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NO：超越歷史的框架而和解？

電影《KANO》上映後毫不意外地掀起了一陣討論熱潮，津津熱道其熱血劇情者有之，聲色俱厲攻訐其史觀者有之，抱持溫情為其辯護者有之，被曹佑寧的青春肉體／永瀨正敏的大叔魅力迷倒者亦有之。這樣的風潮大概也印證了，魏德聖出品的電影在臺灣已成不可忽視的文化商品與現象，而臺灣史上的日本殖民時期，則是當代臺灣人種種想像寄託之所在，也成了兵家必爭之地。

《KANO》所講述的故事，在相當程度上是很能引起我共鳴的。我自己打過幾年壘球，也看了幾年棒球，片中描述的練習的艱辛、比賽勝負、隊友之情......在我的球員生涯裡面或多或少都曾經歷過。於是我在觀賞《KANO》的時候，很快就把自己帶入了電影所營造的情境之中，幾乎每個段落，我都能在其中找到一些自己經驗的影子：兩位前輩未能完成最後一場比賽的悔恨之情、首度戰勝對手的欣喜、對於勝利的渴望、奮戰不懈卻功敗垂成的失落......不誇張地說，有幾個段落確實成功地刺激了我的淚腺。

就以運動競賽為主題的電影來說，《KANO》無疑是非常成功的一個例子。這部電影完全符合少年漫畫式的「友情、努力、勝利」定律，從頭到尾除了熱血還是熱血。這部作品裡有著睿智堅毅的嚴父師長、同樣熱血的勁敵、性格各異有時還帶點喜感的戰友，整部電影的主線劇情乾淨無雜質得活脫是老派少年冒險漫畫的作風，甚至連用以點綴劇情的少年少女清純而無果的愛戀，也都在在凸顯這是個多麼純粹的故事。

我相信在近期之內，臺灣大概很難再拍出更「好看」的棒球電影了。

但話又說回來，《KANO》感動我的地方，其實就是它對於棒球這項運動競賽的描寫刻劃，以及圍繞著這項運動展開的種種人際關係與情感流動。我對於本片的感動，實際上毋寧是一種私密的情感，是一種對於青春記憶的召喚與同理。但顯然本片的監製魏德聖、導演馬志翔想做的，並不只是對於這種情感的共鳴與召喚。若要提到這部電影的本意，那就不得不去思考該片對於重構 1930 年代臺灣社會歷史的嘗試吧。

本片所建構的 1930 年代臺灣，很明顯地是循著殖民現代性的脈絡開展的。片中出現了許多殖民地臺灣踏入近代社會的符號，大者如嘉南大圳工程，小處如嘉義市區的現代化街景和噴水池圓環、收音機等，並且呈現了片中角色是如何接受這些事物的到來。這可以說是貫穿全片的一股主要脈絡，鋪墊了嘉農棒球隊得以在這個時代成型的背景。

事實上，棒球這項運動在日本帝國域內的風行、甲子園作為中學棒球的最高殿堂、乃至於嘉農這所學校的成立，無一不和帝國在其領域內推動的現代化進程相關。於是除了嘉農，在片中也（儘管一閃即逝）出現了來自（同樣作為殖民地的）朝鮮、滿洲的球隊。這些元素都暗示了《KANO》這個故事特殊的時空脈絡。

於是，《KANO》不得不面對外人對於其歷史立場的批評。「媚日」的質疑自本片展開宣傳工作以來就揮之不去，片中對於八田與一的形象塑造，更是讓一些人深感不快。為什麼要在這部棒球電影當中放進嘉南大圳、八田與一這類的元素呢？魏德聖是這樣說的：

嘉南大圳的開通，一個很大的目的是，臺灣南部『水的問題』解決了，稻田面積增加好幾倍，稻田跟這支棒球隊有什麼關係？因為這支棒球隊是嘉義農林學校的球隊，他們是要在土地上面實習，種稻、種樹、甚至要在土地上打球奔跑，所有東西都跟土地結合在一起。農業跟工業產生連結，農業又跟運動產生連結，為什麼而打……[1]

簡而言之，魏德聖是試著為嘉農這支球隊尋找一股與土地、現實生活的聯結：嘉農的學生接受著現代化的農業技術教育，而他們所學得的技術以及他們的棒球，對於豐富、澆灌這塊土地都有其意義。於是，嘉南大圳這一重大農業水利工程所澆灌出的金黃色田野，便成為了這一「意義」的具體形象。這同時也解釋了片中主角們對於八田與一的仰慕之情：作為農業學校的學生，對於這種攸關國計民生的大型工程，大概都會有著關注與期望吧？

