萬字的專著《百年之冤：替袁世凱翻案》。

張永東認為，就個人對中國的貢獻而言，百年來無人趕得上袁世凱。袁世凱是中國近代史上「創造第一最多的人」。

在洋務方面，袁世凱創建了第一支新式軍隊、第一支新式警察、第一家近代銀行、第一條自來水、第一家發電廠、第一個電報電話公司、第一個電車電燈公司、第一條環城馬路。袁世凱也是第一個提出廢除科舉、舉辦新式學堂、建立巡警制度、實現直隸和天津地區民主普選的清帝國高級官員。

袁世凱更是第一個提出引進西方憲政制度，第一次和平結束兩千年皇權專制並建立共和制，第一個倡導國會選舉並建立國會制度，第一個建立多黨制度和西方三權分立制度，而他自己則成為第一位由國會選舉出來的正式總統——其權力基礎及合法性超過此後所有的總統、主席、委員長和總書記。

作為改革者，袁世凱比李鴻章走得更遠。洋務運動與清末新政在時間上間隔三十年，時代背景有相當差異，李鴻章和被視為其事業傳承人的袁世凱在知識結構和思維方式上差別甚大。

李鴻章是科舉正途出身，儒家思想是其不言自明的信仰和價值，無論怎樣支持變革，也不願踏過「中體西用」之紅線。就像鄧小平所謂的「理論」，萬變不離其宗，死死抓住「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一個中心，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兩個基本點，指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等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故而其改革的成就有限。

反之，袁世凱雖出身官宦世家，但青年時代屢試不中，憤然將所學儒家經典付之一炬，並表示「大丈夫當效命疆場，安內攘外，豈能齷齪久困筆硯間，自誤光陰」，遂棄文就武，投靠伯父的生死之交、淮軍將領吳長慶，從此開啓嶄新的人生。

正因如此，袁世凱所中的儒家毒素較輕，沒有太過沉重的意識形態包袱，對他來說，包括「祖宗之法」在內，什麽都可以改。他率先推動朝廷廢除沿襲一千多年的科舉制度，引入西式教育體系。又如，他不顧頑固派的反對和滿族親貴的猜忌，不遺餘力地倡言立憲。

清末旅居中國和朝鮮三十年的日本記者佐籐鐡治郎，在為袁世凱所作的傳記中稱讚説，西方各國由專制政體而變為立憲，大都是人民顛覆舊政府而成立新政府，幾經挫折，斷幾許頭顱，才可達成目的，若由專制國大臣而倡立憲，考世界各國改革歷史，罕有其倫：

以此而論，袁世凱才是中國近代政治體制改革的總設計師。他癡迷於憲法，即便後來稱帝，年號也是「洪憲」，也就是「洪揚憲法」之意，依然堅持立憲制。

世人對袁世凱的負面印象，來自於歷史教科書上列出的一系列罪狀：出賣戊戌變法、竊取辛亥革命果實、暗殺宋教仁、簽訂賣國二十一條、復辟帝制等。

但「盡信書，不如無書」，張永東窮三十年光陰，爬梳典籍、辨析史料，指出對袁世凱的種種負面看法是「中國百年最大之冤」，袁世凱對中國的進步、變革，無論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各方面，都起過不可替代的作用，袁世凱才是中華民國的真正國父。

袁世凱是清帝遜位和南北和解的第一功臣

武昌起義後，清帝國搖搖欲墜，朝廷不得已起用被罷黜的袁世凱。有人問滿族大臣那桐，起用袁世凱，不是加速清朝滅亡嗎？那桐答道：「大勢今已如此，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覆亡尚希稍遲，或不可亡。」

袁世凱當然知道清廷只是利用他作為鎮壓革命黨的工具，便以生病為由拒絕出山。僵持多日，他提出六個條件，除了要求有指揮的全權和充足的軍費外，前面四條全是關於政治改革的：明年即開國會，組織責任內閣，寬容參與此次事件的諸人，解除黨禁（可惜，一百多年後，中國仍未實現解除黨禁）。清廷指揮不動北洋軍，只能答應袁世凱的條件。

