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戰社會禁忌、觸碰道德底線：米洛・勞與他的極具爭議的劇場表演

什麼是禁忌？禁忌以何種方式存在於現代社會？

關於禁忌，我們總不敢隨意觸碰，瑞士導演米洛・勞（Milo Rau）說，真正的禁忌總是隱而不顯卻又無所不在，禁忌在我們面前如此巨大，但我們總是表現的似乎它不存在 。

放眼當代歐陸劇場，米洛・勞的作品屢屢引發爭議，挑戰當代社會視為禁忌的敏感議題，這樣大膽創新風格也讓他獲獎無數。他以及他所成立的「國際政治謀殺機構」（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Political Murder），透過劇場、電影、出版、展覽等多重媒介，探討重大的歷史、社會與政治議題，比如早期的作品《齊奧塞斯庫最後的日子》（Derniers jours de Ceaucescu，2009）講述羅馬尼亞總統的革命、審判與處決，《仇恨電台》（Hate Radio，2011）則處理盧安達種族屠殺的議題。

米洛・勞認為，身處一個媒體氾濫的社會，人們每天接受新聞傳播「刺激—反應」的制約，終致麻木。劇場創作者的工作，就像這個時代的考古學家，挖掘出人們不願意看到的真相，做出讓人們出其不意的事，喚醒我們的感官，強化道德與智性的敏感神經 。

 

他的演出常被歸類於「紀錄劇場」，除了內容取材自真實事件，他所挑選的演員，也和所要表達議題切身相關。首演於 2016 年，入圍今年柏林戲劇盛會的作品《五段小品》（Five Easy Pieces），便找來七個小孩演繹當時震驚比利時社會的馬克・杜特斯（Marc Dutroux）連環殺童案。

《五段小品》是米洛・勞受比利時 Campo 藝術中心委託的創作，該中心曾邀來許多知名導演與八到十三歲的小孩合作，排練一齣給大人看的戲。其中，米洛・勞選擇的題材不僅是最怪的，也是最危險的，因為杜特斯被視為罪惡的象徵、邪惡的代名詞，在比利時向來是個禁忌話題，更何況要讓小孩來演這個戀童癖的故事。況且，對大部分小孩來說，「杜特斯事件」就像一個傳說、一則遙遠的故事。

比利時是個多元文化、種族、語言的國家，當米洛・勞為《內戰》到布魯塞爾進行研究時，他發現因為缺乏認同基礎，「比利時人」這個概念幾乎不存在，「杜特斯事件」是他們少數的集體記憶與精神創傷，因為杜特斯，他們首度團結在一起，走上街頭發動抗議。如果深入細究杜特斯的成長背景，出生於比利時的殖民地剛果，在沙勒羅瓦（Charleroi）的廢礦開採區犯罪，正是一則西方殖民地和工業強國衰落的寓言。

米洛・勞從二百多個小孩中選出七位演員，與一名成人演員共同演出。長達六個月的排練，小孩在成人演員、家長與兒童心理學專家的陪同下，理解角色、發展台詞，並且實地訪問犯罪現場、葬禮、杜特斯的父親生活中的每一天；另一方面，劇情也展現了比利時歷史的全景，從剛果宣言獨立到「白色三月」的群眾示威。

演出由一場甄選與五段仿紀錄片形式的現場訪談構成，開場由成人演員扮演導演，引導七個小孩分別介紹自己，展現才藝，挑選自己想要扮演的角色，同時對他們提問：表演是什麼？你願意在舞台上親吻別人嗎？你殺害過任何東西嗎？你希望怎麼死去？

在接下來的五個段落中，小孩則分別飾演杜特斯的父親、受害者、受害者的家屬、調查案件的警察、比利時國王和協助剛果獨立建國的非洲政治家，從小孩的眼光思考扮演、善惡、生死。