但老實說，我並不那麼欣賞《KANO》對八田與一其人以及嘉南大圳工程的敘述。片中的八田以一種威嚴而慈祥的家父長形象出現，接受著青年學子的擁戴。他高坐在鐵牛車上的形象，在在透露出某種權力階序的存在，暗示了被殖民者透過殖民者的「恩惠」走向現代的脈絡。嘉南大圳和八田只是本片的旁線劇情之一，一定程度的去脈絡大概無可避免，但在我看來，這樣的去脈絡敘述和歷史想像卻也是危險的。

然而，我想還是要回到棒球的主題，才能釐清魏德聖、馬志翔在本片中是怎麼認識、建構這段歷史的吧。

若回顧魏德聖自《海角七號》、《賽德克．巴萊》以降的創作歷程，不難發現他對日本殖民歷史的長期關注。他在這些作品中，直面地處理了臺日人民在歷史與現實中曖昧糾結的關係，同時對於這些人物的選擇抱以溫情的同理之意。

魏德聖不止一次對外表示，他希望能在他的電影裡讓時人與歷史達成「和解」，我認為「和解」一詞正是理解魏德聖的創作理路不可或缺的關鍵字：

我一直不會去想甚麼英雄跟小人物的問題，沒那麼強烈的思考，我只是覺得在一個歷史的架構裡面，能不能去詮釋一個和諧、和解的結果。不管是《海角七號》也好，不管是《賽德克．巴萊》也好，甚至以後的電影也好，我都希望可以去講出一個和解的過程。臺灣人活的太辛苦了，常常在仇恨跟遺憾裡面找不到一個平衡點，在愛跟恨之間找不到一個平衡點。[2]

魏德聖所謂的「和解」，或許可以解釋為一種相互的理解，並且透過理解去化解個人之間乃至於族群之間糾纏的情結和矛盾。於是在《海角七號》（2008），他透過遲來的情書完成了臺日的和解，也讓阿嘉、友子與他們身邊的眾人能夠完成和解；在《賽德克．巴萊》（2011），則透過血祭祖靈的儀式以及對於歷史脈絡樸質誠懇的鋪陳，完成賽德克族各部之間、賽德克人與日本人間的和解。

魏德聖電影中的人本主義關懷以及思想縱深，便是在這種「和解」的意圖與實踐上建立起來的。在這方面，或可引用廣為流傳的曾柏文〈KANO：熱血野球外的歷史扣問〉一文對魏德聖電影的觀察加以說明：

關鍵人物的心理側寫、對歷史真相與記憶複雜性的提醒，與對主要角色溫情的倫理凝視，使得魏德聖的歷史電影富有濃郁的人本色彩，迥然不同於那些在國家民族大義下拍攝的，旨在召喚認同、提昇同仇敵愾的愛國歷史電影。[3]

《KANO》片中的角色塑造也同樣承繼了魏德聖的風格。片中近藤教練與嘉農的球員們，秉持著樸素誠摯的精神，為同一目標而奮鬥；而學校的師長們、嘉義的鄉親們，甚至「對手」嘉中的同學們，也多是以肯定的心態支持著這支球隊。

於是，除了球隊本身是超越族群隔閡的存在，魏德聖、馬志翔也建構了以這支球隊為中心的情感紐帶，讓這支球隊聯繫了跨越族群的「臺灣住民」（原住民、漢人、在臺日人）們。片中不分族群的鄉親們，群聚在收音機前為嘉農隊打氣、歡呼、落淚，而嘉農這支棒球隊之於臺灣的特殊意義，便在這個過程中完成了。

《KANO》也將其企圖心延伸到更廣闊的範圍。在片中，魏德聖、馬志翔設計了一個日本記者的角色，以見證嘉農這支球隊如何超越族群的藩籬。這位記者原本對於嘉農的原、漢球員嗤之以鼻，隨著嘉農隊一路過關斬將，逐漸萌生出對他們的敬意，最後為他們「那不同人種卻為同樣目標奮戰的英姿」感動落淚。此外，也安排了作為對手的錠者博美，從另一個側面對嘉農的精神與成績表達敬意。

至此，《KANO》似乎完成了一個完整的圖像，設想由棒球運動超越各種藩籬而達成和解的可能。在一次訪談中，記者詢問馬志翔「電影裡有沒有種族歧視」，馬是這樣回答的：

怎麼可能沒有種族歧視？我們當然知道有種族歧視這件事。日本人對待當時的臺灣人是二等公民，更何況對原住民是三等公民。在電影裡，我的確有試著加入一些族群問題在裡面，那是沒有辦法迴避，但那個族群問題是因為不了解彼此......

