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案：王震緒在 2015 年得到日本文壇的大獎「直木賞」，大家都稱之為「臺灣之光」，但大家知道第一個得到「直木賞」的臺裔作家是誰嗎？
是邱永漢，「財訊」雜誌的創辦人，矗立在中山北路和南京西路的大樓以他為名，永漢日語、永漢書局都是他留在大家心目中的印象，但大家忘記他是第一個得到直木賞的臺裔作家，而且寫作題材就是「二二八事件」。
為什邱永漢被文壇遺忘？因為政治、因為個人的認同，也因為大時代的悲歡離合。
感謝日本吉備國際大學的教授岡崎郁子允許，由《台灣文學—異端的系譜》中節錄出這篇文章。二二八事件不只是一場悲劇，邱永漢對於這場悲劇的書寫，也成為「戰後臺灣文學的原點」。
1972 年邱永漢回到臺灣，那時社會把他視為「財神」、「賺錢之神」的呼聲太高，臺灣人沒有機會機觸到邱永漢的作品，即使知道邱永漢的名字，卻把他作為作家的一面完全忘掉了。
邱永漢的臺灣意識
如果從邱永漢的人生看他的小說，他在日治時期進入臺北高等學校，當時是個文學青年，出入活躍於日本人作家西川滿的地方。
二次世界大戰時的昭和十七年七月，十九歲的邱永漢到了日本，進入東京大學經濟學部。他的小說〈濁水溪〉裡描寫著東大在學中的主角，應該就是邱永漢自己的化身。
當時他參加臺灣學生舉辦的讀書會、讀著毛澤東和魯迅的著作，苦惱著祖國中國同胞和日本軍在戰鬥，自己卻在日本幹甚麼？於是決心決心自己也要到大陸。然後就在同時，因為有人告密而被憲兵逮捕，受到一個星期的調查，懷疑他是「重慶方面的間諜」。嫌疑在調查後消失而被釋放。
離戰爭結束不到一個月的昭和二十年九月，邱永漢畢業於東大，也進入了研究所，但他得知能夠回到臺灣的船就要開了，興奮的搭上往臺灣的船，回到臺灣時是 1946 年的二月。
好不容易回到祖國的懷抱，從殖民地被解放，靠自己能夠建設新臺灣，邱永漢和他的朋友們都幹勁十足，但那期待馬上就背叛了他們，來自中國的國民黨政權踐踏了臺灣人民的良心和利益。不久發生二二八事件，很多臺灣人為國民黨所殺害。
工作於銀行的邱永漢由於向聯合國郵寄「為臺灣實施公民投票之請願書」，也就是由公民投票來決定臺灣是否該歸屬中華民國的信，感到自己的危險而亡命到香港。
這封請願書和二二八事件時在上海，後來轉到香港的廖文毅的臺灣獨立運動有關係，廖文毅是 1950 年到日本，56 年成立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就任總統，但 1965 年歸順國民黨的政治人物。邱永漢到日本後，也和廖文毅的獨立運動有著深厚關係。
同樣和邱永漢出身臺南，同為臺北高等學校的同班生，在東大也在一起（學部不同）的王育德，於 1960 年出版雜誌《臺灣青年》，開始和廖文毅走著不同的獨立運動，雖然邱永漢沒有直接參與，但對於運動的情況是一清二楚的。
獨立運動有不同的派系，邱永漢始終與廖文毅一派最有關係。
戰後歸臺在銀行工作的邱永漢給聯合國寄信，希望臺灣人民能夠公民投票決定歸屬，和廖文毅所主張的由臺灣住民自治的想法相同。邱永漢後來逃到香港，寄身的家就是廖文毅家。
到了日本之後，邱永漢也發表了相當多與獨立運動結合的評論，像是〈一個中國、一個臺灣〉、〈臺灣一定會獨立〉。邱永漢雖然逃離臺灣，在戰後的日本，卻執著著臺灣的這個主題，用日語不斷的寫著臺灣、臺灣人。
二二八與邱永漢的文學
〈濁水溪〉是描寫生於臺灣，曾為文學青年的主角林進入東大經濟學部後，對政治變得關心的過程，日本戰敗後，雖然歸臺，但不久爆發二二八事件，目睹很多臺灣人為國民黨軍隊所虐殺，決心要拋棄臺灣到走出臺灣的邱永漢的自傳性小說。
是通過一個青年的體驗，描寫出戰前、戰中、戰後的臺灣和日本的人們和社會的優秀作品，作為正式把二二八事件寫成文學作品的最初小說，非常值得關注。
〈香港〉則是對臺灣政府的絕望，亡命到香港的〈濁水溪〉中的林姓青年，離開政治，以老奸巨猾的香港人為對手，進入生意的世界，而且創辦事業的故事，這篇主角的作品也重疊著邱永漢。
〈偷渡者日記〉和〈檢察官〉兩篇是把生於殖民地臺灣的知識分子，歷經戰後的反政府運動和悲劇，以實在的人物為模特兒來描寫的，非常值得一讀。
