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索人生深層問題上，哲學家和文學家所付出的努力，無疑是巨大而艱辛的，似乎很難用具體數字來呈現其差異，而且這些精神活動的特質，原本即不適用於科學性的量化。
儘管如此，長期持續關注他們思想生平的讀者，同樣可以找到他們的共同點，在日常生活和身體狀況方面，精神壓力和疾病是如何折磨他們的肉體，他們又如何與這無可迴避的惡魔做殊死搏鬥的。然而，這些與時代和命運拚鬥的經歷，恰巧為我們提供了哲學與文學之思的肖像圖景。
文學家夏目漱石向來命運舛錯，雖然晚年他的作家生涯登上了頂峰，成為日本著名的國民作家，但一輩子幾乎都被經濟的重擔壓得喘不過氣來，要不就是深陷於世俗情份的糾葛，這使得神經脆弱的他，因此更容易焦躁易怒，平日必須經常服用胃藥緩和胃潰瘍。不過，最後他仍因病情惡化大量吐血身亡。所以，我們從其生前的照片來看，就能知道其面容為何分外消瘦，四肢瘦得像枯樹的原因了。
類似的事例也發生在河上肇（1879-1946）的身上。這位日本最早寫作馬克思《資本論入門》的經濟學家，因倡導共產主義思想而被關進大牢之前，是京都帝國大學的教授，他在《河上肇自傳》（五卷本）中，提及他出獄後的生活情景。他與年長他十二歲的夏目漱石，有著同樣的病況，經常飽受胃痛的侵擾，用瘦骨嶙峋四個字來形容似乎最為妥帖。
1930 年 1 月，河上肇離開了京都，舉家搬遷到東京市的西大久保，那裡距離新宿車站很近，步行只要十四、五分鐘。他們賃居的寓所是一棟簡陋的舊樓房，每月房租大約五十日圓。據他回憶，可能是陽光照射不足，大門旁的那棵松樹也瘦弱得可憐。他在大門右邊的柱子上，掛了一塊小木牌，上面寫著「河上」兩字，後來警察跑來糾正，要求他必須寫上姓名，於是他藉這個機會，把從京都帶來的那塊寫著「社會問題研究編輯部」的木牌也掛在門柱上。
當時，他們家共有五口人──他的妻子和女兒，還有一個書僮和一個女傭。確切地說，那個名義上的書僮，其實是保護他們的身家安全。由於前年春天，生物學者和政治家山本宣治（1889-1929，著有《無產階級生物學》），因反對《治安維持法》濫法擴權而遭到右翼激進分子暗殺身亡，因此，當地工會好意派來一名工人，到他京都的住處保護其安全。後來，他慢慢地習慣這種方式，身邊經常有年輕的隨扈在側，在那以後，他外出旅行、出席演講會，有時只是出去理髮或到公共澡堂洗澡，總是有人護衛陪伴。
有趣的是，儘管那個時代充滿肅殺的氣氛，遭到暗殺如銳眼烏鴉般叼走柿樹上的紅柿那樣容易，這個極力發揚馬克思經濟學的教授，對於瑣碎日常生活的紀錄，可謂生動而翔實。
他回憶說，由京都水平社派來到其西大久保寓所的青年小林，約莫十七、八歲，在他們家擔任護衛的時間最長。由於河上肇的胃腸不好，妻子向來很注重其營養，早飯的豆醬（味噌）湯裡，總要多放進兩個雞蛋。不過，其妻覺得不應該厚夫薄彼，而給那個本來即肌肉發達的護衛同樣的飯菜，才短短兩個月時間，那青年就胖得不成樣子了。
一次，河上肇吃著塗上奶油的中村屋麵包，看到那胃口奇佳的青年，照樣與他塗上厚層的奶油，津津有味地吃了起來。這個動作讓他看得倍感羨慕，並反省起他之前的飲食習慣。以前他的身體特別衰弱，又患有胃疾，因而很注意營養調配。但是，或許正因為他過於講究飲食的緣故，反而損害了自己的健康。
撇開美味飲食的話題之外，河上肇對於那個因營養充足而愈發肥胖的隨扈小林，既有小小抱怨和恨鐵不成鋼的期待。他原以為小林是大有前途的青年，而且聽說想要研究馬克思主義，他大為感動，還贈予所著的《經濟學大綱》一書，並為他勉勵鼓舞，可以一邊閱讀，一邊提出問題。然而，小林卻將這嚴肅的書籍當成小說一樣，過了三、四天，即向他表示已經讀完，要求換一本給他。
的確，《經濟學大綱》的前半部，是河上肇擔任經濟學講座時最後所寫的講義稿修訂而成，用了一個學年，才講完了它。因此在他看來，那本書是自己苦心孤詣寫成，而眼前這名青年卻匆匆瀏覽而過，終究無法讀懂書中的要義。
只是，如此埋怨也無濟於事，因為當時許多非知識人出身的年輕左翼戰士，都是這樣的讀書態度。他只能付出更大的耐性施加影響力，吸引更多的熱血青年閱讀，強化他們為改造日本社會所需的理論基礎。
綜此看來，河上肇的日常生活比我們想像的來得艱辛忙碌，他除了宣揚自己的思想理論以外，還必須捱住胃病的長期折磨，並為自家的隨扈備課講義，讓像他們一樣的年輕人，直面恐怖年代的同時，不但精神深處獲得武裝，物質上又有確實保障。或許，這就是河上肇想建造的烏托邦。若是這樣的話，那些曾經與他共同生活過的人，應該說是幸運中的幸運。
然而在1532年時，西班牙征服者僅靠著不到兩百人的部隊展開奇襲，便擊潰了印加國王阿塔瓦爾帕數萬人的大軍。
從此，印加帝國便逐步崩解。
在征服與融合孕育出的、多元的殖民地社會中，上演著各種人群彼此的共生和反叛。
當時的他們，是如何在動盪的「新大陸」上生存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