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為黨權、女權、教育權奮鬥的民國新女性──呂雲章（中）

原來共產黨比軍閥更壞

1926 年，呂雲章從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畢業，留校任職員，並任教於國民黨秘密組織的平民中學，又任國民黨北京市黨部婦女運動委員會委員，並在女師大組織婦女之友社，主編半月刊《婦女之友》。

張作霖入主北京、建立軍政府，北京的氛圍日漸壓抑沉悶。呂雲章的同學吳英在江西省吉安縣立女子中學做校長，邀其前去當教務主任。呂雲章到南昌時，南昌剛落入北伐軍手中，她的另一位同學李桂生做了省立女中校長，希望她留下來幫忙。李桂生是共產黨人，勸其加入共產黨。呂雲章説「我已經加入國民黨，共產黨的書又沒有讀過，不能盲目參加」，就這樣拒絕了。

呂雲章與幾位同學約在她抵達南昌的第三天晚上相聚。未曾想到，第三天早上，老上級丁惟汾 [1]約她談話，要她去漢口為黨工作。呂雲章推遲説，已答應同學到中學任教。誰知，丁板起面孔來，慢條斯理地説：「一個黨員，只有黨的自由，沒有個人的自由。」呂入黨以來，第一次聽到上級這樣嚴厲地說話，丁是國民黨青年部和財務部兩部的部長，她只好乖乖服從。[2]

丁惟汾給呂雲章一枚青年部的徽章，説只要拿出徽章，從南昌到九江乘車都不買票。可見國民黨勢力之大，黨員享有巨大特權，剛剛奪取權力，便無視市場經濟之原則，儼然是佔山為王之匪幫。呂雲章到九江，再轉火輪去漢口，與丁惟汾、何香凝[3]同乘一艘船。

到漢口之後，呂雲章擔任漢口婦女協會秘書。她發現，漢口政權操縱在共產黨手中，重要幹部的太太都是婦女協會成員，所以女權高於一切，哪位先生欺騙了太太，馬上就戴着紙糊的高帽子遊街。共產黨群眾運動的重要骨幹是婦女，整個運作模式跟她先前在北平宣傳的三民主義不同。漢口婦女協會由蔡暢[4]、鄧穎超[5]領導，她們叫呂雲章寫反對蔣介石的宣言。

呂雲章對國民黨高層的分裂沒有太深認識，但知道反對蔣介石就是反對國民黨，就說自己只會記錄不會做宣言。她對國共之間的緊張關係感到困惑，去找丁惟汾詢問，誰知丁已不堪共產黨的壓力，躲進了醫院。[6]

武漢名義上是國民政府首都、國民黨左派的天下，實權卻掌控在共產黨及其後臺老闆蘇聯手中。共產黨在武漢發動極端的工人運動，讓整個城市陷入恐怖氛圍之中。

1926 年，北伐軍抵達武漢時，全市只有 17 個工人團體。1927 年 1 月，工人團體增加到 274 個，會員增加到 30 多萬人。從 1926 年 10 月到次年四月，發生 300 多次罷工，平均每天一次半。工會不經政府同意逮捕資本家、店主和商人。這些激烈措施，使武漢經濟惡化，工廠商店倒閉，政府稅收驟減，財政陷入絕境。[7]

呂雲章不願在婦女協會受氣，想找其他工作做，但在武漢找工作必先加入共產黨。有一段時間，她只好流浪街頭，餓了買點大餅油條站在馬路邊充飢，嚐到了沒有家的流浪人的滋味。

不過，她回憶説：「那時覺得很有趣的，那種生活也很別緻。有時晚上就到漢口青年會，秘密相聚檢討黨的工作，互相交換情報，覺得和在北平軍閥手下秘密工作無異，其實在共產黨勢力下危險性更大，天天會有國民黨的人失蹤。」[8]

張作霖時代北京的黨務工作很難做，青年革命者常在東交民巷蘇聯使館開會。便衣偵探不認識他們，他們卻認識便衣偵探。後來，婦女部開會時，左右兩派常吵架，作為「逍遙派」的呂雲章不常去開會。而在武漢，共產黨的氣燄一天比一天高，蘇聯除了派鮑羅廷外，不斷派視察團來，「國民黨同志失蹤的一天比一天多，只要在會場關於反對國民黨的提案不發言，第二天便失蹤」。

