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頭好痛！在日本時代，給小孩買個「好玩具」怎麼那麼難？

學校教你的事：動手做玩具，培養國民力

隨著孩子逐漸長大，他們也到了求學的年紀。在日本時代臺灣的公學校裡，會安排一門手工課，利用一些美術材料讓孩子自己動手做玩具。以手工課課本《公學校手工教授書》（1915 年）為例，教導孩童進行紙類、纖維類、竹類、木材類的加工製作的章節中，對「竹材加工」有這樣一段說明：

可以發現，公學校課程中特意安排竹材加工的操作練習，充滿對學生畢業之後為臺灣工業付出的期待。竹材製作的「物理性玩具」作為青少年們練習的素材之一，更是銜接學校課程與工業工作之間的代表性物件。

尤其是這個「物理性」，更是在日本時代的臺灣媽媽圈，被奉為聖旨，一本理科教師手冊《理科に關する研究》就認為：孩子有必要學習與物理科學有關的課程，這是因為人性與自然環境密切相關，了解物理科學就是培養孩子對人性的了解，就是了解人生的意涵，調和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

這樣對實用性的追求，同樣反映在臺灣的「實業教育」上。日本時代初期，總督府透過國語學校與公學校的課程、配合講習所制度，加入商業、手工、電信、鐵道等科目，讓臺灣人才培養朝向農業、工業、糖業、林業發展。

1919 年臺灣教育令頒布後，政府對職業教育更加重視，廣設工業、商業與農林學校，像是 1919 年 4 月的臺北工業學校、1921 年的臺中商業學校，與嘉義農業學校等，都是在這波教育改革浪潮下的產物；直到戰爭爆發，為了配合軍事相關產業人力的需求，更多的實業學校如雨後春筍般誕生。

可以說，臺灣學校教育與殖民母國的政策密切相關。那麼，作為教學一環的玩具，也就有他們各自的任務。舉例來說，理科教材的玩具「水鐵砲」，希望學生們了解「ぽンぷ（幫浦）」原理的同時，也能透過實作熟悉圓形竹子切割、鑽孔的技巧。

這樣想來，日本時代的臺灣教育是不是有點像是現在的「技能養成班」？主要依循著總督府對臺灣人才的期待，調整與規劃課程內容。

不僅要好玩，還要夠「鄉土」

以上種種資訊，已經夠讓媽媽們一個頭兩個大了，不過，日本時期的玩具標準可不只有如此！鳥居龍藏在 1925 年《臺灣日日新報》中是這麼說的：

換句話說，除了要修身養性和培養技能，玩具更是大人生活的縮影，也會因為生活環境的差異，反映出不同的材質、樣貌、色彩與遊戲方式。

無獨有偶，1931 年在雜誌《Molinoon》上，亭亭生寫了一篇〈鄉土玩具より見たる臺灣〉（從鄉土玩具來看臺灣）的文章，開頭就以鳥居龍藏的概念闡述臺灣玩具反映著臺灣的故事、地理環境以及藝術風格的傳承；另外，陳全永在 1937 年、立花壽在 1938 年也各自說到所謂臺灣的「鄉土玩具」，蘊藏著臺灣人常見的傳統故事、生活環境中人物與動物，以布類、木頭、竹子製成的玩具，更是從生活中取材的最佳示範。

簡單來說，屬於臺灣人的玩具就要反映出臺灣人的生活習慣、文化風俗。你可能會覺得「不過就是玩具，和臺灣風俗民情又有什麼關係？」這裡就要再稍稍回到日本統治之初，從日本對臺灣人的舊慣調查開始說起。

對初來乍到的日本人來說，臺灣原住民、漢人的習俗令他們大開眼界，許多祭祀和民俗活動都讓日本人一頭霧水，甚至認為這些是粗俗、未開化的舉動。為了確保在臺統治的長治久安，並且帶著啟迪臺灣人智識的目的，從 1900 年起，在兒玉源太郎與後藤新平的支持下，成立「臺灣慣習研究會」，隔年又以總督府名義設立「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負責調查及整理臺灣人與原住民的習慣與習俗。

這些調查成果，除了發表在定期出版的《臺灣慣習記事》這本「臺灣慣習研究會」所屬刊物外，也逐步將調查成果出版露出，就像 1903 年出版《臺灣私法與附錄參考書》、以及從 1913 年起逐步出版的《臨時臺灣就慣調查會報告書》、1921 年出版《臺灣番族慣習研究》等。

縱使在舊慣調查會解散後，學者們對臺灣民俗、鄉土文化的研究熱情並未減緩，繼續有人深入臺灣鄉土進行研究。

從亭亭生、陳全永、立花壽，再到萬造寺龍、宮山智淵、黃連發等人對玩具的看法，在這個臺灣風俗調查的脈絡中，也能找到一個屬於玩具的位置。

玩具愛好者立花壽在 1936 年時打造一期專屬臺灣鄉土玩具的刊物，搜羅臺灣的鄉土玩具，諸如布袋戲、魁儡戲、皮影戲、燈籠、于樂（陀螺）、竹節蛇等等，再請料治熊太（朝鳴）製作版畫，完成《版藝術》第 57 號「臺灣土俗玩具集」，陳列屬於臺灣的玩具。換句話說，這些鄉土、充滿人性、具有民族的與地方色彩的玩具標準，也反應了當時的臺灣社會對於孩子成長的期待與盼望。