米洛・勞的意圖並非重現這個故事，而是模糊扮演與真實的界線，重新對這個社會案件提出思考和討論。例如，第三段故事中，飾演受害者的小女孩不願意把衣服脫掉，導演從好言勸說到發怒命令，我們彷彿看到了杜特斯與受害少女的脅迫關係，與成人和兒童、導演和演員之間不對等的權力關係產生連結──米羅・勞藉此提出反思，在現實社會中，我們每個人都可能不經意居於加害者的位置。

《五段小品》劇名來自史特拉汶斯基寫給小朋友的鋼琴練習曲，是一套音樂教材，在此暗示著小孩在成長過程，他們的感受、行為、價值如何形塑而成？他們如何理解敘事、同情、失落、傷害、老年、失望或反叛的真正意義？當成人觀眾看到他們演出暴力、情愛場面時，我們如何反應？透過小孩扮演的這面鏡子，又如何反射出我們自身的恐懼、希望和禁忌？

相較於《五段小品》，2017 年的《索多瑪一百二十天》（Die 120 Tage von Sodom）更直接衝擊感官，挑戰觀眾的道德尺度。

此劇靈感來自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根據作家薩德（Marquis de Sade）小說改編的同名電影，情節描述四名法西斯主義者，綁架十多位年輕男女，將他們關在城堡之中，施行一連串的殘虐儀式，青少年受到性虐、羞辱、酷刑和屠殺，最終在暴力狂歡中致死。

 

故事結構引用但丁的《神曲》，分為「地獄之門」、「變態地獄」、「糞尿地獄」和「血的地獄」，內容充斥各種性愛場面和變態行徑，至今看來仍十分聳動大膽。

米洛・勞拆解並重新詮釋了帕索里尼的電影，將時空背景移植到現代，由蘇黎世劇院的演員飾演四位法西斯主義者，並由十一位來自赫拉劇院（Theater Hola） 的身心障礙演員，扮演被囚禁、施虐的青少年。

劇中企圖將殘疾人士與遭受法西斯政權迫害的人對比，在醫療技術進步的今日，胎兒若在產前診斷出殘疾，90% 的父母會選擇流產，所以說這群平均年齡二十歲的演員，其實是最後一代的殘疾人士──「怪異」的人消失了，這是否也是一種正常人的法西斯主義，然而誰能真正代替他們決定生命？

舞台上，一邊佈置著電影中的紅色天鵝絨房間，另一邊則是「最後的晚餐」的長桌、食物、燭台，中央矗立一個巨大的十字架。開場時，殘疾演員分食麵包，並用對嘴的方式說出：「你們拿著吃，這是我的身體。」接著又傳杯子飲用，說：「你們都喝這個，因為這是我的血，為多人流出來，使罪得赦。」

全劇結尾，經歷各種虐殺極刑後，倖存的最後一名殘疾演員被釘在十字架上，耶穌受難的意象貫穿始末，呼應「最後一人」的觀點。

演出再現電影中各種各種病態、骯髒、殘忍的橋段，像是屁股選美比賽，殘疾演員集體脫下褲子露出屁股，被選中的女演員光著屁股，對著觀眾扭腰擺臀；一對熱戀中的殘疾男女，全裸上演親吻、做愛的情慾戲碼；一個正常的男演員和一名殘疾男演員裸裎相見，互相愛撫。

全劇宛如走在鋼索上，一方面展演大量奇觀異事痲痹感官，剝除觀眾看待殘疾人士的同情、異樣眼光，正視他們的身體與慾望；另一方面不斷探觸底限，令人思索藝術的禁忌尺度——是否以藝術為名，就可免除道德檢視與批判？

米洛・勞曾在受訪時稱自己的工作方式為「殘酷劇場」（Theater of Cruelty），殘酷，意味著揭露現實表面，勇於面對禁忌。或許，這才是劇場最接近真實人生的時刻，也是這個時代，為何我們仍需要劇場的緣故。

2019 TIFA 米洛・勞《重述：街角的兇殺案》

演出時間｜4/5（五）14:30 & 19:30、4/6（六）14:30
演出地點｜國家戲劇院（臺北市中山南路 21-1 號）
演出票價｜600/900/1200/1600/2000/2500
購票連結►https://bit.ly/2W2hx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