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戶，一個串起中日間千年之緣的港城

2017 的今年是神戶港開港 150 周年，當地舉行了不少的慶祝活動來强調神戶的多元性，特別是強調神戶曾經是中國和朝鮮半島的交易據點。[1]

明治維新後，神戶成為中國人聚集的城市，現在的神戶仍可以看到許多中國文化的影子。觀光景點南京町中各式各樣的中式餐廳，有的以中國料理作為主打菜式，有的甚至以台菜為賣點，由此可以看到華人與神戶的密切關係。

若我們追溯神戶的起源，則更能看到這城市與中國有著一種微妙的關係。

在應保年間（1161-1163），武家出身的平清盛掌握大權。他為了遠離公家以保証自己家族的權勢，有意在京都以外另外建立一座都城。因此，平家動用了大量財力在攝津國（即現今的大阪與兵庫縣一帶）興建福原城，以作為新都城。

同時，為因應日宋貿易的需要，平清盛整備瀬戸内海航路，在福原附近修建大輪田泊，建立一座港口，南宋從日本進口木材、日本刀、礦物等物品，日本則從中國引進大批宋錢與香料。[2]

到了南宋亡國時，中、日兩國之間的貿易一度中止，大輪田泊的角色亦逐漸被忽視。到了明朝初年，中、日兩國又慢慢恢復貿易。到了日本的南北朝時代，南朝的懷良親王更曾受封為日本國王。德川幕府時期，因種種原因而實行鎖國政策，中日兩國的貿易也因此受到影響。後來，因培里艦隊出現在日本人的面前，幕府不得不取消鎖國政策，開始向外國開放通商。

這時，神戶躍上了歷史的舞台，並開始出現平清盛所想像不到的變化。

明治初年，神戶成為日本和歐美列強的重要溝通門戶，幫助日本大力接收西方新知。除此之外，神戶與中國的姻緣也因日本開國而延續。自開國以來，中國人得以在日本定居，他們集中之地多為港口（如橫濱等地）。因為謀生需要，他們不得不在神戶這個地方落地生根，逐漸形成自己的生活圈。

神戶與中國移民的淵源，可追溯至慶應三年幕府開國之時。其時，幕府與外國簽訂「大阪協定書」，規定神戶一地需留有外國人定居地，因而吸引許多外國人前來定居——當中亦包括中國人。雖然中國並不是條約締約國，但許多中國人因通商之便選擇在神戶定居。1874 年起，他們受到兵庫縣的統制，政府還授以其「籍牌」。他們所集中的地點就是前述的南京町。[3]

明治十一年，兩國簽訂〈日清修好條規〉，此條約讓清朝得以在日本設置領事館。與此同時，來神戶定居通商的人也日漸增加——這些人多來自於福建、廣東、江西等地。其後，許多華僑團體亦在神戶相繼成立，如福建公所、三江公所等。

隨著移住人口愈來愈多，華商亦建立寺廟以作為當地中國人的精神寄託。他們在此建成關帝廟，以祭祀關聖帝、天后聖母、觀音大士、財帛星神等四位神明。此後，關帝廟成為神戶華人的精神寄託。關帝廟的落成，實代表著中日兩國在神戶一地的緊密往來。

1868 年至二十世紀初，神戶港逐漸成為清、日兩國主要的貿易港口。日本對外開放的港口中，神戶的貿易總額佔全日本對中國出入貿易總額的 61%之多。[4]因此，這實影響到神戶商人在國內政策上的取向。

明治三十年（1897），總理大臣松方正義有意推動金本位政策。但神戶商業會議所大力反對。因為當時中國仍為銀貨國，若施行金本位，則不利神戶一地的貿易。[5]從這事例可以得見神戶與中國貿易的深厚聯結。

1891 年，神戶的中華會館在各籍貫華人的捐助下成立，用以作為神戶華僑舉行紅白二事的集散地。

中華會館創立之初是為了振興商務、維持公共利益，後來逐漸轉變為具有集會功能的會所，接待許多自中國前來的達官貴人。如新政時期眾親王大臣前往歐美時多以神戶作為轉接點。中華會館與關帝廟一樣，同樣作為神戶中國人的重要象徵。

與此同時，為因應日本廣泛設立商業會議所，神戶僑領亦在中華會館內成立中華總商會，負責協調神戶華商的種種事務。神戶華僑商人在日俄戰爭時，亦嚮應獻金熱，以金錢支援日軍的前線作戰。如吳錦堂就曾捐助軍資 2000 円、赤十字會 200 円、陸海軍恤兵金 200 円。另外，由中國商人所組織的報國恤兵會，亦向神戶奉公會捐款。[6]