歧視的源頭是因為不了解。人對自己不熟悉的事物會產生恐懼，一恐懼就會抗拒；而通常人表達抗拒最快的方式就是言語，再來就是行為。

以嘉農來說，這群孩子到很多地方都被歧視，不只是原住民，連當時內地的日本人也會歧視外島的日本人...... [4]

簡而言之，馬志翔確實意識到了歷史上的殖民時期存在著種種的藩籬與不平等。不過他的態度是傾向相信人與人之間相互理解、良善共存的可能，並且提示讀者《KANO》的故事是在試著探討某種超越現實環境、框架而存在的價值。若用曾柏文的話來說，就是本片嘗試建構一種以人本為出發點的主體性：

看魏導的電影，我相信他心中的「臺灣主體性」，絕不是任何國家機器（包括皇民化運動或國民黨的愛國教育）或文化菁英能由上而下灌輸出來的。那種主體性，是以草根的、人本的、分歧、參差的多元認同為根，透過無數衝突、斡旋、對話、理解的「社會過程」，逐漸形塑的「公共主體」。這種主體認同「不可能」整齊劃一，但能包容歧異。[5]

這樣的見解是相當值得深思的。在《KANO》片中，近藤教練這個角色的刻畫或許正提示了這種多元認同的可能性。近藤在日本本國原來是風雲人物，卻因為種種原因而失意地自我流放到殖民地臺灣。

這道脈絡相當需要注意，殖民地原本就是許多本國人士尋找發展機會的地方，於是當時來到臺灣的日本人，有不少其實在本國並不得意，甚至還有為數甚眾的底層民眾，是為了求溫飽渡海而來，最後在臺灣落地生根。《KANO》的近藤教練透過其生命實踐超越了族群的藩籬，然而終究，賦予他這個機會實踐其生命的，實際上仍是帝國對外擴張的結果；他與嘉農的球員們的關聯，依然是建立在殖民地帝國所架構的教育體系之下。

在這裡值得深思的問題在於，我們應該如何理解歷史上個人的種種作為，以及這些個人在歷史脈絡下的位置呢？究竟個人的善意、奮鬥、精神，是否真能超越現實框架的限制而存在呢？進一步言之，人本主義式的歷史認識與歷史脈絡、框架的互動關係，能夠有著多少可能性呢？

本文無意去深究《KANO》一片中所架構的 1930 年代臺灣圖像真實與否。事實上，若從蘇正生等嘉農球員的回憶來看，這種超越族群隔閡的實踐，很可能是真切存在於這些原、漢球員的生命歷程中的。但我要指出的是，即使歷史上的嘉農隊可能確實是超越族群隔閡的實踐，身為後人的我們，終究還是必須正視殖民這個機制的存在。

而且必須注意的是，機制、框架的存在與影響，不見得會體現在歷史當事人的經驗、記憶當中，但這並不代表它不存在。儘管電影裡的日本記者「感動落淚」地肯認了嘉農跨越不同族群而萌生的力量，但是這種感動顯然並不意味著殖民機制下不平等的解消。

《KANO》所揭示的那種三族共和的局面，即使提供了我們重新認識臺灣史的可能性，但其本身並不是那麼無瑕崇高，不可批評。就以嘉南大圳來說，即使臺灣人民對於八田與一其人的貢獻與人格是肯定、感念的，也並不意味著對於這項工程（以及成就這項工程的殖民體系）的全面肯定。

我願對《KANO》對於「和解」的嘗試與努力表示敬意，但是我也認為，這部電影選取的視角對於歷史的確是欠缺批判的。而這種批判的缺席，也連帶使其所架構的「和解」失去了更深厚豐富的可能，這毋寧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

在我看來，真正的和解，除了訴諸於相互理解、建立紐帶，也在於對於歷史的批判。《賽德克．巴萊》的傑出，也正是在其直面歷史陰影的勇氣與格局。這絕不意味著我們應該走回愛國主義史學的老路，訴諸排他的國族主義情緒來認識、建構歷史，批鬥非我族類的人們。

但是，終究我們要承認，許多時候歷史的傷痛與隔閡，無法單靠同理來消弭。歷史的真相常常並不那麼溫情，而只有不畏懼受傷的人，才能有堅強的人格。同樣的，只有不畏懼傷害的人群，才能建立起堅強健康的國家、社會。
 

（本文作者為臺大歷史所碩士）

[1] 米果：專訪KANO電影監製魏德聖（下篇）：讓真正的球員，打進甲子園……，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57/article/715

[2] 魏德聖專訪：在英雄與小人物之間—從《海角七號》到《賽德克．巴萊》，
http://life.fhl.net/Movies/MovieProphet/Wei01.htm

[3] KANO熱血野球外的歷史扣問（上）：殖民現代性的人本辯證，
http://mag.udn.com/mag/news/storypage.jsp?f_ART_ID=501688#ixzz2vqtSQMkJ

[4] 馬志翔談《KANO》（下）：台灣人別整天求人認同，要先打從心底認同自己！，http://www.pure-taiwan.info/2014/03/interview-of-umin-boys-on-kano

[5] 曾柏文：KANO熱血野球外的歷史扣問（下）：魏德聖電影中的台灣主體性
http://mag.udn.com/mag/news/storypage.jsp?f_ART_ID=503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