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為黨權、女權、教育權奮鬥的民國新女性──呂雲章（上）

呂雲章是民國新女性的代表人物，這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畢業的女學生，對於那個時代的政治風雲，幾乎無役不與：反對二十一條、五四運動（其著有《五四運動中的北京女學生》）、男女社交公開運動、收回青島運動、歡迎孫文北上運動、三．一八運動、五卅運動、北伐……處處都有她纖弱和剛毅的身影。[1]有兩次，她與死亡擦肩而過，死難者則是她朝夕相處的閨蜜，她就像魯迅所説的那樣，「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

第一次是 1926 年三一八慘案那天。

呂雲章的「準男友」周傳儒約她去北海拍照，拍照後又在東安市場吃飯，順便到一家師大同學開的照相館沖洗照片。這才發現照相館正在沖洗幾個小時前鐵獅子胡同段祺瑞執政府門口請願學生遭屠殺的照片，攝影者的相機被士兵摔壞，所幸膠捲沒有受損。

呂雲章發現，正在沖洗的照片中，有兩個死難女生楊德群、劉和珍是她的好友。她忍不住哭出聲來。她說：「今天我要去，也就被打死了。」周傳儒説：「你死了，我也陪你一起死。」當時，劉和珍是學生自治會主席，呂雲章也是自治會負責人之一，兩人感情很好。[2]

第二天，呂雲章到學校，一到禮堂就看到兩具死屍停在裡面，殷紅的血跡透滿衣服。平日的劉和珍是個美麗活潑的姑娘，現在變成一具面目發青的女屍。劉和珍的未婚夫也來了，哭了一會，就偷偷看四周的女同學。「本來大家都很沉痛，叫他一來，把我們弄得可笑了。」後來，女生們議論，「和珍幸虧是死了，不然也不會幸福！」[3]從這個細節可以看出，那個時代的女大學生，精神上多麽獨立，對心猿意馬的男性多麽鄙夷！

第二次是 1927 年 4 月 28 日，張作霖軍政府審判並處決李大釗等 20 人，其中就有呂雲章在國民黨北京市黨部的上級路友於及同事張挹蘭。路友於時任國民黨市黨部執委，兼商民部部長，是惟一實地負責北方黨務整理的國民黨人。[4]張挹蘭則是「眾多革命化的湖南婦女中的一員」，逃離婚姻的桎梏，到北京求學，先入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再入北京大學，又加入中山主義實踐社，與呂雲章一起編輯刊物《婦女之友》。1927 年初，她接替南下的呂雲章在婦女部的秘書工作，卻與李大釗一起被捕並死難。[5]

此前數月，北伐軍打到江西時，呂雲章與幾位女同學一起赴南昌，投身女子教育。到上海轉江輪時，在街頭與路友於不期而遇。路友於對她説：「北伐已經打到漢口，北京正需要人，你怎麽可以出來呢？趕快跟我回北京吧。詳細辦法下午兩點到我旅館商量。」

當天下午，呂雲章僱了一輛人力車應約前去。結果，車夫走錯路，又在路上遇到扒手，偷走她的錢包。她下車猛追一陣，未能追上。路友於等她許久未等到，到她的旅館留下名片就離開了。經過這番折騰，呂雲章放棄了跟隨路友於回北京的計劃，與女伴繼續去南昌。

不久，呂雲章在武漢聽到李大釗、路友於以及接替她的婦女部秘書張挹蘭被絞死的噩耗。她心想：「假如晚一個月走或跟路友於北上，也一定跟着他們同時遇難，這是幸運還是不幸呢？」[6]

翠花胡同的左派，漢花園的右派，今雨軒的超然派

1893 年，呂雲章出生於江西南昌的一個富裕家庭，幼年喪父，哥哥是個敗家子。為了躲避哥哥安排的婚配，呂雲章隨同比她年長幾歲的姨媽到北京求學，先考入北京女子師範預科，後升入正科。1919 年畢業，任小學教員。

五四運動期間，北京各所學校都罷課示威，呂雲章和同學們常在天安門開會。有一次，學生們在城南公園開會，陸續到了幾千人，因為沒有講臺，臨時用竹竿搭起一個架子，學生聯合會的大旗飄揚在上。有位師大同學，不知怎樣就跳到高高的竹竿上宣布開會。學生們忙著向民眾發傳單，有一位便衣偵探從一個同學手中搶去傳單，呂雲章等三、四個同學圍住便衣，居然把傳單搶回來。有穿制服的警察氣勢洶洶地來了，呂雲章滔滔不絕地向他演講。[7]

五四以後，呂雲章考入國立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後改為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國文系。她聽了魯迅、周作人、馬幼漁、沈尹默、黎錦熙、錢玄同等名師的課。她熱愛新文學，特別是沈尹默講授的新詩，更難得的是魯迅、周作人兄弟經常批改她的習作。許廣平、劉和珍是她的同班同學。

同學隋廷梅等早已加入國民黨，她們發現呂雲章積極參與學運，覺得可以吸收她入黨。她們約她到中山公園今雨軒西餐館吃飯。飯後，國民黨負責人王樂平[8]單獨在一個房間跟她密談，要介紹她加入國民黨。呂雲章年輕氣盛，與之辯論兩個小時，意思是在黨外比黨內工作方便得多。最後還是被說服，從此正式入黨。那是 1924 年 11 月。[9]

1925 年，孫文到北京，與段祺瑞、張作霖等北洋巨頭商談合作事宜。呂雲章與許廣平一起被推舉為學生代表，冒雪到車站去迎接。不久，孫文病逝於北京，治喪時，呂雲章當招待員，與孫科、汪精衛等人一起守靈。

