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年代，我剛好上大學，那是個充滿希望的時代，有一句流行語：「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
我從雲林來到臺北，當時的臺北朝氣蓬勃，雖然常常有示威遊行活動，但是百業一樣欣欣向榮。那是個大學錄取率還沒過 30% 的年代，小時候老師說，考上大學就是「由你玩四年！」，大學的必修學分是社團、聯誼、談戀愛！
大家腰上都掛著一個 B.B. CALL，一起去逛唱片行、到中華商場訂做制服、去光華商場自己組電腦、買大補帖，放學後常跟同學們去唱 KTV、打保齡球......是個一派無憂無慮的慘綠少年。
當時我對政治比較無感，雖然中學時代曾經看過一些李敖、龍應台的文字，也有一點憤青的味道，但在歡唱、喝酒、打麻將之中也有點茫然。一直到 1996 年臺北市長選舉，我心中的那一把火好像突然被點燃了。我開始思考「我是誰？」、「中國人跟臺灣人有差嗎？」但當時的我並沒有答案，只顧著恣意地享受自由、揮霍青春，好像這一切都來得理所當然。
大學畢業後，一路服役、工作了幾十年，看過一次又一次的政黨輪替，日復一日的工作，原本投身於媒體的初衷與熱情也漸漸磨耗殆盡。五年前的一個晚上，製作人老汪（汪怡昕）請我一敘，那天我們聊了好久，從國家大事、政治情勢，一路聊到當兵的經驗。
當時《新兵日記》正紅，老汪忽然問我：「這個高登島的經驗是不是可以拍出來？」他服役時，正逢臺海飛彈危機，經歷許多畢生難忘的事情。「可以啊！有什麼不能拍的？我們也可以將這個飛彈危機也寫進去。」
聊著聊著，我們又聊到「政治劇」在國際上一直都是主流，但為什麼臺灣一直都沒有類似的題材呢？「欸，不如我們來拍吧！」於是《國際橋牌社》就這麼「受精」了！我們還聊到各種計畫，包含黃媽媽的紀錄片、白色恐怖的電視節目與實境展演等等，這些都成為了我們正在進行的「臺灣記憶ＩＰ」的原型。
我一直很喜歡電影《黑金》這樣的題材，還曾經寫過一個馬王鬥爭的故事架構。人生就是這麼巧，天上掉下來一個老汪，讓我有機會能做我最想做的故事。我在電視台工作已經十五年了，如果沒有《國際橋牌社》，我的一生也許就這樣子過了吧，所以我想挑戰看看！
但懷胎也要十個月，一部戲劇的誕生怎麼可能這麼容易？一開始，我找了大學時期教授我編劇的老師聊聊，老師也覺得這個題材相當有趣，於是經過三個月的開會，好不容易成型第一版的故事大綱，然後我們很興奮地到處去拿給顧問看，但馬上面臨到第一個問題：全虛構的故事架構，大家看了沒什麼感覺，無法引起共感。
因此有顧問建議應該要貼近時事、要有國際脈絡，臺灣發生的所有的事情，都和美國、日本、中國脫離不了關係，臺灣與國際是連動的，「你們必須要好好做田調，然後加強這個部分……」此時我忽然想起大學的室友熊昔麒正就讀於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博士班，臺美關係正是他的專長，於是我們聘請他進行臺灣國際關係與政經關係的研究。同時，我們又找來另一組編劇，針對熊博士的研究資料進行第二版劇本開發。
也許現在大家覺得《國際橋牌社》的成果好像不錯，但初期我們可是處處碰壁，我還記得在第一次申請劇本開發補助時，曾被評審質疑：「做這個題材有什麼目的？」而被退回。但我們沒有放棄，並堅信總會有出路。隨著熊博士與編劇們一週又一週的上課，團隊一次又一次的討論，《國際橋牌社》的故事逐漸成形。
