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走入湖南鄉間研究，還與當地婦女結拜，沒想到她們就是她尋找已久的女書傳人──人類學家的女書生命史探訪

田野研究是人類學最重要的工具

「女書版」梁祝很十八禁？！

女書，世界唯一的女性文字，神祕流傳數百年，直到 1982 年首度被發現。

「那時候我正在美國念書，興奮地請朋友帶一本女書來。打開一看，」劉斐玟笑著描述當時的心情：「哇！我的老天！」

《梁祝》的故事人人都聽過，但「女書版」《梁祝》想必沒幾人知道──裡頭描述祝英台洗澡的場景，畫面赤裸裸、用字單刀直入，內容非常十八禁！劉斐玟眼睛一亮，覺得太有意思了，這是過去從沒看過的文化觀點。

數百年來，女書默默流傳在中國湖南省江永縣，只有女子使用。她們彼此用女書吟唱訴苦、結交姊妹，寫在摺扇、繡在花帶，親密分享女人專用的創作符碼。

女書由婦女自己書寫，不是任何史家的紀錄，那我們是不是能從中看見婦女的觀點與聲音？

劉斐玟越研究越好奇。她收拾行囊、千里迢迢前往江永，尋找當時僅存的自然傳人陽煥宜老太太。自此，展開她的女書田野之旅。

女書被發現時已經瀕臨滅絕了嗎？為什麼這個文字會消失？

女書在 1980 年代意外被發現，當時學者尋遍江永一帶，只找到兩位會寫女書的自然傳人（沒有學校或教材，完全從社會活動傳承習得）：高銀仙、義年華。但當我要前往做田野研究時，這兩位老太太都過世了。還好，不久中國又發現一位自然傳人陽煥宜。

女書的存在與消失，其實都脫離不了時代性。舊時，女子不能上學，認不得漢字，她們只能以女書共享情誼、創作抒發，代代傳承。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女書被貼上「妖書」、「妖字」的標籤，文本大量銷毀；再後來，隨著女性識字率提升，女子也不再學女書了。

可以說，女書是珍貴的「文化遺產」，在它凋零的最後一刻終於被發現。

研究即將消逝的文化，要如何做田野調查？有遭遇困難嗎？

當時學界僅知陽煥宜會寫女書，我便以她為訪談對象。有次訪談，我問她有沒有結拜姊妹，她用方言回答：「媽愣。」（沒的意思）。不久我陪另一位學者去，問了一模一樣的問題，想不到她卻說有三位姊妹。

「啊？為什麼答案完全不同？」後來我才明白，那句方言可以表示「沒有」或「沒了」。當時天天有人登門採訪，她已經熟知「套路」，只要回答「有」大家就會再追問「姊妹在哪？」（但她們都過世了），陽煥宜索性一次回答兩個問題。

這個田野初體驗是一次震撼教育。一是語言隔閡的問題，另一方面也讓我重新思考：如果田野對象有了公式化反應，人類學家該怎麼找到未曾被看見的文化？

我決定另起爐灶，轉往很少人去的河淵村。

這是人類學家的田野挑戰：既要跨越各種差異「進入」異文化，但是又得「超越」當下的訪談。

聽說你的結拜姊妹是女書最後的自然傳人，好奇妙！你們怎麼相識結拜？

我住進河淵村一年做田野，一邊了解當地文化，一邊向村民學方言。當時村裡從來沒有外人，大家對我很好奇，婦女也常常來屋子唱女歌給我聽，其中一位是龍玉。何豔新懂方言又學過漢字，則熱心地當起翻譯。

我和何豔新、龍玉每天一塊聊天、唱歌，無話不談，非常投緣。有天她們說：我們三個結拜為姊妹吧！我便一口答應。

結拜姊妹時，你知道何豔新會女書嗎？

完全不知道！何豔新告訴我，她小時候跟外婆學過女書但早忘光了，我不疑有他。

後來我回美國寫論文，有天聽說湖南又發現了一位自然傳人名叫何豔新，簡直無法置信！「朝夕相處的結拜姊妹會女書，我竟然被蒙在鼓裡？」「她明明知道我在研究女書，為什麼不肯告訴我？！」