以北洋的軍力與佔據武漢三鎮的民軍的力量對比來看，北洋軍收復武漢三鎮乃至掃盪南方獨立各省，乃綽綽有餘。袁世凱的下屬、北洋三傑「龍虎狗」中的「狗」馮國璋迅速攻佔漢口和漢陽，電請趁勢攻佔武昌。袁世凱電令馮國璋停止進攻，並與民軍展開談判。

滿清親貴對於袁世凱不乘勝追擊極為不滿。肅親王善耆、恭親王溥偉質問説：

「從前洪楊革命，十三省都淪陷，而胡林翼、曾國藩都能討平，現在南方革命黨並無大實力，黎元洪、程德全都是朝廷命官，公然叛逆，何不蕩平？」

袁回答説：

「討伐黎元洪、程德全，可以辦到；但張謇、湯化龍、譚延闓都是民選代表，討伐他們，我辦不到。」

言下之意是官兵不殺百姓、不殺民意代表。可見，儘管袁世凱在跟滿清朝廷玩弄權術，但他已然具備了一定的尊重民權的現代觀念。

當時，全國已呈現鼎沸魚爛之端倪，很多地方陷入無政府狀態，暴力泛濫，大城市中居住於滿城的大量滿族平民遭到血腥屠殺，還有很多匪徒、會黨趁火打劫、殺人越貨。如果南北達不成和談，類似於太平天國那種屠戮婦嬰的慘劇或許會重演。

袁世凱是促成南北和解、皇帝和平退位、結束二千年帝王專制的關鍵人物，其創建中華民國的功勛，遠遠大於革命後期才從海外趕回來收割的孫文。

國共兩黨的官方史家都不約而同地認為，袁世凱「竊取」了首任中華民國總統的職位和辛亥革命的果實。但事實是：南北雙方有約在先，若清帝和平退位，則由袁出任總統，袁是惟一南北方、各階層都接受的國家元首，並非袁逼孫文讓位。

而且，南方違背南北和談的約定，單方面成立南京臨時政府，這個政府本身就是非法的。其次，孫文當時審時度勢，承認南方的軍事力量不如北方，而且在英國的運作之下，孫文失去了從日本借款作為軍費繼續「北伐」的可能性，所以只好辭職認輸。表面上，孫文對袁的功績和才能大加稱讚，視袁為當然的總統人選，在致袁的賀電中，孫文承認「民國大定，選舉得人」之事實。

1912 年 2 月 15 日，臨時大總統選舉會召開，南京參議院十七省代表投票，每省一票，袁世凱以全票當選。參議院在致袁世凱的電報中說：

「查世界歷史，選舉大總統，滿場一致者，只華盛頓一人。公為再見。同人深幸公為世界之第二華盛頓，我中華民國之第一之偉業，共和之幸福，實基此日。」

在前一年年末，同一個機構推舉孫文為臨時大總統時，孫文只得到十六票，另有一票投給黃興。袁世凱繼任為大總統，在程序上完全合法，「世界之第二華盛頓」的讚譽不是空穴來風。

退一步講，縱然根據中國古老的政治法則，袁世凱同樣獲得延續清政權的合法性。在宣統帝的退位詔書中，有「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字樣，某種意義上就是清帝將權力「禪讓」給袁世凱。

當時，報導中國問題最具國際影響力的澳大利亞記者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對袁世凱的評價相當正面：「這個領導人具備絕對權威，在世界有影響，以英國式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為其指導方針，能夠把中國引領向強大、光明的未來。」

美國歷史學家史景遷（Jonathan Dermot Spence）在《追尋現代中國》一書中指出，辛亥革命後「社會秩序的恢復有賴袁世凱將北洋軍與同盟會和南京的革命力量結合在一起，也仰賴袁世凱以立憲程序，將新軍和各省的議會結合成全國性的政體」。

套用曹操的名言，「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袁世凱也有資格可以説——若沒有我袁某，此刻不知會有多少家「家破」，多少人「人亡」。

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總統後，開放黨禁，保障人權，學術獨立，言論自由，中國政治和思想上出現自春秋以來第二個「百家爭鳴」時期。北京政府確立私有產權制，在經濟上推行自由經濟，使中國經濟出現了一個蓬勃發展的「黃金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