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及漢字書寫系統傳入中國周邊國家後,就像在靜止的湖面上擲入石塊,入水後漣漪不斷。
即使這些週邊國家偶有傳說中的文字──如日本的神代文字,但從語言學的角度而言,該文字系統與古日語的音節數量無法一致,很可能是後代所創製。即便它真的存在,文字系統也並未整製及普及。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漢字就成了中國周邊仿效參考的文字系統。
「吏讀」便是這樣一個例子,是在朝鮮半島上出現、近於越南喃字的書寫方式。吏讀以漢字表記朝鮮語,自朝鮮的三國時代──即高句麗、百濟、新羅三國足立之際便已出現。朝鮮語和漢語的音節結構不同,文法語序也有所異,以漢字表記勢必會遇上許多困難。
首先是漢字意義上的問題──假設我們的母語是朝鮮語,我們語言中原本的詞語音節結構長得與漢語不一樣、我們文法上會變格、使用助詞,例如平常使用的助詞 il、ttan等等,我們要以眾人都可識讀的方式表記。
於是,朝鮮人用兩種方式安排,一種是使用漢字的音──意即把漢字當成純表音文字使用,如同現代華語音譯的方式,如方才的il 就以音近的「乙」表記、ttan 就用「段」來寫;另一種是借用漢字的「義」,例如否定語尾即使用「不」字表示。朝鮮語語序及漢語不同,所以這樣的否定語尾,在閱讀時並不會造成混淆。
當時的朝鮮三國,語言間雖有不同,但除了百濟尚未明確外,高句麗與新羅都有出土自5至6世紀、相當早期的吏讀記載。
這些早期的記載,主要是一些石碑上的銘文。銘文出土當時,曾被認為是純漢文書寫,比如成立於五世紀、高句麗的廣開土大王碑。然而,銘文中有許多詞語,在語序及陳述方式上,並不符合當時的漢語。因此,人們推估碑文融合了許多高句麗語的語言要素。
這些早期吏讀的作者,很可能認為自己是純漢文書寫,然而由於受到母語影響,又摻雜了許多高句麗語的句構及表現方式。
經過了數百年的發展,朝鮮人加入了許多自己的語言,有時以漢字音、有時以漢字義表現。直至15世紀,吏讀已發展出許多朝鮮語轉寫的共識,文人們也時常翻譯漢文文獻為吏讀文,如以下這段經典的吏讀例即為其一:
蠶段陽物是乎等用良水氣乙厭却桑葉叱分喫破爲遣飲水不冬
(譯:蠶為陽物,厭惡水氣,因而食而不飲)
這段文字出自《養蠶經驗撮要》,成立於1415年,是根據元代繆啓愉所著《農桑輯要》所翻譯而成。
此句雖全以漢字表示,但當中混雜了許多朝鮮語的語言要素,例如「段」就表示方才的助詞ttan(딴;現代朝鮮語는),「是乎等用良」、「乙」、「叱分」、「為遣」、「不冬」等都是朝鮮語。除了使用漢字音外,上述的「是乎等用良」及「不冬」等也使用了漢字的「是乎」及否定的意義於其中。
吏讀在朝鮮半島上的歷史,直至15世紀都相當輝煌。當時朝鮮半島上的政權,在書寫官文書時,常使用這種吏讀體寫作。也因此稱為「官吏」的「讀法」,在民間也可見一些吏讀記載。後來,吏讀也發展出近似規範的語體,因此當時的朝鮮半島上,有教導吏讀的書籍。之後隨著使用時間長,也開始出現文白分離。
李氏朝鮮時期,朝鮮文字(「諺文」)(按:即今天韓國街頭常見之文字)出現,吏讀開始動搖。當時的官方文書開始以規範漢文書寫,而朝鮮語的書寫則使用諺文,吏讀的重要性愈趨下降。
16世紀時,朝鮮人所使用的文字系統與社會階層息息相關,最上層的官僚體系──兩班──使用「純正」的漢文,中層的「中人」使用吏讀,當時處於下層的民眾、孩童女子則不一定識字。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也難怪當使用吏讀的中人所寫的吏讀文雖然數量增多、但文體上與漢文愈來愈相似了。
除吏讀外,口訣和鄉札也是古朝鮮語的表記方式之一。口訣是朝鮮人讀漢文時,因文法差異過大,為方便了解所發展出的漢文識讀法;而鄉札則類似民間歌謠記錄。
廣義上,口訣和鄉札也是吏讀的一種,即基於漢字文字系統上所發展的朝鮮語表記方式。這樣的發展其實並不陌生,因為日本的平假名、片假名,也有著雷同的軌跡。回頭看漢字後來形聲字大量出現的發展史,對於人類的認知而言,隨著語彙急遽增加,文字的表音化似是無法避免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