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馬戛爾尼的膝蓋之下：英國貿易野心與天朝秩序的交鋒

當今的我們身處高度全球化的世界，國與國之間的互動頻繁、經濟發展緊密相連。對社會經濟活動深深鑲嵌在全球貿易網絡的臺灣來說，爭取參與國際交流是在世界體系生存的必要法則。
 

然而，在 18 世紀時，「全球」的概念尚未普遍確立，當時有一起著名的外交事件，凸顯東、西方對貿易及外交關係截然不同的理解。
 

1792 年 9 月 26 日，英國任命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以祝賀乾隆 80 大壽的名義，率團出使中國。此行目的在於打開中國的貿易市場、解決貿易紛爭，並與清廷建立外交關係。
 

詳細的協商事項包含：請求加設廣州之外的貿易點；允許英商在某小島居住、存貨和停泊船隻，並允許自由來往廣州；明確訂定並公開應繳的稅額，不另加徵收；更期望兩國能互派大使常駐倫敦與北京。
 

1793 年 6 月 19 日，經歷近 10 個月風塵僕僕的航程，約六百人的使節團終於靠岸廣州，隨後一路北上，於 8 月抵達北京。團員包括天文學家、藝術家、醫生等，他們帶了上百箱裝有望遠鏡、地球儀、前膛槍、炮艦模型等最新科技儀器作為禮物，期待向清廷展示英國的文明與進步。
 

然而，在正式會面前，雙方卻因是否行三跪九叩之禮而產生嫌隙，究竟馬戛爾尼該跪？還是不跪？成為眾人議論的焦點。
 

根據黃一農院士研究，在雙方讓步下，馬戛爾尼在 9 月 14 日這天呈遞國書的環節，以單膝下跪之禮，親手將國書交給乾隆皇帝，並由使節團展示贈送的禮物。然而，返回北京的馬戛爾尼從此吃了閉門羹，最終在 10 月初收到「與天朝禮制不合」的敕書，請求協商的事項遭全數駁回，宣告首次外交會面以失敗收場。

回顧這場跨越歐亞大陸的會晤，不僅是兩大文明一次歷史性交會，更深藏英國政經勢力向全球擴張的企圖。

大英帝國面臨的嚴峻挑戰

18 世紀的英國適逢快速蛻變時期，工商業的蓬勃發展、生產技術的創新引發了工業革命，讓英國的科技與經濟實力與日俱增，但同時也面臨了戰爭帶來的嚴峻挑戰。
 

擴及各大洲的七年戰爭（1756-63）最終由英國取得決定性勝利，雖然鞏固了海上霸主地位、擴大了印度殖民範圍，但也背負了龐大的戰爭開銷。為了緩解七年戰爭後的財政困境，英國對北美殖民地頒布了一系列稅收法令，進而引爆了北美獨立戰爭（1774-84），在耗費十年征戰後，英國還是失去了資產豐富的北美十三州殖民地。
 

陳正國統計，從 1739 至 1784 年，英國每年在大大小小的戰爭上平均花費 657 萬鎊，且費用逐年增加。而中國在當時約占英國出口值的 5-10%，對戰爭花費的挹注也等比例增加，自然成為英國積極叩關的對象。
 

下一個問題是，要透過什麼途徑使中國資源為英國所用？
 

依據英國對自身軍事實力的評估，以武力癱瘓中國沿海並非不可能，但當時的主政者重視貿易對帝國發展的長遠益處，更傾向與其認為的「富有國家」建立外交關係，藉由商業活動獲取最大利益。

派遣使節團與清廷協商，開啟更完整、大規模的經濟交流，遂成為 18 世紀末英國經營對中關係的優先選項。

帝國擴張的兩大後盾

為何英國會這麼看重商業與貿易的實踐？背後緣由得回溯至 17 世紀，當時的英國正處於帝國擴張的開端；在此時代背景下，兩個極具影響力的機構──英屬東印度公司、英格蘭銀行──應運而生。
 

成立於 1600 年的「英屬東印度公司」（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既是私人貿易公司，也是英國在印度殖民地的「準政府」。憑藉女王伊莉莎白一世授予的皇家特許狀，壟斷了英國與亞洲的貿易長達兩世紀。公司更將觸角伸入印度的統治階層，並在當地建立了專屬軍隊，最終成為英國殖民帝國的先鋒。

1694 年設立的「英格蘭銀行」（Bank of England）最初由私營方式成立，負責為政府提供金融服務，資助對抗法國的戰爭。如今則作為英國的中央銀行，維持國家貨幣與金融體系的穩定運作。剛成立的銀行也為英屬東印度公司加碼增資 77 萬 4 千鎊（相當於今天的 1 億 2 千萬鎊）。
 

這兩大機構與相應制度的崛起並非偶然，而是因應歐洲國際政治的需要，對英國的財政運作與對外政策影響深遠，也共同塑造了英國從國家到帝國的歷史軌跡。

英國史上首次出使中國

然而，海外貿易在提升獲利之前，必須先被開發打造。戰爭帶來的財政負擔，加上英國將海外事業重心移至印度，讓中國市場的開發迫在眉睫。英國政府其實不只一次嘗試出使中國，早在馬戛爾尼之前，卡斯卡特（Charles Cathcart）就曾在 1787 年奉命出使。
 