其他，還有以戰後的臺灣為舞台，描寫因為日本戰敗而淪為賣春處境的日本女性〈敗戰妻〉；描寫因為戰爭連三個兒子命運都失去，獨自一人寂寞的活著的臺灣老人的〈故園〉；愛上因為戰爭進駐紅頭嶼（現在的蘭嶼）的日本兵之雅美族女郎，不知戰爭已經結束，而為了要尋找日本兵到新港，為臺灣的男人所騙而被賣到妓女戶的〈海的口紅〉。
能夠表現出邱永漢的思想和行動關係的小說，可以舉〈客死〉為例，1953 年的東京，七十二歲的謝老人（林獻堂）已經流亡三年，消息傳來只要歸順國民黨，就保證有省主席的位置。他麾下的臺獨運動家劉文成（廖文毅）和蔡志民（莊要傳）有不同的意見，蔡強烈反對，認為如果謝要回臺，代表的就是獨立運動的失敗，但謝老人卻想要回國。就在彼此將持不下的日子裡，蔡因為心臟麻痺而過世，噩耗傳到謝老人的耳中。林獻堂於 1956 年客死東京。
從這篇的題目客死來說，其中想要哀悼以往的同志，也就是和邱永漢同一天搭飛機從臺灣亡命到香港，後來在日本組織「臺灣獨立聯盟」，但因為急症猝死的莊要傳（因為莊要傳的死因未明，有一說他是被謀殺）而寫。
在戰後的臺灣，於殖民地時代長大的作家們，一下要從日語轉換為中文是不可能的，大多數人都不能不折筆了。只有邱永漢一人，不受國民黨的壓力，自由的以日語在日本發表強烈臺灣意識的作品。
然而，當時的日本進入高度經濟成長期，讀者的意識已經變化。曾為殖民地的臺灣政治變得怎樣，臺灣的人們成為政治的犧牲品也好，已經完全漠不關心，一點興趣都沒有了。當時的日本，沒有讓邱永漢得以生存的文學市場。雖然邱永漢逃離國民黨的壓迫，獲得自由，但和當時留在臺灣的作家一樣，只能選擇封筆。
然而，臺灣作家邱永漢在戰後臺灣文學所完成的角色，是無法忽視的，他的作品可以說是戰後臺灣文學的一個原點。
在戰後的臺灣，批評國民黨政權的國策和觸及二二八事件是禁忌，那在文學也是一樣的，批評國策、提倡共產主義思想、提到二二八事件，在文學世界也是不被允許的。稍微一寫，就會繫獄幾十年，或以叛亂罪處刑。
從臺灣經由香港到日本的邱永漢，把隨著日本戰敗來到臺灣的國民政府的腐敗和恐怖，以及二二八事件，在昭和三十年代已經寫了出來。想到在臺灣 1987 年戒嚴令解除後，好不容易一點一滴的消失的禁忌，即使當初這些作品是在日本發表的，也應該給予適當的評價。
不過，邱永漢的作品，由於在日本用日語發表，在臺灣卻被忘記了。在臺灣文學、臺灣作家之中，看不邱永漢之名。
邱永漢的改變
邱永漢後來逐漸脫離獨立運動，關心如何賺錢，而且，相較於寫小說，寫有關金錢和烹飪的書更具有暢銷性。邱永漢到了日本後，也不那麼熱衷於獨立運動了，比起賺不了錢的獨立運動，更加忙於賺錢。
(Source: by Solomon203, via Wikipedia)
廖文毅後來歸順國民黨政府，在 1965 年的五月。接著，邱永漢睽違了二十四年，重新踏上臺灣的土地。1971 年，臺灣的國民政府被趕出聯合國，而那年末，從國民黨黨中央，誘請邱永漢回臺。隔年邱永漢以被邀請的形式再回到臺灣，在臺灣大受歡迎，和政府的重要人物見了面。也有人把這件事說成是邱永漢向國民政府投降或歸順。
邱永漢的回臺，相較於二十四年前的 1948 年絕望於國民政府，出走臺灣時的信念和心情不是背道而馳嗎？之後，邱永漢頻繁的來往於日本和臺灣，在臺灣建設好多高樓大廈，創立工業區，聽說現在已經是當地五十家公司的所有人，而於 1979 年寫的小說〈女人的國籍〉裡，連下面的話都看得到了：
云云這一段，讓人無法想像那是把生命賭注於獨立運動的人物所說的，雖然他本人曾經賭上生命，後來的邱永漢，已經有不同的想法。
在台灣文學中「正統」與「異端」的概念向來都是存在的。
拘泥於某些觀念與標準來界定何為正統，何為異端，
是否會扼殺了台灣文學本來應有的面貌？
作者獨到、持平的見解，擴展了研究台灣文學的領域，提供了別具一格的遼闊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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