同年，在「女師大風潮」中，呂雲章、許廣平與魯迅接觸頻繁。從 1924 年至 1933 年，她與魯迅書信往達三十餘次，多次參加魯迅發起的飲宴活動。後來，魯迅與許廣平相戀，攜手離開北京遠赴廣州中山大學。呂雲章前往送行，並向魯迅贈送其處女作《漫雲》。

「女師大風潮」剛爆發，呂雲章顧及與校長楊蔭榆的師生之情，反對「倒楊」，為此與許廣平等關係破裂。楊蔭榆強硬打壓學生，開除多人，呂雲章改變態度，加入「倒楊」隊伍，與同學張平江負責運動中的交際活動。[10]

女師大全校學生三百人，盤踞學校鬧學潮的不過三十人。正如呂雲章所説，這二、三十個同學的後臺是八大學的聯合會、輿論界和國民黨，氣勢如虹。

有一次，她與學生代表去段祺瑞執政府請願，軍警包圍學校，政府僱幾十個老媽子，三個人拖一個同學，拖到汽車裡，送到附近的補習學校去暫時軟禁，再通知家長來領人。大多數時候，北洋政府對學生的處置手段頗為溫柔，不會像共產黨在天安門屠殺中那樣大開殺戒。漏網的同學憤而召開記者會，呂雲章到于右任公館搬救兵，國民黨元老鄒魯、李石曾、吳稚暉等都很幫忙。[11]

在驅趕楊蔭榆運動中，國民黨分為左右兩派，在翠花胡同入黨的是左派，漢花園入黨的是右派。呂雲章是在今雨軒入黨的，對左右之爭採取超然態度。有一天，同學張平江帶她到漢花園負責人江紹模那裡去。江紹模說：「聽說楊蔭榆要帶軍警到學校去，你們要鼓勵同學往前衝，製造慘案。」呂雲章反對說：「造血案固然可以把事情擴大，但是死亡的同學也不得不顧及。」這是她與左派最早的分岐。

敏感的知識分子在 1920 年代初期可以感覺得到：五四新文化運動逐漸走入絕境，「中國青年的精神才力，似乎已改變了方向，已從文化的轉入到政治的」。在黨派林立，競相角逐的環境裡，擁有動員能力與人力資源的教育界，很難置身事外。學生運動的政治化，使學生成為各種政治勢力和團體拉攏和利用的對象。[12]

女師大風潮就是典型案例：校長楊蔭榆及教育總長章士釗並非十惡不赦的壞人，只是思想守舊、處置不當，卻被激進學生以及學生背後的政黨力量欲除之而後快，雙方勢同水火，失去了談判和妥協的可能。

從呂雲章揭示的「翠花胡同」和「漢花園」的左右對立即可看出，1924 年以後，學運政治化日益明顯，知識分子對政治運動愈為積極。在群眾運動當中，一方面是國民黨的左右兩派、共產黨，以及尚不為一般人所注意的青年黨人，合力對付北洋軍閥，目標直指段執政；另一方面國民黨右派暗中聯絡青年黨人，以對付中共和國民黨左派。這種黨派複雜的合縱連橫關係，顯然不是青年學生所能直接體會的事。[13]

國民黨和共產黨竭力吸收優秀學生為其所用。共產黨製定詳細的學運政策，用從蘇聯那裡得到的金錢操縱學運；國民黨亦越發激進，呂雲章提及的黨部負責人鼓動學生製造「慘案」，不惜以學生生命代價達成其政治目標，此細節說明，國民黨比鎮壓學生運動的北洋政府更壞。「過去主導學生運動的學生組織，已由政黨所取代，過去隱藏在學生運動背後的政治力量，現在已成為『看得見』的手了。」[14]

呂雲章的這段經歷表明，五四之後幾年，新興政黨挾其思想學說侵入學界，新舊道德的營壘遂完全打破，學界與政界難脫關係，學潮政潮互為激盪，有心人慨歎説，從此「學校成為黨部，學生變做工具，讀書求學遂成為反革命」，造成中國教育界的悲運。政黨為求發展，視學生為政治可運用的資源，乃滲入學界，操縱學生組織，影響學生活動，學生運動變成「運動學生」。[15]

[1]散木：《學人周傳儒和其前妻呂雲章的故事》，《書屋》雜誌，2017年3期。

[2]呂雲章：《呂雲章回憶錄》，台北：龍文出版社，1990年版。

[3]呂雲章：《呂雲章回憶錄》。

[4]丁惟汾編：《山東革命黨史稿》，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中華民國史事紀要：中華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一至六月份》，台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1977年版，頁824。

[5]李木蘭（Louise Edwrds）：《性別、政治與民主：近代中國的婦女參政》，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頁194-195。

[6]呂雲章：《呂雲章回憶錄》。

[7]呂雲章：《呂雲章回憶錄》。

[8]王樂平（一八八四-一九三零）：山東人，早年加入同盟會，參與辛亥革命。入民國後，幾度當選參議員，創辦齊魯通訊社及平民學會。一九二二年，參加共產國際會議。一九二四年，參加國民黨一大。一九二六年，當選國民黨第一屆候補中央執行委員。一九二九年，加入國民黨改組派。一九三零年，在上海被刺殺。

[9]呂雲章：《呂雲章回憶錄》。

[10]散木：《學人周傳儒和其前妻呂雲章的故事》。

[11]呂雲章：《呂雲章回憶錄》。

[12]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民國八年至十八年》，頁230-231。

[13]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民國八年至十八年》，頁245。

[14]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民國八年至十八年》，頁245-246。

[15]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民國八年至十八年》，頁24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