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和的獨立運動人士採取務實漸進的手法，由於事實證明與當局直接對抗效果不彰，他們開始有系統地提升人民的經濟和文化水準，扶植未來的領袖。
受惠於「文化政治」而得以發行的韓文報刊雜誌在這方面發揮關鍵作用，雖然出版刊物必須很謹慎，不能得罪政府當局，但是他們仍然成為文化復興重要的媒介，讓作家能夠發表文章，頌揚國家的傳統與昔日成就，同時關注當前社會議題。報紙也教授韓字，成為提高農村識字率的重要工具。
許多致力於改善社會的組織也藉由這些媒體宣傳，包括募款成立大學，以及希望吸引創業家的「朝鮮物產獎勵運動」，基本上就是鼓勵購買韓貨。不過由於內鬥、貪腐與激進獨立運動人士的攻擊，兩者都沒有成功。左派人士更是大力反對，因為他們認為商業是帝國主義壓迫的工具。
由於意見過度分歧，獨立運動分裂為兩大陣營，最終分裂成兩個對立的國家。左派雖然零散，但是他們頑強抵抗，使之更能與愛國的理想連結。這也是後殖民時期左派在韓國有這麼大吸引力的原因。
此時，大蕭條摧毀日本經濟，導致軍國主義崛起，開始在東亞實行激進侵略策略，一開始是 1931 年入侵滿洲。人口成長、耕地有限的壓力無法透過移民紓解，讓日本有了往中國擴張的動力。
由於該區已經有不少韓國人，韓人因此相當關注滿洲的情勢，以及日本為了扶植傀儡政權所建立的滿洲國。滿洲地區幅員遼闊，擁有大量尚待開發的資源，日本政府將之與韓國連結，在亞洲推行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計畫。
軍方邀請日本企業家，也就是「財閥」，開發滿洲的天然資源，打造工業基地。1940 年代曾在滿洲加入日本軍隊的朴正熙，就是把這個政策作為韓國戰後經濟發展模式的藍圖。
1935 年，學童和公務員每天早晨都必須朝東方遙拜日本天皇。
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文化政治」隨之落幕，也進入韓國現代歷史最苦難的篇章，一直到 1953 年打完韓戰，簽署停戰協議才真正結束。今天的韓國人提到日本殖民時期的暴行，主要是指這個階段，日本政府動員他們的祖父母支援戰事，首先是對中國，後來是在東亞和太平洋與西方列強作戰。
日本進入全面戰爭狀態，在新任總督、前陸軍大臣南次郎的統治下，韓國人必須完全配合支援戰事，並接受強制同化。大規模動員導致數百萬韓國勞工必須離鄉背井，韓國文化進一步遭到消滅，也摧毀溫和的獨立運動。
強制同化是為了抹殺韓國人的民族意識，把他們變成效忠的皇民。一開始是命令韓人參拜日本神社，此舉導致日本政府與有影響力的基督教團體發生衝突，數千名拒絕參拜的牧師和信徒遭到逮捕、折磨。1942 年，所有外國傳教士都被驅逐出境。
學校課堂禁用韓語；1940 年，螺絲進一步拴緊，韓文報紙《朝鮮日報》和《東亞日報》停刊。
最令韓國人無法接受的命令在 1940 年頒布，殖民政府規定所有韓國人都要改用日式名字。韓人在派出所和區公所外面排隊，註冊新的日本名。許多人呆若木雞、無法置信，有些老年人困惑不解，一心只想抗拒，便拒絕選擇姓名，只能接受別人替他們決定的名字。
對這些族譜能夠追溯好幾世紀，生命最重要的意義在於傳承血統的人來說，這是至極的屈辱。幾世代以來，就算再貧窮的父親，只要不是奴隸階層，都至少能夠把自己的姓氏傳承給孩子，現在他們連這件事也被奪走。有些人戴上黑色臂章，註冊新名之後，立刻到祖先墳前祭拜。父母乞求困惑的孩子諒解，下一代在父母悲痛的嚴峻考驗中發現自己的民族意識。
作家理查．金（Richard E. Kim）在小說裡，描述一名小男孩和父親排隊，等待註冊他們的新姓氏岩本：
外面依然排著長長的人龍，大家都垂頭喪氣，搓揉耳朵和臉，在雪地上跺腳。我的父親停在台階上，摟著我的肩膀說：「你看。」
害怕、困惑、寒冷的我，抬頭看他的眼睛，看到他眼眶含淚，低聲說：「好好看一下這個景象，牢牢記住，永遠不要忘記這一天。」
在這段時期，日本人以十個家庭為單位，把韓人組織成「鄰組」，目的是加強監視，並取得逐漸擴大的太平洋戰事所需的物資。
韓國成為日本在亞洲擴張的重要補給基地，殖民政府在朝鮮半島發展工業。尤其在北部，工廠林立，生產軍備、化學品、機械和燃料，儘管這些工廠帶來新的工作機會，但是勞工受到嚴格管控，導致他們在獨立後成為忿忿不平的無產階級。同時，由於糧食都必須充公作為部隊伙食，農家非常困苦，這是戰後政治動盪加劇的另一個原因。
