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中被遺忘的歷史現場：臺北中山堂

►前情提要：【搭乘捷運遊台北】官方意識型態的晴雨表：台北中山堂

說到二二八事件的引爆點──臺北市區的歷史現場，大家可能會想起發生緝煙血案的天馬茶房、遭到抗議民眾搗毀破壞的專賣局臺北分局（今彰化銀行臺北分行）、攻擊遊行請願民眾的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現在的行政院），以及將事件消息傳播給全臺民眾知曉的臺灣廣播電臺（今臺北二二八紀念館）等地標。

事實上，今年 2 月 27 日所舉辦的「228・0 走尋真相── 228 七十週年紀念行動」，正是將以上四個地點選為步行活動的停留點，以此表達對於二二八受難者的深刻追思。

除了這幾個較為大家所知的事發地點之外，臺北市區其實還有一個你我都耳熟能詳、卻未必知道它與二二八事件密切相關的重要古蹟。這個「被遺忘的現場」，就是曾經作為國民大會議場與總統就職會場、近年則轉型成為藝文表演場地的臺北中山堂（以下簡稱為「中山堂」）。

如同時空偵探在〈官方意識型態的晴雨表〉所提及的，原名「臺北公會堂」的中山堂落成於日治晚期的 1936 年（昭和 11 年），是一棟可供民眾進行集會活動的大型公共建築。日本政府投降之後，臺北公會堂先是成為國民政府舉行受降儀式的會場之一，接著被改為紀念孫中山（1866-1925）的中山堂，象徵臺灣的統治者正式改朝換代。

國府接收臺灣初期，中山堂除了繼續作為民眾的集會空間之外，也成為本土民意代表的開會議場之一。1946 年 4 月，臺北市參議會在中山堂正式宣布成立。隔月，在省參議員王添灯（1901-1947）的建議之下，臺灣省參議會的議事會場也從較為狹小的龍口街教育會館（今二二八國家紀念館）搬遷到可以容納更多旁聽民眾的中山堂。

是故，當震驚全臺的二二八事件爆發之時，中山堂自然也成為在地民代與仕紳們商討善後辦法的開會現場。

1947 年 2 月 28 日，有鑑於臺北市民與長官公署的衝突逐漸升級，臺北市參議會在中山堂召開了緊急會議，並由省參議會議長黃朝琴（1897-1972）率領數位參議員向行政長官陳儀（1883-1950）痛陳專賣局緝私的諸多弊端。翌日，市參議會又邀請國大代表、省參議員等民代在中山堂組織了「緝煙血案調查委員會」，要求陳儀成立一個官民合組的處理委員會，以謀求整起事件的妥善解決。

在陳儀的同意下，調查委員會以中山堂為據點，先是改名為「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以下簡稱「處委會」），並接納學生、民眾和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等各派人士，完成組織的擴大與改組。另一方面，希望弭平事件的長官公署也一面請求中央派兵支援，一面積極接觸領導政治建設協會的蔣渭川（1896-1975，蔣渭水之弟）、派遣特務打入處委會，試圖加以控制局面，卻也因此埋下了一條不安定的易燃引信。

改組完成之後，處委會為了穩定臺北市區的治安狀態，接著在中山堂組織了「臺北市臨時治安委員會」，並成立「忠義服務隊」以作為維持治安的執行機關。然而，獲選為處委會治安組組長與忠義服務隊隊長的許德輝（1907-？），其實是軍統局安插在處委會內部的特務人員。是故，忠義服務隊日後多次洗劫民宅與商店，試圖在民眾與處委會之間挑起對立情緒，以此弱化反對長官公署的本土勢力。

其後，臺北市區的治安狀況雖然正在逐漸恢復，對於長官公署積怨已久的全臺各地卻陸續發生了官民對抗的衝突事件。眼見廣大民眾已經不可能只以嚴懲凶手為滿足，處委會便決定尋求根本性的解決辦法，將協商的目標從解決緝煙血案抬高到尋求政治的整體改革。

3 月 5 日，處委會先是對長官公署提出了八條政治改革請求，隨後又在 7 日陸續擴充為三十二條與四十二條要求。除了主張撤銷專賣局、貿易局、臺灣警備總部等造成臺民不滿的機構之外，處委會還明確提出希望暫時接管臺灣的行政與軍事權限：