此時，國民黨中央組織部主任秘書吳宜昌來信叫呂雲章去南京工作。南京的國民黨中央黨部已成立，很需要人手，要她馬上啓程。呂雲章去訂船票，只有小貨輪鳳浦，還買不到船票，找到茶房，用高價買到本是茶房休息的三等艙。上了船，她發現船上沒有落腳的空隙，連煙囪附近都擺滿人。那是五月，船艙中悶熱得像蒸籠一樣，她就到甲板上去透氣。

兩個鐘頭後，忽然有人喊「著火了」，大家一片慌亂，原來是四等艙中的棉花著火了。船慢慢靠岸，很快船身就傾斜了。有一艘小帆船來搭救，呂雲章急中生智，找出一條圍巾，繞在桅桿上，俯首一望有一丈多高，就用幼時打鞦韆的本領，溜到旁邊的小帆船上。[9]這番身手，宛如演義小說中的女俠。

當呂雲章九死一生回到武漢，婦女協會秘書對她冷若冰霜，可見不同派系的人員之間，已宛如仇讎。她再次買船票去南京。船到南京附近，正好遇到北伐軍和孫傳芳的軍隊隔江交戰。船到江心，大砲的聲音轟轟地傳到船上來，船上的人分不清哪邊是北伐軍、哪邊是孫傳芳的軍隊。同行的四人冒險下船，在下關僱馬車入城。晚上，李超英同志來，交給她們十塊錢，說是羅家倫分給各同志的。

次日，呂雲章找到吳宜昌，吳對她説，本來要發表她做上海市黨部婦女部部長，但因她的船誤期，就發表了張平江。吳問她，是到上海去屈就秘書，還是在南京等其他職務。此前，呂雲章收到男朋友周傳儒的信，説他已到上海，就決定去上海做婦女部秘書，亦可與周相聚。[10]

「男同志對男女平等總是忽視，是國民黨失敗的主因」

從 1927 年回溯中國婦女運動的歷史，第一階段是婦女參與辛亥革命，第二階段是婦女參加五四運動，而 1924 至 1925 年的國民會議期間是第三個重要階段。[11]北伐及南京政府的建立，意味著婦女運動進入前途未卜的第四階段。

呂雲章到上海時，清黨剛剛完成，很多跟隨共產黨的婦女運動人士成為刀下亡魂。對「激進」婦女對屠殺在國民黨控制的省份內進行，學者萊斯利·柯林斯（Leslie Collins）指出：「在 1927 年有超過一千多名婦女領導人被國民黨右翼殺害；她們中的許多人並不是共產黨員，而且只是活躍的婦女運動參與者而已。」那些婦女在砍頭前被割掉乳房的事情曾有過報道。對婦女政治領導人身體性器官的羞辱性破壞，是要表明這些婦女已經失去貞潔。[12]支持此類殘暴行為的，仍然是儒家男權中心主義的觀念。

1927 年之後，女權運動失去了政治後盾，「因為在 1920 年代沒有一個政黨願意全面地再次攻擊對婦女的父權控制」。[13]國民黨本身就是一個父權色彩濃厚的政黨。不過，儘管來自黨的最高領導人的支持在減少，婦女運動仍繼續進行。

在蔣介石的軍隊進入上海以後，22 名婦女與上海的國民黨第二路軍討論新政治秩序中動員婦女的重要性。她們於 5 月 28 日建立婦女運動委員會。婦女運動委員會在捍衛工人權利的問題上保持沉默，主要提倡提高婦女的教育和知識，鼓勵婦女經濟獨立，消除賣淫和納妾惡習。

不僅在上海，此後陸續在各地建立的婦女協會大都被納入國民黨體系，上海特別市婦女協會的宣言寫道：「本會由（國民）黨直接領導。」在這些協會中，婦女與共產黨保持距離，她們在國民黨的總體框架中維持中產階級的立場。[14]

呂雲章是上海市婦女協會主要創建者之一，她沒有結過婚，也沒有經驗，費了許多事，才把婦女協會成立起來。她的上級是老同學張江平，張的丈夫黃惠平做了市黨部秘書。黃是當年的學運領袖之一，衝擊北洋政府外交總長官邸時，被警察打破頭，是同學心目中的英雄。在學運中併肩作戰之後，張、黃二人結合在一起。如今，老同學今非昔比，「住洋房，又有市黨部的汽車，很神氣很熱情」。從抗議者到掌權者，生活狀況立即有天壤之別。