1937 年至 1945 年間，36 萬韓人加入日軍，擔任士兵或是無軍職人員。不過在 1943 年之前，從軍的年輕人都是自願加入，隨著戰事持續，「志願」從軍的壓力才越來越大，因為許多人一開始不願回應。
不過，有趣的是，在這段期間，自願加入日軍的有 80 萬人，他們只收了 17000 人。日軍對韓國人的要求比日本人嚴格，因為他們懷疑韓國人的忠誠度，另外也擔心徵召大量韓國人為天皇而戰，他們很可能在戰後要求平等的待遇。從軍的條件之一是語言能力，只有大約 1/4 的韓國人會說流利的日語，所以很多人無法服役。
1944 年開始全面徵兵，日本政府表示有 13 萬 1955 名韓人因為參與戰事而死亡，其中包括東京靖國神社供奉的 21000 人，以及在廣島和長崎原子彈爆炸中喪生的大約 30000 名韓國人。
他們徵召更多人到韓國、日本、滿洲、庫頁島的彈藥廠、造船廠、礦場和建築工地工作，填補短缺的勞動力，動員的總人數估計為 400 萬到 782 萬人，[5]其中大約 75 萬人被送到日本，在礦場和其他與戰爭相關的行業工作。
到了 1944 年，一共有 400 萬名韓國人住在日本以及日本掌控的亞洲地區，相當於每 6 人當中就有一個。動員勞工的組織紛紛成立，由韓國同胞負責執行達成配額的骯髒工作，那些人也就是所謂的親日分子。
強迫勞動政策當中最惡名昭彰的行徑，是召集年輕女性到為日軍提供性服務的「慰安所」工作。日本政府決定使用這種制度，是由於 1937 年的南京大屠殺，日軍在中國城市大肆姦淫殺害，遭受強烈譴責。這種機構近似於二戰期間德國在歐洲占領區內設置的軍用妓院，也有其他目的，包括控制疾病、防止間諜滲透，並滿足軍人的需求。
第一間慰安所裡面全部是日本女子，不過東京外務省擔心這些在海外提供性服務的日籍婦女有損國家形象，開始從殖民地招募。許多女性受騙，以為自己是去工廠工作。如果是日本軍隊攻下的地區，招募的手法就更強勢。
許多慰安所設置在前線，慰安婦必須服務大批軍人，那些人認為釋放性欲能夠提升戰鬥表現。沒有明確的證據證實遭受奴役的女性數量，估計的數字從 8 萬到 20 萬人都有，其中超過一半是韓國人。不同慰安所對待女性的方式似乎不一樣，有些慰安婦患病後完全沒有得到治療，有些遭到處決。倖存下來的慰安婦往往隱姓埋名，含羞忍辱地生活。
30 年後，日本記者兼作家千田夏光挖掘出她們的故事，不過，直到 1990 年代初期，南韓的社運人士才說服部分倖存的年老慰安婦說出她們的悲慘故事，並開始對日本政府施壓，要他們承認、道歉並賠償尚在人世的慰安婦。向南韓政府登記的慰安婦大約有 238 人。
1995 年，日本政府首度公開道歉，但也表示 1965 年兩國關係正常化之後，他們已經賠償殖民統治期間所有受害者，只是韓國政府當時選擇把這筆錢投注於國家建設，而非支付給個人，意思是倖存者應該向自己的政府求償。
其他國家部分慰安婦接受道歉，也接受日本私人捐贈的賠償金，但是韓國人持續要求日本政府表達更多誠意，超出日本政府願意做到的程度。日方認為他們已經處理過這個問題，而且召集那些婦女的並非日軍，而是民間掮客，這種針對技術性細節爭辯的手法，只會使問題陷入渾沌不清的道德爭議。
另外，這個議題也不像社運人士宣稱的那麼簡單，花了 50 年才揭露就是很好的證明。令人尷尬的事實是，二十世紀初期到中期的韓國，這種侵犯人權的行徑十分常見，當時握有權力的韓國男性也許和日本人半斤八兩，不會認為慰安婦是特殊狀況。
而且大部分人口販子是韓國人，把那些人貼上「親日」和「人口販子」的標籤很容易，但這麼做只是避開複雜的核心問題。事實上，在某些必須達到配額的地區，許多女性如果不是被家人賣掉，也是受到家人鼓勵。
這個問題的棘手之處在於，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拿著二十一世紀的鏡子去照信奉法西斯主義、尚未民主化的敵人，也會映照出自己現代化之前的過去，這個例子便是如此，導致尋求真相的過程變得更複雜。
然而，我們無法否認，在現代韓國人心裡，這個事件最能彰顯出日本殖民統治的野蠻行徑。他們到今天都持續要求賠償，我每星期三都能聽見他們的聲音，就在首爾日本大使館前的慰安婦雕像旁，離我的辦公室不遠。這場抗議活動已經持續了 20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