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物園在戰爭時期成為提升戰爭道德的重要場所，是舉辦軍用或國家用動物的展覽、愛護與追悼的愛國活動之展演場，透過種種活動，宣揚在國家和軍隊的大背景下，人們與這些動物建立的友愛與親近關係，強調牠們對公領域與私領域的貢獻與重要性，藉此向一般社會大眾，尤其是家庭成員進行精神動員。利用動物來進行市民的精神教育並藉以指導兒童舉措，在一些城市動物園也有案例，而在臺灣戰爭時期的動物園，這種宣傳亦相當明顯。[1]
戰爭宣傳中強調的重點，可以日文「愛之絆」（愛の絆）一語含括。所謂「絆」（kizuna），在日文中常用來形容人與人或人與動物之間不能切割、相互依存的緊密聯結關係，而戰爭時期的宣傳則往往把「國家與戰爭」當成建立這種「愛之絆」的關鍵。
因此，在一篇談論軍用動物的文章中如此說道：
我皇軍在戰場上，人與人、人與動物、甚至動物與動物之間，都結成了強烈的愛之絆。
請注意其中「皇軍」與「戰場」兩個名詞極為重要，[2]許多戰時的宣傳，都是用「某某動物與軍隊」為題，強調這種動物在軍事上的功能，以及和士兵或一般人之間因此建立的親密關係，而這種跨越公私領域的人與動物的情感，在戰爭時期也被解釋成和家人之間的愛戀融合在一起，依此邏輯，人與人之間、動物與動物之間、人與動物之間，都因為對國家與軍隊的「奉公」，而緊緊地串聯成一體。
戰時後方的動物園，如何對戰士的家屬進行人與動物的「愛之絆」宣傳？
1942 年《臺灣日日新報》有一篇報導是有關動物園的戰爭宣傳很好的例子，以「象與軍隊」為題，用照片和文字描述一位母親帶著孩子到圓山動物園看象（亦即「マーちゃん」﹝Ma-chan﹞，戰後漢譯名「瑪小姐」）、騎象，想念在南方前線當兵的父親；一方面是兒童在後方的動物園騎象，另一方面是軍人父親在東南亞前線騎象，後方與前線兩處原本距離遙遠的場所，透過動物（象）的媒介拉近，把家族成員間溫暖的情感轉化為對戰爭與國家的熱情，強調象和「皇軍勇士」協力為「共榮圈」戰爭所作的貢獻，藉此一軟性的方式美化戰爭，而進行家族的精神動員。
象在二次大戰中被日本、英國軍隊在東南亞戰線中大量運用於叢林，令其築橋、搬運補給與彈藥錙重，[3]報導中描述象如何為軍隊架橋，以及在巡察叢林時發揮的功能。
天真的孩子在動物園裡問道：「哎，媽咪！究竟是之前報紙寫的英勇作戰的軍隊伯伯的象比較大，還是動物園裡這頭象比較大？爸爸在戰場要快點騎上大象喔……我也想騎看看大象！」並附上一張兒童在動物園裡騎象的照片，媽媽坐在小孩身後扶住他，以協助他高舉雙手呼喊「萬歲」。[4]
軍用動物相關活動的舉辦其實都有官方或軍方的授意，特別是中央的內務省與陸軍方面，常主持軍用動物宣傳展覽活動的組織工作。起初具名的主導者較偏地方層級，由動物園的主管機關，如市政單位社會課等規劃一般性的動物展示內容，1930 年代末期以後，隨著戰爭的腳步加快，改由軍部直接主導，動物園在動物宣傳上日漸退居配合的邊緣角色，1940 年後，軍用犬展覽甚至從市郊的圓山改至城中的新公園舉行。
如前段所述，軍馬、軍犬及軍鴿在動物園的宣傳活動，主要集中在 1930 年代之後的動物祭，亦即前文所提及的動物慰靈祭，此外的主要活動是展覽會、競技會，並包括軍用動物的訓練演出。
1934 年動物園配合狗年干支，舉辦兩天以狗為主題的展覽會，雖以增殖軍用犬為未來的期望，但展覽會中並未以軍用犬為唯一內容，也納入寵物犬、守衛犬、獵犬等，展期內每天舉行三次四十分鐘的表演，內容是狗的傳令、搜查、跳躍連續障礙物或高物障礙、爬牆登高、爬樹、爬梯、雙犬併擊等，都是利用狗擔任軍警工作時的項目，但還沒有顯出完全的軍事演習項目。
1936 年起，展覽主題改為「軍用犬」，由軍部提供十頭軍用犬參展，派出第一連隊軍犬班班長指揮軍犬訓練實演。[5]由軍方主導展示的目的，在於更彰顯犬的軍用性格，也加深公眾對戰爭與動物之間的印象。