張江平忙著幫丈夫處理黨部的事情，將婦女部的工作全部交給呂雲章負責。呂雲章先調查上海婦女部的女同志究竟有多少，發現名單上沒有幾個，便先擴充人馬。上海有八個區黨部，她建議每個區黨部都要有婦女部，且最少有一個女同志負責。

第二步是調查女工，共調查五萬多名女工，為她們成立女工補習夜校，「並非教導她們知識，而是灌輸她們三民主義革命思想」，然後向廠方爭取福利。她已注意到男女平等問題，有些受丈夫虐待的婦女來找婦女部，她指定兩個幹事幫她們調查和解，實在沒有辦法就協助起訴。為了保護女性權利，她登了一天報尋求律師幫忙，立即有 20 幾個律師上門來做義務律師。有時每天要解決 20 幾起婚姻案件，忙得不得了。[15]

第三件工作是創辦刊物《革命的婦女》。

呂雲章自己寫稿，還四處約人寫稿。有一天，她在街上偶遇老同學許廣平，許廣平恰好跟魯迅一起剛從廣東到了上海。第二天，呂雲章按照許廣平留的地址去探望，發現他們住的地方很簡陋，一個房間，兩個床鋪，「她和魯迅的感情到了什麽程度，我也不問她，她也不說明。我倆在學校裡同桌四年，向來打啞謎」。她知道許廣平文筆好，就約許撰稿，從此雜誌又多了一個寫稿的人。[16]

不久，國民黨召開第三次黨代會，在 300 多人當中，呂雲章是極少數的女性黨代表之一。當時，「新文化運動時期在邁向更自由和更個人主義的社會過程中取得的進展隨著國民黨實現國家統一戛然而止。為了在國家層面上實現性別平等，被恐嚇住的和數量上急劇減少的婦女活動家們必須與一個提倡儒家和諧與家庭價值、懷疑直率而激進婦女的政府打交道。對於女權主義活動家來說，要在剛剛取得統一的中華民國繼續她們的活動，就必須採取一條謹慎的路線。1927 年的白色恐怖迫使婦女活動家們謹慎地選擇她們的政治立場。」[17]

呂雲章是極少直言不諱的婦女運動家之一。她對主席團的一份教育案提出批評，提案中有「養成博大慈祥的母性」的段落，她認為這是將女性視為賢妻良母的舊思想。

她的反對言辭極為鋒利：「妻應當賢夫也應當賢，妻應當良夫也應當良，應當做到男女平等的教育。」她甚至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批評此提案「違背總理遺教」。她一開口便滔滔不絕，每個人發言限定在五分鐘內，主持會議的朱家驊按鈴三次，才讓她結束發言。這份提案出自戴季陶的手筆，經過這一場批評，戴氏感到顏面無存，居然大哭一場。

1928 年 3 月，呂雲章已懷孕的身體漸漸笨重起來。國民黨黨部從寧漢分裂後第一次開展「總登記」工作，向全國派一百多個黨務指導委員，女同志只有三個，呂是其中之一，她被分配到浙江。本來她要推辭，但看到女同志本來就屈指可數，便勉為其難就職。

在生產前夕，她奔赴南京中央黨部宣誓。老領導丁惟汾發表講話，她在臺下懷孕反應強烈，一直在擔心嘔吐了怎麽辦。儀式結束後，段錫朋[18]請客吃飯，大家打趣她是大腹便便的花木蘭。

剛回上海，已到臨產時刻，呂雲章幾乎是在車上生下「龍兒」。母親給她的一百元住院費，丈夫周傳儒居然拿去買書——這樣不負責任的丈夫，讓她頗為傷心。

生產後不到三個星期，呂雲章行動不便，黨部的同志將她抬上汽車，去杭州就職。車進站時候，很多記者和群眾列隊歡迎。她害怕新聞記者寫她抱著孩子的任職，「匆忙將孩子摔到照顧她們母子的友人孔太太懷裡，跑下車去和群眾打招呼，誰也沒有發現她帶著一個剛出生的嬰孩」。一個「摔」字，道盡意識形態化的職業女性身上母愛的淡薄乃至缺失。

浙江省黨部指導委員有何應欽等九人，位高權重。呂雲章每天只知道工作，和各同志都合得來，朋友一天比一天多。[19]