從首相與商務大臣給卡斯卡特的協商指示可知，英國對中國的商品與市場相當重視，例如他們有壟斷中國茶葉貿易的野心，也看好中國能作為印度農產品、手工品的廣大銷售市場。
 

此外，英國政府也關注英商在中國的合法待遇，期許中、英兩國的商人能夠各自接受母國法律的制裁，不再發生英商被迫接受中國連坐懲罰或處決等狀況。
 

對此，卡斯卡特的想法是，出使中國的目標是希望在清廷的保護下，擴大英、中之間的商貿往來。但英國政府應先立法約束海外商人的行為，讓清廷相信英國國王的子民可以受法律的管控。他更直言：「我們不是要去買中國宮廷的歡心特權，也不是要透過軍事力量的脅迫來獲得〔特權〕。」
 

由此可知，這是一次懷有法治精神與對等尊嚴理念的出使，可惜卡斯卡特在抵達中國前不幸染病身亡，未完的使命由馬戛爾尼在 5 年後接續執行。

自由貿易的啟蒙導師

卡斯卡特為何在談貿易之前，會這麼重視司法制度的落實？陳正國整理了卡斯卡特出使前的文獻後發覺，這與當時英國的政治經濟思潮有著密切關聯。
 

18 世紀末的英國，早已將商業視為國家發展的引擎，其中政治經濟學者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在 1776 年出版的《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廣受英國政界認可。

換言之，貿易的本質已不只是商品與金錢的交換，還關乎文化之間的交流與互惠。

亞當史密斯對商業與國際貿易的看法為：有效的司法制度與正義原則的實踐，是商業繁榮的前提。他也懷有貿易自由化思維，強調國際貿易應該讓它自然發展，不應特別鼓勵，也不應禁止。甚至主張，國與國之間的衝突與戰爭是事實，商業貿易是唯一能讓兩國和平交流的方法。
 

當時的國家掌權者將上述論點作為對外貿易與外交政策的指引，從一個小故事就能感受到亞當史密斯的重要性：
 

1787 年，也是卡斯卡特出使中國的同年，剛從商務大臣一職卸任的亨利當德斯（Henry Dundas）邀請亞當史密斯到倫敦共商國事。某天彼特首相（William Pitt the Younger）作東，宴請史密斯與倫敦政界人士，席間眾人齊向這位《國富論》的作者致敬道：「先生，我們都是您的學生。」
 

能讓首相以學生自稱，可見亞當史密斯倡導的自由貿易、促進國際交流，是當時英國的政經思想主流。事實上，不論是重商主義或自由主義，都將「貿易」視為國家強盛的基石。馬戛爾尼與卡斯卡特的出使，正是這類思想的實踐，展現了英國藉由貿易擴大其全球影響力的決心。

悲傷劇目的序曲

然而，馬戛爾尼的無功而返，以及 1816 年阿美士德（William Amherst）又因下跪禮節問題無法見到嘉慶皇帝，讓英國冀望的和平外交夢想破滅。對清廷來說，在歐洲如日中天的大英帝國似乎與邊疆的「朝貢者」無異。
 

究其原因得從上位者的觀點出發。馬戛爾尼造訪的中國正處於乾隆盛世，乾隆皇帝及其官僚體系仍滿懷優越感，自信地以為「天朝德威遠被，萬國來王，種種貴重之物，梯航畢集，無所不有。」
 

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想法，是因為長久以來，中國政權與周邊國家之間的關係是以「朝貢體制」維繫，各藩屬國會自動奉上奇珍異寶，皇帝需要的物品只需交代製辦即可。
 

乾隆皇帝雖然對西方的新興科技感到好奇，對英國提出的貿易方案卻不以為然，他認為中國已自給自足，引進外國商品沒有太大好處。就連他的兒子嘉慶皇帝也認為，允許外國人來華貿易，只是為了彰顯天朝的寬容，並非為了獲取財富。
 

此外，根據陳正國的觀察，在清廷 200 多年的歷史中，雖然透過征戰周遭國家逐步擴張領土，但其勢力範圍始終限縮於陸地，而且是以自身為中心來認識外界。這或許就是乾隆年間，太平洋的另一端爆發北美獨立戰爭時，中國對美國的誕生竟一無所知的原因。

英國追求的是透過『協商』創造的自由貿易世界，而清朝在外交上仍維持朝貢體制的傳統。

遣使來華策略失敗後，雙方外交與經貿關係日益惡化。廣州一帶的貿易糾紛越演越烈，直到 1840 年鴉片戰爭爆發，清朝開始被迫簽訂不平等條約，開出李鴻章口中「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東亞乃至世界政治版圖也為之丕變。
 

陳正國談到，許多史家將鴉片戰爭視為中國近代史的屈辱開端，在這樣的歷史圖像中，馬戛爾尼的使華彷彿這悲傷劇目的序曲。

馬戛爾尼故事的啟示

馬戛爾尼出使中國的故事，提供了一個理解 18 世紀世界局勢與思想史的切入點。陳正國將此歷史事件置於更廣闊的政治經濟背景下進行考察，揭示暗藏在事件背後的英國貿易體制與中國朝貢體制差異。
 

如今 21 世紀已走過四分之一，國際貿易已成為聯繫各國的關鍵樞紐，也是各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任何風吹草動都將牽一髮而動全身──當然，也包括長期透過貿易對內建構文化、對外經營國際關係的臺灣。
 

理解世界現況的形成脈絡，可以讓我們在面對複雜的國際局勢時，以更宏觀的視野來應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