日本的帝都動物園──上野動物園自 1930 年起，每年初依當年度的干支為主題舉行動物展覽會，首次展出的是馬，之後成為年度的傳統。當時日本帝國已將走入「十五年戰爭」，軍馬被日本陸軍稱為活武器，待遇比人還好，從馬開始舉行動物展，並不是一項偶然，十二年後，即 1942 年，干支展的主題明訂為「軍用馬展覽會」，可視為日本帝國將動物作為戰爭資源而加以宣傳愛護的例子。[6]
軍用犬的展覽情形亦同，[7]臺灣的動物園雖沒有依干支每年舉辦動物展，但曾於 1934 年及 1936 年，在軍部主導下舉行以軍犬為主的軍用動物展覽會。由動物園人員負責軍用動物宣傳教育，在上野動物園更為明顯，該園園長古賀忠雄於 1941 年應徵入伍，在陸軍獸醫學校的工作即為軍用犬與軍鴿的訓練宣傳以及教授軍用動物學。1940 年代戰時上野動物園發行供遊客遊園參考的地圖，也一直印著軍用動物的故事。[8]
戰後圓山動物園依然肩負政府精神動員場所的功能，在 1949 年「七七抗戰紀念日」時，曾由兵工署研究院主導展出各國新兵器及我國自製兵器，如「抗戰期間發揮莫大力量之中式七九型槍」，「以便本省人士研究」、「增進青年興趣」、「提倡社會教育」、「促進國防科學」。[9]
但就軍用動物而言，戰時相較於軍馬，日本帝國軍方對軍犬的飼養繁殖技術較不熟悉。[10]在當時「軍犬報國」的大纛下，臺北動物園也適時提供軍用犬繁殖培育技術的支援。除園內軍犬被送與朝鮮狼交配，進行混種測試外，[11]1935 年臺灣成立的軍用犬同好會中，動物園囑託勝浦輝便負責協助軍犬飼育等問題，他於 1930 年代擔任動物園獸醫兼主任，對各種動物的醫療實務經驗多過學理研究，並不能算是軍犬的專家，這項軍犬飼育的指導責任，純粹是因為戰爭時局動物園配合軍方的動員而擔負。
就實質成果看來，當時臺灣等熱帶地區在軍用犬的繁殖上成績並不特出，滿洲、朝鮮、青島等地才是當時日本主要軍犬種犬的產地，在軍犬繁殖、登錄、檢查、訓練、競技與展覽上，技術列為日本帝國前茅。[12]
除軍用動物的宣傳與業務支援，在 1940 年代戰爭方酣的時期，臺北動物園也承擔了日本帝國南方政策中，有關佔領地動物資源調查的任務。臺北動物園園長赤松稔於 1943 年到日本佔領區海南島調查一個月，回臺後受訪，以對孩子們談話的口吻談及海南島擁有豐富的「珍貴動物」，配合日本帝國戰爭時期南進政策，有意擴大對華南與南洋動物資源的運用。
他初步調查發現，海南島有很多日本內地及臺灣未曾見過的動物，認為其地理更接近於法屬印度支那（即今越南、高棉、寮國等），未來可以發展為日本飼養南方動物的地方，取代當時昭南（即今新加坡）的地位。
他也以臺北動物園園長的立場，表示希望能將海南島的珍貴動物帶回臺灣的動物園，給這裡的「好孩子」觀賞。[13]在戰爭時期，我們可以從臺灣殖民地的例子，看到帝國權力與動物園動物蒐藏之間的關係，臺灣動物園在動物調查等相關事務上，扮演了帝國先鋒的角色。
更是一部宏觀的自然史與生命史
以嶄新的視角探討人與動物生命的交錯
書中著眼臺灣歷史最悠久、規模最龐大的臺北圓山動物園，集中探討動物園在面對民間、國家、戰爭與環境變遷之際，呈現哪些不同的面貌；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又是如何被凝視、想像與操作。本書不僅是臺灣首部動物文化史，更是一部宏觀的自然史與生命史，透過爬梳動物與人類社會相遇的過程，進一步思考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之道。
[1] 城市動物園利用動物加強市民與兒童精神教育的例子，如 1914 年美國波士頓（Boston）動物園中大象的運用：象因為公共捐款而被購入，報刊報導將其形容為行為好、守規矩者，並安排牠在城市節慶中揮舞美國國旗，協助鼓動愛國情操。此外，人們觀看動物園大象所留下的回憶，往往呈現純真美好童年的鄉愁感，這種情緒類似一種旅遊紀念品（souvenir），也是形塑城市居民對市民與野生動物間關係看法的重要機會。Elizabeth Hanson, Animal attractions: nature on display in American zoo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59-70.