黨部舉行紀念五卅運動的群眾大會，呂雲章在風雨裡對群眾演講，不顧雨水打在臉上，大聲疾呼。她發現，聽眾中不少是裹腳的、行動困難的女性，民國建立十七年了，卻還沒有完全廢除裹腳的惡習，中國的事情，真像魯迅所説，在鐵屋子裡開一扇窗戶，亦難於上青天。

呂雲章是一個死心眼的人，雖然住家離黨部不到五分鐘的路，但每天八點進辦公室，再也不出黨部大門。孩子龍兒是她自己餵乳，每三點鐘一次，但中間不能回家，只能由外婆餵一次奶粉。因為乳汁多，她常常穿一件暑涼綢的背心，乳水有時順著背心往下流，把整個褲腰干了一層濕了一層，黏黏的一大片，但她從沒回家一次。[20]

兩年後，呂雲章結束浙江的工作，先回南京，再回北平。「在此兩年中，自南昌到武漢，由武漢到上海，由上海到浙江，又經南京回到北京。這時，北伐成功，黨務已公開，有許多共患難的老朋友，重新相聚，有另一種喜悅，在秘密工作時，各同志的心情是緊張的但不恐懼，在這時外表上雖各都喜悅，在精神上各都鬆懈了。」[21]

她的說法是含蓄的，她已發現「權力讓人腐敗，絕對的權力讓人絕對的腐敗」的真相，對黨務工作深感失望，放棄升遷的機會，回到教育界服務。

[1]丁惟汾（1874-1954）：山東人，國民黨元老。民國建立之後，當選為眾議院議員，參與國民黨黨綱、總章的草擬。曾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監察院副院長。

[2]呂雲章：《呂雲章回憶錄》。

[3]何香凝（1878-1972）：廣東人，國民黨元老，廖仲愷之遺孀，婦女運動先驅，嶺南畫派畫家。蔣介石清黨之後，淡出政壇。1948 年，與反對蔣介石的國民黨左派成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並投靠中共政權，曾任中國婦聯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等職。

[4]蔡暢（1900-1990）：湖南人，中共婦女運動活動家，蔡和森的妹妹、李富春的妻子。1925 年自莫斯科回國，任中共兩廣區委婦委副書記、國民黨中央婦女運動講習所教務主任。她是參加紅軍「長征」的少數女性之一。中共建政後任全國婦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職。

[5]鄧穎超（1904-1992）：河南人，中共婦女運動活動家，周恩來的妻子。早年參與學生運動和婦女運動。晚年是鄧小平時代遙控政局的「八大元老」之一，支持鄧小平血腥鎮壓天安門學生運動。

[6]呂雲章：《呂雲章回憶錄》。

[7]武漢工會的武裝糾察隊使用暴力手段，執行罷工紀律。他們不顧交通斷絕，任意檢查火車輪船，更不顧法律程序，隨意逮捕、審問和關押市民。工人因為很容易達到罷工目的，缺乏自我克制，忘記罷工所提條件必須合情合理，薪水要求一加再加，工時則要求一減再減。假日包括工會的紀念日六天，國民黨的紀念日十一天，共產黨的紀念日七天——列寧忌日、馬克思生日、巴黎公社紀念日等。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台北，聯經出版公司，頁188-189。

[8]呂雲章：《呂雲章回憶錄》。

[9]呂雲章：《呂雲章回憶錄》。

[10]呂雲章：《呂雲章回憶錄》。

[11]李木蘭：《性別、政治與民主：近代中國的婦女參政》，頁 183。

[12]李木蘭：《性別、政治與民主：近代中國的婦女參政》，頁 194。

[13]李木蘭：《性別、政治與民主：近代中國的婦女參政》，頁 195。

[14]李木蘭：《性別、政治與民主：近代中國的婦女參政》，頁 196。

[15]呂雲章：《呂雲章回憶錄》。

[16]呂雲章：《呂雲章回憶錄》。

[17]李木蘭：《性別、政治與民主：近代中國的婦女參政》，頁 197-198。

[18]段錫朋（1896-1948）：江西人，「五四運動」時北大的學生領袖、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首任主席。北伐期間，曾任職於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國民黨清黨委員會委員，後任教育部次長、國民黨中常委。

[19]呂雲章：《呂雲章回憶錄》。

[20]呂雲章：《呂雲章回憶錄》。

[21]呂雲章：《呂雲章回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