此時我們很需要一位有經驗又有能力的監製掌舵，於是在朋友的介紹下，馮賢賢馮姐加入了。馮姐覺得這個題目非常有意義，臺灣民主的發展在世界歷史上是難得的經驗，有人想用戲劇方式呈現非常值得支持與鼓勵，她也期待能藉此激發觀眾的感動與探索。從此，馮姐成為我們團隊中最堅實、最讓人安心的夥伴。
故事成型之後，團隊試著將拍攝企劃案送文化部尋求協助。令我們意外的是，文化部不僅無懼於如此敏感的題材，更是大力支持！感覺好像一切終於開始往好的地方走了，但在拿到「第一桶金」的時候，我們卻變得更憂鬱了，因為文化部的補助還不到總預算的四成，剩下的六成需要團隊自己籌措，於是我們開始到處去募資，老汪常笑稱：「我跪到膝蓋都長繭了！」
因為成品的不確定與題材的敏感，團隊再次處處碰壁。除了天使投資人的兩成投資之外，不足的四成資金缺口最後還是由製作人老汪自己補上。幸好有了李志薔導演與第三組編劇的加入，重新開發第三版劇本，使我們在前期籌備上如虎添翼。
為了精益求精，我們持續不斷地修改劇本，一邊進行選角、置景、造型的前置工作，一邊誕生第四版、第五版的劇本。我們一直修改劇本到開拍的前一天，而在拍攝的過程中也隨時調整。
因為是第一次嘗試，老實說，團隊是在不斷地摸索中調整前進，過程中的曲折難以細數。在初版剪接完成後，我們舉辦了多場焦點試映，邀請影評人、編劇、歷史專家、政治人物、民主前輩、作家、網紅、記者、編輯等觀看試片，他們的年齡從 18 歲到 80 歲，政治光譜由左到右都有。
團隊希望藉由不同年齡、不同背景的觀眾的回饋，能盡量在多方想像中，找出一個集體共識，也很幸運地收到很多寶貴建議，於是我們又將已經剪好的十集全部打散重新檢視，一一調整場次與節奏，並進行三次的補拍與重拍作業。我們希望呈現出一種價值衝突，而不是正、邪或黑、白的對立。雖然成品還是有不足的地方有待改進，但團隊一直很努力調整，希望能展現一個誠意十足的作品給大家。
但困難卻一關接著一關來。原本我們花了很多時間不斷溝通協調，已經口頭談妥的國際播映平臺，忽然在簽約前夕政策大轉彎，暫時不再投資臺灣市場，因此我們又必須重新與各家平台談判。眼看原訂播映時間一天天逼近，我們經歷了有史以來最艱難的一個月。
在播出平台暫時無望之際，我們索性辦了一場大型放映會以及鄉民放映場，藉此直接面對觀眾，這也是臺灣影視圈的創舉。也許是天意吧，一位 friDay 影音的天使，抽中了我們的鄉民放映場，在放映結束後，由於現場熱烈的迴響，她向我們表達了有興趣合作的意願，並在主管的大力支持下，終於促成雙方的合作。
總之，大家現在能夠在家裡舒舒服服地欣賞《國際橋牌社》，最大功臣是克服萬難、頂住一切壓力的製作人老汪，與始終堅持目標、掌握方向的監製馮姐，以及在拍攝期 Hold 住整個劇組，讓拍攝順利完成的統籌孫大軍；還有一路上提攜、支持我們的一票民主前輩與好友們，以及和我一樣每天兢兢業業做好自己分內工作的上百位演、職員，你們每一個人都不可或缺。一部戲的完成，灌注了許多人的心血，但只要能獲得觀眾們的喜歡與稱讚，那麼團隊就是再辛苦也值得。
最後我想特別感謝雅豊斯 Aris，她的慧眼發現了《國際橋牌社》。經過多次深聊後，我們發現她對於《國際橋牌社》的熱愛，不亞於團隊中的任何一個人，藉由她的生花妙筆，不僅將《國際橋牌社》的故事賦予另一層生命，更將我們故事沒有講足的部分予以補充，成就這本內容豐富多彩的影視改編小說。
本文作者為《國際橋牌社》執行製作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