[2] 原文為日文，筆者酌予漢譯。宮本佐市，〈戰地に於ける 兵士と軍用動物（下） 特に臺灣の軍用犬に就いて〉，《臺灣日日新報》，1939 年 10 月 17 日，版三。
[3] 有關英國東方集團軍（後來的十四軍團）中，以詹姆斯．霍華德．威廉斯（James Howard Williams，即大象比爾﹝Elephant Bill﹞）為主所組成的大象軍團活動，可參見：Vicki C. Croke, Elephant Company: The Inspiring Story of an Unlikely Hero and the Animals Who Helped Him Save Lives in World War II,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4。該書從人與動物的關係著眼，以傳記的方式，描繪大象比爾自 1920 年代到 50 年代末後與大象的遭遇及活動，其中第三部分（頁205-290，第 21-26 章及終曲）尤以軍用象為主軸，有助於我們明暸英國皇家軍團中大象軍團如何組成及其所扮演的角色，作者特別突顯了人與動物的情感與歷史的關係。
[4] 〈動物園に偲ぶ 南方戰線の『象と兵隊』〉，《臺灣日日新報》，1942 年 2 月 26 日，版四。
[5] 〈犬の展覽會、圓山動物園で開く〉，《臺灣日日新報》，1934 年 6 月 1 日，夕刊版二。〈圓山動物園で 軍用犬の展覽會 軍部からも十頭出品〉，《臺灣日日新報》，1936 年 3 月 17 日，版九。
[6] 東京都編集，《上野動物園百年史（資料編）》，頁 666-667。
[7] 在戰爭如火如荼進行的期間，日本帝國內常舉辦軍用犬獻納儀式，1940 年代甚至曾發展出「犬貓不要論」，否定動物作為家庭成員的意義，完全以軍用犬為尊。諷刺的是 1944 年底，日本軍需省等軍方單位推動民間捐出犬貓，以讓軍方能運用其毛皮。Mayumi Itoh, Japanese Wartime Policy: The Silent Victims of World War Ⅱ(NY:Palgrave &Macmillan, 2010), Loc743, 750.
[8] 東京都編集，《上野動物園百年史》，頁 170 、184-185。古賀忠道在陸軍獸醫學校不久，即派往南方戰線，但曾因病在臺北住院兩個月。Mayumi Itoh, Japanese Wartime Zoo Policy, Loc696.
[9]〈七七抗戰紀念日 省會各界明日集會紀念 在臺北動物園展覽兵器〉，《民聲日報》，1949 年 7 月 6 日，版四。
[10] 日本陸軍自 1873 年就開始推動馬醫學，培訓馬醫生，結合源自中國、荷蘭與幕末等馬事獸醫學，與 1850 年代後傳來的西洋獸醫學，重構馬醫學教育，而馬學也一直和羊學、豚學及其他家畜學列為農學中獸醫的主要學習科目。篠永紫門，《日本獣医学教育史》（東京：文永堂，1972），頁 13-31。
[11] 〈春の動物園 朝鮮狼と獨逸軍用犬の 混血ツ子はどんな ものが生れるか〉，《臺灣日日新報》，1925 年 4 月 15 日，版七；〈春！動物園に訪れる 朝鮮狼には犬のお婿さん お嫁さんがなくて困る猩猩〉，《臺灣日日新報》，1934 年 2 月 18 日，版七。
[12]日本在軍用犬方面的技術是到 1920 年代末、30 年代才逐漸摸索改進，帝國內最早的牧羊犬俱樂部於 1928 年設立，1932 年成立帝國軍用犬協會，1937 年陸軍開始大量購買軍用犬，1940 年代開始試用秋田犬。在這種技術演進的過程中，1930 年代軍方派員參加展覽會擔任審查員時，許多相關獸醫部人員都對馬相當熟悉，但對狗的認識有限。今川勳，《犬の現代史》，頁 49。
[13]〈珍らしい動物 動物園のおぢさん海南島のお話〉，《臺灣日日新報》，1943 年 12 月 21 日，夕刊版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