隨著日俄戰爭的勝利，日本對外貿易大幅成長，神戶地區工商業亦隨之而高速發展，令有意歸化日本的華人大為增加。這些歸化日本的華人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神戶這個城市的內涵。

1910 年，在神戶定居的華人己有 1,900 人之多，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更增至 3,000 人。這些華人亦開始擴散至三宮等地區。《神戶商工會議所所報》的一篇文章中，記載了自甲午戰爭至明治末年是華商的極盛時期。華人在神戶所從事的工作範圍甚廣，主要業務多為出入口業務。透過華僑在南洋的人際網絡，他們得以成為日本拓展東南亞市場的先鋒。而在九一八事變前，神戶一地的中國人更曾達至 6,200 人之多。[7]昭和八年時，在神戶的外國人己達到 10,000 多人。其中包括台灣人、滿州國人、朝鮮人等。從人口的變化中可以看出神戶所具有的國際海港都市性格[8]。

不過，隨著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日本施行統制經濟，華商的經營環境亦受到嚴重影響。神戶、大阪等地的華人數目大為減少，使得神戶失去了原本的角色，要一直到戰後才慢慢恢復。

華僑在神戶地區的重要影響力，甚至能影響到海外華僑。孫文在其一生中下野多次，也曾多次造訪神戶。1914 年他前往日本訪問，特意在神戶逗留數天，造訪同文學校等地，並與吳錦堂等人會面。1924 年，他再次到訪神戶，並在商業會議所講堂發表有名的「大亞州主義」演講。在演講中，他通過對王道與霸道的論述，勸導日本人應該與中國聯合振興亞州。

孫文的演講，固然是為其找尋政治上的有力盟友。某方面上亦是回應當時美國所興起的排日熱潮，以此訴求謀取日本人對中國的同情，以圖改善中日兩國自廿一條以來逐漸惡化的關係。1926 年，上海總商會組團前往日本訪問，在旅程中前往神戶訪問，得到當地人士的歡迎。

其時革命外交聲勢高漲，興起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訴求，而日本亦成為中國各界的眾矢之的。在迎接實業團的同時，由神戶等地華僑所組成的駐日華僑聯合會，就提出以下口號：「取消國際間不平等條約、放棄侵略中國政策、改善華僑待遇、保障華僑來往自由、是為真正中日親善」[9]。

說到在神戶的台灣住民，不得不提到「陳舜臣」（1921-2015）。陳舜臣的父親是台日間的貿易商，為經商方便而全家從臺北新莊遷往神戶。在神戶出生長大的他，在《半路上》一書陳述自己童年時期在神戶上學的日子。陳舜臣自己也在神戶出版了長篇推理小說《枯草之根》，而獲得江戶川亂步獎。

二戰結束後，華僑逐漸回到神戶，重建華人的居住聚落。在戰後的重建中，台灣僑民佔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例如，昭和二十八年，重建在戰火中受到嚴重破壞的關帝廟時所需要的關帝像，就是台灣華僑從台灣運來；在每年一度的神戶祭中，台灣友好的華僑團體也會前來參與。[10]

若是要問，神戶在近代日本形成的角色是什麼？或許正如陳舜臣在五十年前，神戶港開港一百週年時曾寫道的一般：神戶作為開化尖兵的角色己經結束了。不過，我們在這城市中，仍可以看到到歷史沉澱出的紋路與底蘊。[11]

[1] 「神戸港の歴史」http://www.kobeport150.jp/port/history.html

[2] 高橋昌明，〈平清盛の対中国外交と大輪田泊〉，《海港都市研究》2（神戶，2007），27-39。

[3] 吳宏明、高橋晋一編編《南京町與神戶華僑》（京都 : 松籟社 2015）。

[4] 陳來幸〈海外中華總商會的社會功能與其網絡作用〉收入李培德編《近代中國的商會網絡及社會功能》（香港 : 香港大學出版社 2009）148-149。

[5] 《新修神戶市史：歷史編 IV 近代．現代》頁 330-331

[6] 《新修神戶市史：歷史編 IV 近代．現代》頁 348

[7] 〈事變下に於ける神戶の華僑と本邦在留華僑の現勢〉《神戶商工會議所所報》5,28--48

[8] 《新修神戶市史：歷史編IV 近代．現代》頁 722-724

[9]日華實業協會編，《民國實業團來訪紀錄》(東京：日華實業協會，1926)，

[10] 「神戶祭典台灣團隊攜三太子喔熊遊行吸睛」 

[11] 「現在の神戶の性格を、ひとことで言えと要求されえると、私は考えこんでしまう。開化の尖兵としての神戶の役割は、もう終つた。いくら伝統がないといつても、開港一世紀たつている。歷史の沈澱物が、この町にも溜つているはずでい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