我內心盤旋著太多疑問，非常錯愕、不解，也很受傷，儘管重回江永幾次，始終鼓不起勇氣開口問她。

直到 2009 年我們約在北京聚會，那天，她才告訴我：「你來那時候，我日子過得很好，不想去回想那些傷心。」然後何豔新收起笑臉，很認真地說：

女書是很傷心的，你知道嗎？太傷心了！

為什麼女書被稱為「傷心的文字」？

江永婦女把生命中各種苦情，透過女歌、女書來抒發，包括自己的悲苦、其他女子的遭遇，每一則都是真實而血淚斑斑的故事。女書記錄了她們生命的悲傷與苦難。

認識何豔新很多年後，她說起一段故事。

她的外婆寫得一手好女書，常幫人代筆三朝書（陪嫁女書），寫著寫著就哭了起來，有次眼淚把整本書都浸溼了。小何豔新不懂，問外婆為什麼哭？外婆對她說：「哎，寫這些字就是苦的，受了很多苦才寫下來，一寫就掉淚。」

何豔新隱瞞會女書，讓我強烈感受到那種傷心。她的「不說」，其實更深刻「說」盡了女書的苦。婦女用女書訴可憐，「可憐」不是單純的名詞、形容詞，而是真正刻鑿在她們生命裡的悲苦。

這也是為什麼我投入田野二十多年。她們一輩子的生命情感，不是三言兩語的訪談就能說盡，人類學家必須一點一點挖掘、察覺、拼湊出那些生命情境。

女書這麼傷心，婦女為什麼要寫女書？女書對她們的意義是什麼？

佛家說：千年暗室，一燈即明。女書就像黑暗中的那一點微光，當一個女子傾訴的苦，讓另一個相同境遇的婦女產生了共鳴，那份共感就可能帶給她些許堅持的力量。

1993 年，我結束我的第一次江永田野，沒兩年，何豔新的丈夫住院。在醫院，生死只是一瞬，她想到老伴隨時會離世、家裡沒錢供孩子讀書，又再憶起自己一生孤苦，悲從中來，終於拿起紙筆寫女書。她一邊寫一邊掉淚，鄰床的家屬也跟著哭，何豔新說：

農村婦女就是這樣，別人難過我們就陪她掉淚，讓你知道自己不是孤單的。

這就是女書對她們的意義。當人生遇到苦難，她們藉著女書傾訴、悲嘆，說自己的苦，也說別人的苦，互相陪伴度過。能說出來就是好的。那些痛苦經過創作、釋放、被聆聽，會轉化成另一種情感能量。除了苦，還有自己掙扎走過的那份價值感。

女書提供了一個場域，讓這些婦女能在困境中找到生命力量，這是女書很珍貴的價值。

女書相較於漢字是很特殊的文字系統，為什麼你的研究反而很少談字體？

女書與漢字的對照已經有許多學者研究考據，女書的文字也大量被討論，但很少有人探討文本背後的故事和生命脈絡。

農村女子以女書「自訴可憐」，傾訴底層女性的飄零。她們透過女書宣洩、寄託，相互支持，女書不僅僅是文字系統，更是農村婦女的生命刻痕。對我來說，這些生命情境是最有價值、最有意義的部分。

以人類學方式做田野，把當地文化、婦女情感、生命史交融在一起，很不容易，但這是女書對我最大的意義。

二十多年了，我還在研究女書⋯⋯

1982 年至今，多數到江永採集女書的學者研究發表後便離開，劉斐玟卻幾乎每年都會重回田野場域。一度，何豔新擔憂地安慰她：「小劉，你是不是研究做不出來？你放心，我們是姊妹，我一定幫你！」讓她既感動又哭笑不得。

對她而言，女書凝結了無數婦女的一生，只有一點一滴不斷摸索，才可能拼築出那些濃稠的情感與生命史，而那正是女書的重量。

當女書因為時代需求，逐漸走向觀光化、藝術化，劉斐玟能理解，但也更希望傳統女書的價值，不因此而被掩蓋抹去。把傳統女書對傳統農村婦女的真正意義記錄下來，作為一種史觀，便是她的使命。談起研究歷程，劉斐玟說：

人類學家做田野是沒有結束的一天。這些婦女的生命仍在開展，我、她們對女書的體悟、感觸、意義也不斷不斷疊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