1、對於目前的處置

一、政府在各地之武裝部隊，應自動下令暫時解除武裝，武裝交由各地處理委員會及憲兵隊共同保管，以免繼續發生流血衝突事件。

三、各地若無政府武裝部隊威脅之時，絕對不應有武裝械鬪行動，對貪官汚吏不論其為本省人或外省人亦只應檢舉轉請處理委員會協同憲警拘拿，依法嚴辦，不應加害而惹出是非。

四、對於政治改革之意見可條舉要求條件向省處理委員會提出，以候全般解決。

六、在政治問題未根本解決之前政府之一切施策，（不論軍事，政治）須先與處理委員會接洽，以免人民懷疑政府誠意，發生種種誤會。

追加通過

三、限至三月底臺灣行政長官公署應改為省政府制度，但未得中央核准前暫由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之政務局負責改組，用普選公正賢達人士充任之。

四、處理（委員）會之政務（局）應於三月十五日以前成立，其產生方法，由各鄉鎮區代表選舉該區候選人一名，然後再由該縣市轄參議會選擧之，其名額如下：臺北市二名，臺北縣三名，基隆市一名，新竹市一名，新竹縣三名，臺中市一名，臺中縣四名，彰化市一名，嘉義市一名，臺南市一名，臺南縣四名，高雄市一名，高雄縣三名，屏東市一名，澎湖縣一名，花蓮縣一名，臺東縣一名，計三十名。

五、勞動營及其他不必要之機構，廢止或合併，應由處理（委員）會政務局檢討決定之。

簡言之，處委會所提出的改革要求，不外乎希望在不捲入國共內戰的前提之下，一舉達成日治時期以來的臺人自治悲願。值得注意的是，以上這些要求高度自治的提案，未必全部出自有意改革的處委會成員之手。根據目前的通說，當處委會在中山堂開會討論政治改革的具體細節時，混入會場的特務人員趁機鼓譟追加了形同接管政府權限的激進要求，以此製造政府發兵鎮壓的「大義名分」。

對於行政長官陳儀來說，原先寄望處委會能將緝煙血案大事化小，卻沒想到處委會反而給他帶來更多政治難題，甚至隱然有架空長官公署職權，成為臺灣實質政治中心的跡象。是故，陳儀對於整起事件的態度開始從原來的請兵自衛變成傾向武力鎮壓，所要求的援軍數量也從起初的一旅或一團（不足五千人）加碼為「紀律嚴明、武器精良」的兩個師（可達兩萬多人）。

另一方面，此刻正忙於剿共戰事的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1887-1975）自 3 月 1 日起，便陸續接到二二八事件的相關報告。隨著陳儀與駐臺情治單位的回報內容越發嚴重，蔣介石決定採取「先剿後撫」的方針，無視臺民請求中央勿派兵赴臺的電報，將增援陳儀的軍隊從原本的一團與一營（兩千人）增加為萬人編制的一個師（即整編第二十一師）。

3 月 8 日，處委會在接獲中央援軍即將抵達的消息之後，開始發生嚴重的內部分裂。除了部分委員宣布辭去處委會的職務之外，更有成員聲明先前提出的政治改革方案「跡近反叛中央，決非省民公意」，呼籲民眾自明日起復學復工。然而，對於已經決意進行「鎮壓制裁」的長官公署來說，自然不可能讓屢次提出改革要求的處委會在接下來的軍事行動中全身而退。

同日，長官公署先派遣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1902-1985）安撫在中山堂集會的處委會成員，宣稱處委會所要求的政治改革極為正當，中央絕對不會對臺灣用兵；然而，等到援軍登陸臺灣之後，公署便命令埋伏於中山堂四周的軍警便衣壓制處委會，並且開始搜捕、處決處委會的主要成員。數日之後，公署正式宣布處委會為非法組織，下令予以撤銷解散。

3 月 17 日，奉命來臺宣慰的國防部長白崇禧（1893-1966）抵達臺灣。在為期 16 天的宣慰過程當中，白崇禧曾在中山堂對省參議員、市參議員、各區區長等公職人員發表演說。除了宣示政府將從寬進行善後工作、盡量培植任用臺灣人才之外，白崇禧也批評處委會要求接收政府、軍隊繳械等提案形同國府「戰後對日本受降一樣，毫無理由」。

返回南京之後，白崇禧於 4 月 6 日完成〈宣慰臺灣報告書〉。

除了交代二二八事件的遠因與近因之外，報告書仍是將此事定調為「少數共黨份子及野心家與暴徒浪人」試圖利用緝煙意外顛覆政府、奪取政權，反映了國府在內戰的背景之下，依然不脫「共黨煽惑」的思考邏輯，無法了解臺灣在歷經了五十餘年的日本統治之後，已經發展出不同於中國的政治型態與對於臺人自治的高度渴望。

時至今日，即便二二八事件已經過去了整整 70 個年頭，它仍然在許多人的心中留下了一道永遠無法抹去的陳年傷痕。每逢 2 月 28 日這個日子，這道傷痕就會隱隱作痛，彷彿在提醒我們不能忘記今日的民主成果，其實是多麼地得來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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